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陝北邊客

「邊客」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出現並非始於民國，至少在眾多的邊塞詩歌中，我們就能找尋到相關記述。在這些邊塞詩中，所謂的「邊客」大體有兩種涵義，一為「戍邊之客」，二為「遊歷邊塞之人」。但是在民國時期，活躍在陝蒙邊境的「邊客」，則與此大相徑庭。

民國時期的「邊客」，主要是在內蒙等地與蒙民交易生活用品的小商販。由於這些小商販大都來自長城邊牆附近，所以便稱之為「邊客」。可以說無論是從地域還是職業上，此時的邊客都與先前有著顯著的不同，地域主要集中在陝西、山西、河北沿長城一帶；職業類型是一種行商(蒙古人稱之為「出撥子」或「貨郎」)，是在邊境地帶做貨物貿易和買賣的小生意人。

作為陝蒙邊境的邊客，嚴格意義上並不完全等同於我們通常說的「走西口」或者「旅蒙商」。所謂邊客，主要是以貨物貿易而獲利的一個小商販群體。陝北和晉西北一代的「走西口」隊伍，目的大概有二：一是為了求生存，還有一類是為躲避兵役和逃避訴訟的人。由於內蒙古西部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地方統治較為鬆懈，很自然成了這類人理想的避難所。因此對於「走西口」而言，大都是一些沒有地種，或僅有少數沙梁薄地，收入甚少的貧苦農民，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手工匠藝人。這一類人是走西口的主力軍，他們是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走西口，靠出賣苦力獲得報酬，以糊口養家。同樣對於旅蒙商而言，通常是指「旅居蒙境的商人」，他們一般都是針對那些大宗商家(如晉商)而言的。如果說邊客大多指的是行商(他們一般都是春去秋回，很少定居下來)，那麼旅蒙商更多的時候則是坐商。旅蒙商的生意規模明顯要大於邊客，邊客則是一些小商小販，也就是說「邊客沒有大資本的商號，多幾人合資或個體經營」。甚至有人指出，陝北的邊客很難稱得上是商人，「他們只能算是搬運工人」。可見，邊客與旅蒙商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陝西邊客主要來自長城邊牆附近地區，具體是指陝北地區的榆林、神木、府谷、橫山及「三邊」地區；也有的人指出，「邊客」僅指定邊、靖邊、安邊去蒙地做買賣的客人。實際上，通過梳理相關的地方文獻資料，我們發現，陝北的邊客並不局限於「三邊」，特別是榆林以北與內蒙接壤的地區，如神木、府谷，橫山等地都有大量的邊客群體，有個別的邊客甚至常年住在內蒙，而且還有自己的一塊草場。

民國時期之所以會出現眾多的邊客，一方面，皆因大多農副產品不能適應陝北當地群眾的需求，故而沒有銷路。另一方面，對於蒙地民眾而言則對日常生活用品有較大的需求，卻因客觀的地理環境和守牧的習慣，和外界的來往較少，所以不得不依賴邊客的供應。事實上，蒙古民族生活用品長期得不到滿足的現象由來已久。早在明初，朝廷就對蒙地實行經濟貿易封鎖，致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需各種內地生產的生活日用品奇缺，蒙古各部族多次請求在邊界沿線開設互市貿易往來。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廷允許榆林一帶漢民到長城以北與蒙人合開「伙盤地」，雙邊貿易有了發展。乾隆之後，蒙漢邊貿繼續發展。但是由於蒙古地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特別是蒙民長期守牧，不易外出，於是便出現了邊客和旅蒙商。

隨著私市貿易的不斷發展，有不少邊客因生意日隆而聚集了不少錢財，成為當地有名的富戶，有的甚至乾脆住在蒙地。邊客們在蒙地年深日久，漸有積蓄，於是便在王府附近，或在大召廟跟前建築幾間土屋，長久居住。由於富裕邊客的示範效應，許多陝北民眾便相繼加入到這一隊伍中來。

作為一個邊客，首要條件，必須會說蒙古話，才可以在蒙古內陸行走，否則便要處處碰壁。與此同時，邊客還得通曉蒙古的風俗人情，這就決定了邊客大多都是靠近內蒙邊境的。而對於蒙古人民來講，由於大都比較熱情好客，特別是對於熟悉蒙古語言和風土人情的邊客，更易與之接近，這就為邊客順利開展私市貿易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便是運輸了。對於貨物的運輸，主要有這樣幾種方式：一種是挑夫、腳戶，或者是掮客；另一種是以騾馬、駱駝或者牛拉木輪車作為運輸工具。一般來講，去烏審旗、鄂托克旗是以駱駝、騾馬為來往工具；郡王旗、達拉特旗是以木輪牛車和毛驢為運輸力。陝北各地的邊客都有自己的生意區域，所以他們的去向也不盡相同。

關於邊客與蒙民的交易方法，最常見的是傳統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以物易物。通過以物易物，邊客再把所易之物出售於內地的商人，從中獲得利潤。另一種方式是錢物交易，這種交易針對蒙民相對更為喜歡的物品，往往能讓邊客們獲利頗豐。此外，還有一種定期交易，這就是當初人們所說的「會」，即集會交易的場所。這種定期交易主要集中在榆林、神木、府谷等地，定期交易的「會」有春夏秋三期，春季一般在二月，夏季在六月，秋季在九月。逢會時期，蒙民就將自己的牛羊騾馬趕到會場進行交易。交易之後，蒙民便在會場購買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

關於交易的貨物種類，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別：一類是穿戴服裝商品，另一類是生產工具商品，還有一類是傢具器皿商品。由於陝北邊客長期輾轉於蒙地，所以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一個好的邊客必須了解蒙區的地方情況，對王公貴族、喇嘛、兵營駐地要熟記如流，即便晝夜行走，也能暢通無阻，這就要求邊客們必須通悉蒙民的風俗習慣、喇嘛教的禮節和蒙旗對商販的一切規定，精通蒙區交易的業務和社會關係，會說流利的蒙古話，能隨機應變，以便能更好地符合王公、貴族、喇嘛的愛好。如此，方能立足於蒙旗，順利進行交易。所以，好多邊客都主動適應蒙民的習俗，如根據蒙古民族的風俗習慣，設香案拜把子，和他們結成盟兄盟弟。在蒙地生活，邊客們住的大都是自己帶的帳房。可以說邊客們的生活起居也受到蒙民的影響，如熬磚茶時加點咸鹽，喝茶時會泡一些炒米等。

同時，基於邊客與蒙民之間的長期交往，邊客們的語言習慣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蒙民的影響。春去秋來的邊客生涯，勢必會使邊客將蒙民的文化生活習慣帶到自己的家鄉。如內蒙古的二人台，就在陝北地區有著較大的市場。流行於陝北、晉西北一帶的二人台《十對花》，就有好多蒙古語。

當然，在與蒙民的日常生活交往與貨物貿易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邊客們的信譽了。儘管邊客也會以低價購買高價賣出的方式獲取高額利潤，有時也直接以高價出售，但是更多的時候則是通過公平交易以獲得蒙民的認可，因此，邊客必須注重自己的信譽。如神木縣著名的邊客呼鴻儒，由於老實公道，做買賣交易公平，講究信譽，很受牧民信賴，所以，最終在蒙地開設了自己的商號――「天成號」。

在長期的邊貿生涯中，陝北地區的邊客群體，在改進自身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帶動了蒙古人民經濟生活的變化。對於從事游牧業生產的蒙古族人民來說，以前是不重視經濟利益的。但是這種狀況隨著與邊客之間交往的日益頻繁，最終有了較大的改觀。邊客們最初經營範圍局限在王公、寺廟、兵營等駐地，供應上層人物的急需。但是隨著經營者逐漸增加，在上層人物中，已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因此，邊客們便越來越廣泛地深入到廣大牧民之中，從而直接影響到當地民俗，有些蒙民也改營商販，他們不僅隨同邊客攜帶自己的牲畜皮毛到內地銷售，返回時販運蒙民喜愛的急需商品，而且逐漸重視開發自己的土特產。於是長期與外界隔絕的蒙民也開始做起了生意，他們重視甘草、髮菜、蘑菇等土特產，採集出售。

與此同時，陝北地區的邊客在近代中國的革命進程中，同樣做出了積極貢獻。桃力民地區作為黨在伊克昭盟開闢較早的一塊革命根據地，陝北邊客就起了積極作用。桃力民地區位於伊克昭盟中部，區內所轄地區大部分是屬於邊商、漢族地主、商人包租的蒙旗王公土地。實際是兩不管地區，為開闢桃力民抗日游擊區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935年9月，神府蘇區黨的工作者韓峰(韓是今)和中共臨河四區委員楊子華同志，在創建桃力民根據地的過程中，積極宣傳抗日道理，韓是今就是在邊客的掩護下，走村串鄉宣傳黨的抗日政策。正是在邊客的掩護之下，桃力民地區群眾的愛國思想有了進一步提升，並積極投入到抗日活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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