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隔代「臭老九」父親，一個農村文藝青年苦難的一生
這是一篇舊文。寫於兩年前的清明節前，我的父親剛去世時。
兩年來，我一直不願去回憶他，那個遙遠的老頭兒，記憶中實在沒有什麼像樣的畫面，除了早年間的父子對立，就是一貧如洗的日子，最後是癌戰的殘陽歲月。就像一部舊中國的苦難史，時刻提醒我，那割裂、恍惚、又備感遙遠的過去。
但是，我卻越來越多的回到那塊土地，撒上幾碗酒，對著土黃的墳冢，時而低語嘮叨，時而失聲嚎啕，之後，是寧靜，長久的寧靜，這是近10年來，我從父親那裡感受到的最大力量，無論工作如何變故、人生有何等波折，都坦然面對，心靜如水。
因為，我的父親，他的一生全是苦難，即便在癌症晚期，他都絲毫沒有畏懼，只有樂觀和堅定。
2014年3月17日19時，父親永遠離開了他的老伴和孩子們，與癌症抗爭了5年。當時，我和妻子正狂飆在榮烏高速，還是未能見他最後一面。
當夜守靈，用手機摁了一些父親的片段，「落筆」之時，才意識到父愛之重，和文字之輕，才意識到父親於我的影響之深。
生命和幾萬元
2009年5月，父親發現左肩已經長成拳頭大的包開始劇痛，醫院拍片顯示為腫瘤，我讓弟弟強行帶他來了北京，接到他的那一刻，父親哭了，他說並不怕死，但想到只剩母親一人就控制不已。
在積水潭醫院確診腎癌晚期，己經骨轉移，需要切除一腎一肩頰骨。父親堅決不同意手術，他列舉了村裡多個例子，都是術後或者確診半年就離開了，他說，不希望臨死之前還要挨兩刀。
這是一個複雜和煎熬的過程。一方面做著各項檢查，一方面進行著思想鬥爭，住院一月還是無法說服他，甚至決定次日辦手續回家，便請主治醫生張清做最後努力。
張主任和父親詳談了一下午。他告訴我，老人最擔心的還是高昂的手術費會「拖垮」我們，以及面對不可測的未來是否花的有所值。張主任承諾將兩台手術合并為一，至少能省幾萬塊，父親才首肯。
合一的結果是風險的加大和持續10餘個小時的手術。三天ICU後父親醒了過來。回到老家，每天，他都當最後一天過，他非常樂觀，病重期間，還常下地干農活，至少保持了3年半的生活質量還不錯。
2012年底，又轉移到頭部，兩次突發腦溢血幾度昏迷，經搶救都奇蹟般活了過來，他說，他先不能走，走了只剩母親一人，家就不是家了。
我以為，這一次，他依然會創造奇蹟，雖然5年來，常常想到他的離去。早一天，我剛剛從老家返京，3天未進食的他突然吃了兩個雞蛋、半碗粥，並讓我備感驚喜的是，他在卧床半年來，第一次認出了我。沒想到，這一天竟成了永別。
隔代父親
而關於父親可能會死的遐想在我童齡時就閃過，甚至一度成為影響我心理健康的嚴重問題。
我的父親名叫劉連瑞，生於1938年，於我是一個遙遠的年代，他長我39歲，從我記事起，他就是個「老頭」了，只有從家中玻璃相框里那幾張黑白一寸照片中，才能尋到父親中青年的影子。
每每家長會，看到比父親年輕近20歲的其他家長，那種隨時有可能都要撐起一個家的恐懼和擔當常使我心跳加快、血管膨脹數度。
有關父親「知天命」以前的經歷，我知之甚少，都是從父親和村裡老頭斷斷續續的講述中了解一二。
他原本是混公家事兒的，在岐口鎮教書。後歷經反右，又餓著肚子挺過三年自然災害，以為好日子來了，誰知1963年開始的「清政治、清經濟、 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運動又燃到了他的學校，戴著「黑五類」帽子走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間，父親辭去國辦教師職務，回鄉陪他的母親走完最後一程。父親兄弟三人，長兄大他18歲，二哥在天津，只有單身的他成為照顧母親的最佳人選。送走他的母親之後，一人窩在那三間半土房裡過活，二大娘後來跟我講，本是知識分子的父親也不怎麼會做飯，家徒四壁、又沒有父母，說不上媳婦來，一個地地道道的「臭老九」，可憐得很。
而「臭老九」於他再合適不過。古時臣民有十等，官、吏、僧、道、醫、工、匠、娼組成前八等，九等就是代表知識分子的儒，末等則是乞丐了。他在家族排行第九，人稱九爺、九叔，他的哥哥們都喊他老九，又是一個懂二兩知識的大齡青年少不得志遊盪在村，頗顯格格不入，自然有「臭」的道理。
是因為孝還是被批鬥而棄教從農，父親始終沒給出一個確定答案。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2010年左右，河北給民辦老師落實政策，無論工作多久都給相應補貼，但並無父親名錄，於是父親拖著癌症之身踏上了「正名之旅」，我本想偷偷辦張銀行卡假說補貼安慰他算了，發現實際上父親要的是為他曾經的人生正名，最後他找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同事、退休多年的教育局長，也翻出了當年檔案，屬於國辦教師，不在補貼之列，才作罷。
後來不知怎樣的際遇，他終於告別了單身，但對方身體病恙，沒多久就去了，也沒留下子嗣。之後父親在村裡當起了大隊會計，後又轉入鄉政府管農機、做秘書，接近不惑之年的他，借了一身條絨褲，才迎娶了小他8歲的媳婦、我的母親。
我的出生對父親來講是怎樣的心境，我絲毫不知，也未曾聽他言表，但6年後，弟弟的到來和多年後我為人父，才慢慢體會出父親對一個生命的期望和責任。那是1983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年，父親交了200元「超生罰款」，由村裡當年接生我的那位婆娘將弟弟拽到了這個世界上。
父親給這個小他45歲的嬰兒定名「鐵嬰」，鋼鐵般的孩子。作為家族「族長」，他未按字型大小給這個孩子取名，讓弟弟成為唯一一個和同輩兄弟不同字者，也足見父親老來再得子的喜悅和對這個生命的寵愛。
有了兩個兒子的父親，放棄鄉政府公職，下海了。小平的二次南巡講話改變了他的命運。辦海鮮罐頭廠，沒賺到銀子但讓全家大大改善了生活，飽嘗了各種魚蝦罐頭。搞麵粉廠，集體經濟的「摘紅帽子」運動讓他賠到赤貧。
苦力、營生和文藝青年
父親說，如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農民是最下等，如果把農民再分成三六九等，那咱們家還是最下等。這段話從小就深深的烙在了我心裡，他給出的出路是，當兵或者上學。我眼睛不好，求學似乎成為唯一跳龍門的可能。
記憶中，父親為我求學奔波主要有兩次。一是我八周歲那年，一籃子雞蛋換了上小學的機會；二是，1994年從鄉里初中畢業，在那個中專還比較火的年代，父親賣了兩袋子黃豆做盤纏去滄州一些學校遊說，換回的消息是，先走委培生，如果後有學生退學、轉學，可給我機會轉公招。
我清楚記得他回來的那個下午，兩鬢斑白的父親並未責怪兒子分數不夠，而是徵詢我的意見，對他來說，每年幾千元的委培費用是難以承受之重，而於我，以此卑微方式踏入學校系所不能受，又不甘輟學，就這樣，放棄中專上了黃驊中學。
臨近花甲之年，他將我送入大學，徹底歸田了。但他的擔子依然緊繃，因為還有剛上初中的弟弟。記得剛高考完的那個暑假，在黃驊西的一個工地上，父親和我成了最老和最小的苦工，用混凝土製成馬路牙子，每人每天30元，父親吃睡在工地，我則奔跑於黃驊市，晚上在夜市上和新疆人搭夥賣點小菜和啤酒，布來提（音）常常將客人剩下的肉串給我，我則分啤酒給他，那個夏天，我和那位與我年紀相仿的新疆小夥子混的不亦樂乎。
但身兼兩職沒有持續多日，實在吃不消，我就和父親一樣，專職在工地上做工，工友們都將最輕的活讓給我們父子，大概50天左右，我拿著父親和我用命換來的3000元錢踏入了河北大學。
父親（中）
我前二十年的記憶除了上學就是省錢和掙錢、掙錢和省錢，和母親挖過野菜賣過瓜，種過黃瓜賣過棗，挖過土方教過學，蒸過包子賣過魚，這些耍嘴皮子的營生父親是做不來的，他放不下架子和臉面，而年屆六十齣來做苦力也是逼上梁山。
父親也有拿手的營生，並高雅的多。他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每逢春節便自己寫春聯賣，這也成為父親年根兒底一筆讓鄉人十分艷羨的收入。我則一點沒有繼承他的基因，他對我的字尤不滿，常常臭罵我「連個中國字都爬不好」。
父親還是村裡公認的「文藝青年」，琴棋書畫，京戲、河北梆子、數來寶，樣樣通。以致多年後我連國歌的音都發不準，心裡憤憤一定是父親連上天該給我的才藝都被他剝奪去了。
不過，在他看來我也並非一無是處。每逢大學放假回來，我就直奔集市——他的「春聯賣場」，在他旁邊重新支個攤，結果人們蜂擁而至，可能他們誤以為這些字是出自我這個戴眼鏡的窮小子之手。
父親也曾自嘲供我上學的意義，比如誰誰誰一年又掙了一輛拖拉機，而路子（我的小名）卻花出去一輛拖拉機，一出一進就是兩輛。曾經也會有村裡人說，他考不上大學，考上了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到工作，面對此番議論，父親常常淡然一笑。而在我少時的心裡，卻激發了一種邪惡的想法，等我將來有了汽車，一定加大油門掀起一堆土回報那些嘲笑我的村民，但多年後，真的有了車，無論是村口還是鄉間公路，常常捎他們一程，更多的是感恩，正是當年的壓力給了我不曾懈怠的動力。
父親培養我帶來的一大影響是，村民們看我這麼苦逼兮兮的都在城市謀了份差事，全都砸鍋賣鐵供孩子上大學，我們村應該是附近外出上學比率最高的村莊。
翻過的歷史
在這個差了一代人的家庭里，父親一言九鼎。如何刷新我的腦子，都沒有父親刷碗的記憶；飯上桌，他總是第一個吃，母親總是最後一名。
他試圖打我有三次，皆因為我欺負弟弟，不知是他手太慢還是我跑太快，巴掌從未落到我身上。但言語的衝突至少持續了一二十年，直到工作後，我才重新變回一名傾聽者，父親的傾聽者。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徹底放權給了母親。關於他的兒子，他也覺得越來越掌控不了，從最初想到縣城謀個差事，後來慾望膨脹到滄州、石家莊，直到我將離職報告放到《河北日報》總編輯桌子上的時候，他似乎徹底失望了。
但我發現，他能數出我在廣州、北京工作單位領導的詳細信息，我知道，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兒子的更多細節。每次回家，都給他帶我們的作品，尤其是政要方面，和中國多數的百姓一樣，他喜歡談論政治，他通曉每位領導人的生平。我從不敢和他說我干過揭黑報道，但他知道我和他一樣耿直，一樣眼睛裡揉不得沙子，他從其他渠道知道我送很多貪官進了監獄，每每都叮囑我「平安即福，步子不要邁太大」。
父親的榮辱已經翻過，但堅持去給爺爺和爺爺的爺爺們上墳，只有從那裡，才能找到他的歷史。因為差了一代人，也把我和弟弟熬成了「祖宗」，我們還沒出生時，有侄子、孫子就成人了。這讓我從小就得端著，得端出一個長輩樣兒來。記得結婚那年，我那面嫩的妻子一進村，有白髮須臾者，喊她「嬸子」，她著實hold不住了。
hold不住的還有妻子那雙腳。7月份我們婚後回家省親，她一雙涼鞋，沒穿襪子，露出了染紅的腳趾甲，這簡直是轟動全村的重大新聞，要知道，直到現在，在我們那村，婚後女子還保持著雙腳不外露的習俗。對此，父親沒做評價。
但他對我關於審美的「毒害」一直到大學畢業，那之前，我認為所有戴耳環、項鏈，抹粉塗紅的都有傷「風化」。
關於女子美的標準，他定義為胖、壯，好身板能下地。
您會問這是找媳婦還是勞動力？
在父親眼中，媳婦也是勞動力。即使做了工人、市民，也要幹活，不幹就變質了。不知是不是受這個思想的影響，母親成了村裡最勤勞的人，除照顧三個男人起居，農活還干在鄉親前面。父親覺得這很正常。
那是2013年元旦，我聽到的唯一一次，躺在病床上的他，才鬆口對母親說，「你受累了」。
「醬油反腐」
在每個人眼中，父親都是偉大的，即使是囧事也有正向的解讀。
記得是1989年，一隻四蹄動物掉到河堤溝里，卡死了。幾天過後沒人認領，父親帶著我，拿著刀子去那動物身上割了兩斤肉，回來燉了，我只記得醬油放的很重，說是醬油可以「反腐」。那是頭驢子，還是頭騾子，抑或是匹馬，現在記不清了。
「醬油反腐」，應該是我們家的獨創吧，對於肉類，母親捨不得吃，常常是放到快臭的時候，才拿出來，補救的措施就是多放醬油，稱作「遮味」。我現在理解就是「以毒攻毒」，腐肉如渾水，攪得更渾了，誰還曾記之前的清？也有力度不夠的時候，腥臭味依舊，父親卻連連讚譽「真香」。
當然，當年我也覺得「醬油反腐」是美味，畢竟是肉。後來成家後曾「重操舊業」，試驗過幾次，但怎麼都體味不出當年的「香」。
現在，眼裡最見不得剩食，一旦有，全扔，以致妻子常常懷疑，我是不是農民的兒子。於是，我懺悔，我是不是真的變了？
父親努力改變膳食的方法還有一個——冬天釣兔子，從我記事時候他就釣，將鐵絲製成的套放在野外的草垛旁，次日一早去收兔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記得他就捕獲了兩隻，其中一隻還是母親不在家的時候，這次沒等到「醬油反腐」，父親親自下廚了，講實話，那應該是我平生以來吃過的最香的一次燉肉，以後再沒機會。
不菲的遺產
如今，父親離去已經兩周了，他躺在生前最愛的那塊棗樹地里，已和我們陰陽兩隔。家族哥哥們說，他走得很安祥，喘了一陣粗氣戛然而止，帶著他的愛永遠離開了我們。
沒有隆重的葬禮，沒有氣壯山河的嗩吶，沒有高聳的墳坈，只有簡單而輕綿的告別。但母親的嚎啕還是撕裂了我們的心。
妻子常常和我提起一個細節，在父親病重輸液和昏迷時，無論白天黑夜，母親都一直攥著父親的手，就這麼一直攥著，「以前從沒看他們拉過手」。
父親給我們留了一些不菲的遺產。於我，那塊他用了一生的硯台是最大財富，還有就是病痛中寫的幾幅字，包括一直掛在我們家給他孫子子墨的語出《論語》的題勉「知德者鮮矣，子墨當是之」。
亦有諸多遺憾，一是沒有帶他轉轉，他沒有去過黃河以南，二是病重期間他寫了一本子的詩，在他有生之年沒能幫他變成鉛字。
父親的離開，我想我並不悲傷，一輩子的受苦和掙扎希望能在天堂獲得如釋重負的超脫。而他的樂觀、堅強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一直感染著我和弟弟。如果有來生，我們還願做您的「隔代兒子」。 父親，安息吧！
（初寫於2014年3月18日晨、修改於2014年3月29日晨，定稿於2016年4月1日，是以記。）
文 | 劉炳路（新京報原副總編輯、現螞蟻金服商學院副院長）
本文為每日人物（ID：meirirenwu）獨家約稿，尊重原創，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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