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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名妓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女澡堂

民國時期北京第一家女澡堂,潤身女浴所,開設於1914年。它由曾是京城名妓的金秀卿一手張羅經營,逐漸發展成為京城中的一個女性時尚場所。潤身女浴所可謂開闢女性日常生活新空間的一個先鋒,而先鋒都是孤獨的,迎接它的是長達近三十年一枝獨秀的局面。直到1942年,由北京警察局主持,北京浴堂業才開始大規模地增建女澡堂。


但如果我們增設一個參照物,上海第一家公共女澡堂,潤身女浴所的孤獨就可以縮減為一個12年的時間差——既然北京第一家女澡堂開設於1914年,那麼上海當於1902年開設?


事實恰恰相反。「龍泉家庭女子浴室」,上海的第一家公共女「混堂」,開設於1926年。它位於浙江路龍園盆湯的二樓,堂內一切布置、設備與男浴堂相同,設有三個等級的房間,賬房、堂倌、擦背、扦腳匠均由女性擔任,擦背、扦腳、剪髮、洗衣等形成一條龍服務。與金秀卿創立潤身女浴所的機緣相呼應,創立者阿桂姐也曾是一位名妓,龍泉女子浴室最初的目標群體也局限於妓女群體。1927年,畫家潘玉良完成習作《裸女》,以上海公共浴室中的女子為素材,龍泉家庭女子浴室或曾為其提供了現實參照。

北京名妓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女澡堂《裸女》潘玉良作品


龍泉家庭女子浴室開設後的第八年,1935年,位於維爾蒙路(今普安路)的日新池三樓才開設了第二家女子公共浴室。單就兩地首家女浴室而論,相較風雲一時的潤身女浴所,龍泉女子浴室出現遲緩,且後勁兒不足。


乍看,這是一個讓人困惑的時間差。正如郁慕俠在《上海鱗爪》中所說:「上海灘上的風氣,色色都能爭先,惟有女浴室的開設,遠不如平津之盛。」為何在上海,這個近代化步伐早北京一程、新思潮的起興與物質文化的輸入均更為活躍的城市,第一家女澡堂卻姍姍來遲?


酒店影響混堂業

這是一個很細碎的小問題,卻並不易回答。一家女澡堂的出現比不上風雲人物的大事記,近代城市發展史中對普通女性——且不分階層——日常生活細緻肌理的詳細記錄寥寥,無力回應這類問題。所以,不妨轉向民間,沿著郁慕俠筆下的這類民間記錄尋找蛛絲馬跡:在《上海麟爪》中,郁慕俠提到1920年代後期,上海興起新的投資形式:開酒店,尤其是豪華大酒店。這種選擇成就了上海酒店業的黃金時期,其時,酒店接連平地而起,每每開幕,人群趨之若鶩,頭幾天的客房很快就會滿員。


北京名妓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女澡堂上海,民國時期的新民飯店


酒店,看似與女澡堂八竿打不到關聯,但卻能為解讀京滬兩地第一家女澡堂開設的時間差獨闢蹊徑--浴缸,這種不同於傳統浴池的現衛浴設施,連同沙發、電話等現代化設施被一體化地裝置在了酒店的房間里。對於能夠負擔得起酒店訂房費用的中上層女性,與其去一家公共女澡堂,她們更樂意選擇獨立的、時髦且乾淨整潔的酒店房間。


何況,於1926年開設的龍泉女子浴室和潤身女浴所面臨的同樣的問題,它們都有帶著包袱的出身:最早的一波客人都是妓女。這是一個很難被推翻的基調,金秀卿更是花費了一番周折才洗白。在上海,有如此強勁的對手,浴缸,在前,阿桂姐面臨的形勢便更加不利。郁慕俠也提供了一種支持:當時,上海商人總能敏銳地嗅到各種潛在的商機,不放過任何賺錢的機會,商業風氣也較開放。如果女澡堂在20世紀初期的上海確有發展空間,怎會僅僅只有一家龍泉女子浴室?


用酒店的浴缸解釋兩個中國城市中第一家公共女澡堂的時間差,難免有些太「以小見大」,但在當下對資料掌握有限的情形下,我願視之為一種可取的假設和推斷,拋磚引玉,供以對此有此題有興趣的各位參考。另外,一個乍看奇怪的時間差,從單線視角雖可立分前,但若把它拿來立體地搬弄一下,加入更多維度,劇情便有可能被反轉。這是一種乍看不合理的現象暗含的精彩。

精緻的審慎,與中庸的寬容


更進一步地,從兩地第一家女澡堂的開設及其後的發展入手,也可以解讀民國時期,兩個城市面對女性日常生活時尚時的不同姿態。


首先,在現代化進程,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的時尚領域中,上海的步伐顯然更快,且快而審慎。熟稔西化且對新潮事物持開放心態的上海,心中其實有一道涇渭分明的線。它不被西潮衝破,反倒因新文化的到來被強化;一些邊緣化的事物並未得以在新舊交接中趁勢逃脫,反而被持續地邊緣化或被強調,或被中上層更為徹底地遺棄掉了。女澡堂的案例可以說明,開放的上海存在一種精緻的審慎性情,而它又在一個受西潮影響強烈的語境中被進一步地強化了。這樣兩種強勢力量的合并,啟發我們重新解讀上海的開放與排外——此處的「外」非地域概念,而是在特定時代的價值評判、生活方式體系之外。走得更前的上海,給公共女澡堂這樣一個半新不舊的存在留出的發展空間並不多。或者說,公共女澡堂這種出身於本土傳統行業的新事物,儘管是新的,但面對當時上海的情勢,也難以算是時髦了。


而北京走得沒有那麼快。或許一個歷史厚重的地方有些尾大不掉,或是各方複雜的勢力在掣肘新事物的輻射。可是,膠著反而造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庸的寬容」,而女澡堂這種半新不舊的事物可以在這種寬容中尋找更多可能性。新舊膠著的矛盾之中孕育著動勢,並被金秀卿借了去。那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講述的潤身女浴所舊事:金秀卿得以在1914年潤身女浴所創立之後的十幾年內,潛心經營以成就它的巧妙轉型。當時的北京尚能默契地為之提供發展空間。轉至上海這座摩登之城,時機早已不再。


另外,在種種客觀條件的展差異之外,上海公眾對於時尚事象、意象及風潮的認識亦更加成熟。在各種時尚事物遍地開花之後,人們的眼球在審美疲勞後會越發挑剔與審慎;隨著時尚事象、概念逐步進入公眾的日常生活,人們難以再輕易為新奇、神秘所驅動,選擇更為理性。換言之,時尚的日常化反而弱化了它內在的某種動能,至少在上海,它不足以再助力於一例類似潤身女浴所那樣的精巧轉型。這個道理不難理解:試想,如果張愛玲也有個熱鬧的朋友圈,她就不足以成就一個傳奇——傳奇需要暗合著神秘感。

時尚在上海的日常化,一步步蠶食了它的神秘感和潛在的蒙蔽功能。人們對種種時尚事象與風潮的認識更快地進入了理性層面,並在1930年代進入了較為成熟的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何女澡堂在上海無法被經營為一個時尚場所,從而謀求更多發展空間。所謂成熟階段的表徵之一,是人們對於女性時尚意象的焦慮、恐懼--它們是一種反思,反思那些在時尚表象之下潛在的女性帶來的危險。當時的通俗流行作品對這一焦慮感有著生動的體現。


北京名妓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女澡堂張恨水《平滬通車》


張恨水在1935年創作的小說《平滬通車》講述了銀行家鬍子雲如何在平滬通車上邂逅摩登女郎柳絮春,並先失魂、後失財,最終落魄的經歷。平滬通車,是上海至北平首次特別快車,1933年11月1日開始運行,它是今日京滬高鐵的前身。伴隨現實中、小說里平滬通車這一現代化交通工具一同出現的,是男人從摩登女郎那裡落得的一身失意和焦慮。一如小說中的那一幕:胡一覺醒來,發現絮春早已不見,連同他的錢財一併消失地無影蹤。在繁華都市的站台上,他身無一物,望著匆忙來往人群中一個個相似的、摩登的女人面龐。從此類片段中讀出暗喻並不難,女性日常生活時尚是現代化進程中兼具光彩和韻味的一環,它與現代化進程中各領域物質層面的發展是相呼應的;然而,它又是較早引發社會焦慮與反思的一個領域。可見,社會留予女性日常生活時尚的空間,從那時到現在,都有局限性:一方面,空間的廣度、深度受限;另一方面,從時間上,好時候的確不多。


在北京,1914年,城市默許了金秀卿一個相對寬裕的時空去淡化潤身女浴所的出身,並探索更好的發展方向。但對於龍泉女子浴室,時勢吝嗇於給予同樣的幸運。對的時間成就對的事;好時光難以複製,歷史如是。(來源|第一讀者 作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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