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中日之間為何未能和解？

【編者按】「當一位孕婦眼睜睜看著胎兒從自己被剖開的肚子里取出，並被鬼子用刺刀挑在肩上，那一刻的歷史事實是真實的，她的仇恨也是真實的。在此背景下，後人有什麼資格談論『寬恕』與『歷史和解』？」近日，著名學者熊培雲在其新書《西風東土》中談到了中日和解的問題，在他看來，中日之間需要和解的是現實而非歷史。歷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篡改歷史。而現實仍在變化，吉凶難測，和解的價值在於它能讓我們逢凶化吉，不重蹈歷史的覆轍。以下為相關內容摘錄：

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本質上都是現實問題

和法德歷史性和解相比，中日無疑錯過了戰後的黃金時期。時至今日，雙方甚至進入了某種「和解疲勞」。歷史問題通常被理解為阻礙兩國和解的絆腳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擔心中國沒有解決「未來的問題」——中國崛起將會對日本構成威脅；而中國擔心日本沒有解決「過去的問題」——歷史問題不解決，軍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

但正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歸根到底都是當代史」，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從本質上說也都是現實問題。否則，我們將無法解釋20世紀80年代中日關係何以有過蜜月期。歷史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實，它無法改變，會改變的是當代人對歷史的詮釋與態度。而這些變化中的詮釋與態度，都是現實問題，而非歷史問題。如果我們不以法德和解為標準答案，80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說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間的「歷史和解」。

中國對日本戰犯比蘇聯寬宏大量得多

變化的不是歷史，而是現實。中日歷史問題的背後，更多是現實利益的糾葛。民族主義至今魅力不減，在於它能給人帶來某種心理上的安慰，並發泄心中的不滿。政客鼓吹國家處於危險之中，是為了獲取更多的權力。報紙在經營壓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轉，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論）類書籍，這些都不是難解的歷史問題，而是什麼生意最好做的經濟問題。

其實，對於「歷史遺留問題」，中國內部無論是兩岸之間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都需要達成某種和解。日本投降後，許多日本軍人都對中國人感恩戴德。一個日本戰犯，如果同時住過蘇聯的西伯利亞戰俘營和中國的撫順戰俘營，他就知道中國人有多麼寬宏大量了。這些歷史細節讓我看到中國人「禮外」時的「以德報怨」（這也是中日之間的和解基礎）。如果中國人在「法內」時也能夠「以德報怨」，至少不是「以怨報德」，中國內部的歷史進程與社會和解一定會好看很多吧。

《西風東土：兩個世界的挫折》，熊培雲 著，新星出版社，2016年3月

強調中日和解並不意味著原諒日本曾經的罪行

我喜歡金子美鈴的《積雪》一詩，並把它用在了扉頁上。人不能相互理解與同情，和各自所處的位置有關。幾個月來，我試圖從書本和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與喜怒哀樂。即使是和一位專做極右翼圖書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們也可以像熟人一樣交談，我理解他如何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

我要強調的是，儘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原諒了日本曾經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須知這個世界上有兩種恨：一種恨是有仇必報，另一種恨是明辨是非。我的屬於後一種。

在整理完這部旅日書稿後，我重新回到了中國人的歷史經驗。幾年間我先後與幾位中國學者受邀出訪日本，因為中國當下政治與社會存在著一些或重或輕的問題，有些學者對日本只有無節制的讚美，而對中國人的歷史情感與現實利益缺乏必要的同情。我不喜歡沾染這種一邊倒的傾向。為了平衡我在日本的美好記憶，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國和日本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我花了大概一周時間，在家裡逐頁閱讀了幾本有關抗戰時期江西各縣受害者的口述史。此前我一直在抗拒做這件事情——不是因為我對窺伺苦難和「人權色情」（human rights pornography）有所排斥，而是因為內心的某種不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曾經說過，遺忘就是把一個人殺兩次，而我擔心回憶與見證也會把一個人再殺一次。

抗日劇沒有言及當年日軍在華所犯罪惡的萬分之一

最後，我還是堅持讀完了整整兩千萬字的苦難史。那幾天，我與其說是在讀書，不如說是在口述者的帶領下參觀地獄。書中很多罪行是重複的，但也因此起到了很好的交叉驗證的效果。無數慘痛的事實再次向我表明，中國廣遭詬議的抗日劇不過是童話，它沒有言及當年日軍在華所犯罪惡的萬分之一。

所有口述者都談到了日本兵當年如何無惡不作：他們強姦婦女，逼迫兒子污辱母親，從孕婦肚子里剖出嬰兒穿在刺刀上遊行，從下體虐殺婦女，在農民的鐵鍋和米缸里大便，毫無徵兆地屠殺到村口迎接他們的人……最嚴重的是毒氣戰，為了在浙贛線兩邊搞無人區，一個幾百人的村莊會在幾年內死掉一半，有的村莊甚至只剩下幾個活人。

有村民這樣回憶當時的慘狀：

直到農曆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兵才退走。村民們回到村裡，可以看見東一具屍體、西一具屍體，有的沒有爛完，到處散發著惡臭。死雞、死豬也到處都是。不久，村裡開始流行怪病，就是「打擺子」、「三日陰」、拉膿血，全身時冷時熱，熱時跳進水裡還是熱，冷時太陽底下曬還是冷。那時還是夏天，幾床棉被蓋在身上還是全身發抖。同時全身潰爛，有的腿肚子爛得可以看見裡面白森森的骨頭。全村70戶400多人，死得只剩下100來人，全家都死光的就有七八家。我現在還記得，這其中就有發龍家、芋頭矮（土名）。死得最多的一家姓方，24口人死了20人，只剩下4人。那時候，村裡人到縣城橫路街買棺材，早上去，下午還去，一天要買好幾副。我們村死人都葬在黃泥埂，一天要埋好幾個，就像種芋頭一樣。

……

我們村裡有一口古井，叫王家井，據說有一千多年歷史了，村民都吃這口井裡的水。村裡人得病死了那麼多人，有人懷疑是不是井裡有毒，於是村民就抽乾井里的水，發現有兩個鐵箱，倒扣在井底，後來據人講，這就是日本侵略軍細菌部隊投在井裡的細菌桶。村民把水抽干，撒了石灰消毒，村民的怪病才逐步好轉。（口述人祝腮菊，女，1927年出生）

日軍實施毒氣戰的罪惡在東京審判中被一筆勾銷

南京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左二）在東京審判期間被押送的情景

曾經刻骨銘心的歷史漸漸被時代的洪流淹沒。我在書中看到一段回憶，說的是1970年高安縣建立了一個大屠殺紀念館，裡面收集了許多人證、物證，講述了日軍在當地的罪行。1974年縣革委會將這個館撤銷了，因為那時候中日關係已經正常化，要講「中日友好」了。兩個月前，我路過永修附近的星子縣，看到路邊有塊銘記大屠殺的「一見心寒」碑和一塊抗日英雄碑。它們完全被淹沒在雜草里，旁邊終日不絕的是採石場的轟鳴與漫天飛揚的灰塵。對比我在日本的一些村莊公墓里看到的仍算氣派的「鬼子碑」，這些抗日英雄與死難者的紀念碑真是讓我一見心寒了。

同樣，在我的老家永修曾經打過一場持續了幾個月的修河保衛戰。由於久攻不下，日軍最後在岡村寧次的指揮下投放了大量毒氣彈。我小時候，當地有不少人得了大腳病，據說就是因為沾染了毒氣所致。作為隨軍出征的「鬼子」，著名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在日記里記錄了日軍朝修河對岸發射「特種彈」的事實。然而那場殘酷的戰爭在他筆下也不過是「炮聲隆隆，迫擊炮搖曳著火尾在頭頂上交錯爆炸，把滿樹的杏子震落下來」。而日軍如何在修河邊 「驍勇」地屠殺國軍戰士，也很快成為了日本教科書與連環畫里的重要內容。

日軍實施毒氣戰的罪惡，在二戰結束後的東京審判中，因為美國人的「寬宏大量」被一筆勾銷。曾經在中國進行慘無人道的活體實驗的「關東軍細菌戰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等人，因為將活體實驗的全部資料提供給盟軍司令部，並跟美軍交易，而使全體「731」部隊免除了戰犯的追訴。

中日之間需要和解的是現實而不是歷史

引述上面的內容，不是要記住仇恨，而是要記住罪惡以及對罪惡的無力抵抗，要明辨是非。試問這樣的歷史需要「和解」嗎？當一位孕婦眼睜睜看著胎兒從自己被剖開的肚子里取出，並被鬼子用刺刀挑在肩上，那一刻的歷史事實是真實的，她的仇恨也是真實的。在此背景下，後人有什麼資格談論「寬恕」與「歷史和解」？對於那位婦女來說，仇恨不僅是她最後的權利，也是她生而為人的最後的尊嚴。

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現實，而不是歷史。歷史已經發生，歷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篡改歷史。現實仍在變化，吉凶難測，和解的價值在於它能讓我們逢凶化吉，不重蹈歷史的覆轍。尊重歷史，就不會忘記罪惡；尊重現實，就不會活在仇恨里。沒有誰能夠穿越到過去的戰場上殺敵，而過去的仇恨也不必穿越至今成為兩國繼續仇恨的理由。畢竟，今天的日本人和當年的日本鬼子完全是兩代人。佛經有所謂「菩薩畏因，凡夫畏果」，記住歷史上的罪惡就是記住一種價值觀，它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給未來種下善因。（編輯：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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