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常識遠遠不如他的爹地
——1950年，梁思成在北京的城牆下夜夜哭泣
梁思成的成就
16年前的一個下午，我經過北京南禮士路附近的一家建築書屋，看到了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有些土氣的裝幀設計，字體是那種看上去彆扭的仿宋，完全不能和今天出版的暢銷書媲美。但就是這麼一本看上去灰頭土臉的書，一本完全學術性的小眾著作，我買到的版本卻是第11次印刷，之前已經賣出去60000本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堅定地認為，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是中國100年來少數幾本具有國際水準，能夠在歷史裡長久流傳的偉大著作。梁思成幾乎在青年時代就抵達了這樣的學術高峰。1924年，梁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讀書，他發現中國建築史研究領域還是空白，於是決心投身其中。1927年，他從賓大畢業後，申請在哈佛的科學和藝術研究生院研讀一年，專門進行中國建築史方面的文獻考據。1928年回國後，他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學生對中國各地的古代建築開始實地調查。而在1944年，雖然國內戰火頻仍，雖然梁思成貧病交加，但他還是在四川李庄的農舍里完成了《中國建築史》。1947年4月，普林斯頓大學為表彰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方面的顯著研究成果，為梁思成頒發了文學博士的名譽學位，讚詞這樣寫道：「一個創造性的建築師，同時又是建築史的講授者、在中國建築的歷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開創者和恢復、保護他本國的建築遺存的帶頭人。」
如果說梁思成的學術貢獻讓我心馳神往，那麼他的溫文爾雅、內心寬闊的愛情品質更是令人感嘆。梁思成曾經對林洙講述過他與林徽因的愛情細節，說的是1932年的某一天，梁思成從寶坻調查回來，林徽因見到他，哭喪著臉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林徽因說起這些話的時候，完全不像妻子對丈夫，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梁思成聽到這事，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楚緊緊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是梁思成也感謝林徽因對他的信任和坦白。第二天早上起來，梁思成問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還是和金岳霖一起幸福?梁甚至把自己、金岳霖、林徽因三個人反覆放在天平上衡量。覺得儘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養，但自己缺少金岳霖哲學家一般的頭腦，認為自己不如金。梁思成把這樣的結論告訴林徽因，並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金岳霖，祝願他們永遠幸福。兩個人都哭了。過了幾天，林徽因說,她把梁思成的話告訴了金岳霖。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當退出。」
這些都是發生在1949年之前的美好往事。一個讀書人，寫出了有價值的好書，找到了最純正、最透明的愛情。他的人生幸福抵達了最高點。
常識的錯謬
1949年註定是梁思成的轉折之年。這一年的年初，北京清華園，一名解放軍幹部在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張奚若的帶領下走進梁思成的家。他簡單道明來由：由於即將攻打北平，共產黨特意請梁思成繪製北平古建築地圖，以備不得已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四十七歲的梁思成竟然熱淚盈眶，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梁思成的激動其來有自。此前二十年間，他在國內經歷了戰火、通貨膨脹、近乎原始的貧窮生活，在國民黨政權下受盡敲詐勒索和貪污腐化之苦。儘管並不了解共產黨，但他很難相信事情還會變得更糟。然而共產黨對文物的珍視遠超出他的預想，做了他原來一直擔心而不敢奢求的大事。多年過去之後，他想起這一刻，仍然飽含深情：「童年讀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兩句話，那天在我的腦子裡具體化了。過去我對共產黨完全沒有認識，從那時候起我就『一見傾心』了。」
如此心態，其實源於梁思成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家國意識。漢學家費慰梅女士曾回憶1934年與梁思成夫婦探尋山西廣勝寺的艱難經過。由於閻錫山準備抗擊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軍，在公路路基上鋪鐵軌，阻斷汽車通行，他們只得步行前往。辛苦跋涉中，好心的外國傳教士為他們提供食宿，梁思成卻因「在自己的國家裡靠外國人獲得清潔和整齊而感到喪氣。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準則的行為的傷害。」
按照梁思成的理解，1949年之後，懷揣一顆民族之心的梁思成應該能更好發揮他的大好才華。可是局面似乎並不如此。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開國大典，梁思成和蘇聯市政專家一起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時蘇聯專家指著對面的東交民巷操場，說應當在那裡建設政府辦公大樓，而梁思成早在七個月前就已經提出這塊空地應闢為公園綠地。
為了建築美學的分歧
在梁思成熱愛的建築美學問題上，他和這個嶄新國家的分歧開始顯現。
同年12月，北京市市長聶榮臻主持城市規劃會議，梁思成、陳占祥等中國建築專家與蘇聯市政專家到會參加，關於行政中心區是建在北京舊城還是新市區的問題雙方爭執不下。梁、陳希望保護舊城，建議將中心區建在新市區，蘇聯專家則認為圍繞天安門廣場建立中心區，才是維護北京市歷史性和建築性的價值，並且改造舊城將節省大量造價，更加經濟。爭執過程中，蘇聯專家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毛澤東認為政府機關應該建在舊城。
由於蘇聯專家已經拿出書面方案，會後梁思成和陳占祥決定儘快拿出自己的方案來。1950年2月，梁思成、陳占祥共同提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著名的「梁陳方案」出台了。
這份長達兩萬五千字的《建議》，包括「必須早日決定行政中心區的理由」、「需要發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發展西郊行政區可用逐步實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財政狀況，比較拆改舊區為經濟合理」三個部分。《建議》認為蘇聯專家提出的在舊城內建設行政中心區，不但不經濟，而且「遷徙拆除，勞民傷財，延誤時間」。兩位學者進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建設政府行政中心的設想，認為這樣「能同時顧全為人民節省許多人力物力和時間，為建立進步的都市，為保持有歷史價值的北京文物秩序的三方面。」他們還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區建設新中軸線的設想：「這條中線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確能建立一條莊嚴而適用的軸心。」
很快，這個方案被人指責為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企圖否定」天安門的政治中心地位。與此同時，決策者毛澤東已經對行政中心區的位置有了明確意見。曾擔任彭真秘書的馬句回憶：「蘇聯專家提出第一份北京建設意見，聶榮臻見到後，非常高興，送毛主席。毛主席說：照此方針。所以北京市的規劃就這樣定下來了，即以舊城為基礎進行擴建。」
梁思成的遺孀林洙後來寫到：「『梁陳方案』被否定，主要不是沒有錢，而是主席反對。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曾傳出這麼一句話來：毛主席說，中南海皇帝住得，我為什麼住不得？可見，毛主席對『梁陳方案』很惱火：為什麼一定要讓中央人民政府搬出去？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案最主要是毛主席不欣賞，如果毛主席欣賞的話，蘇聯專家的意見是不在話下的。」
「梁陳方案」被否決不久，高層傳來了要拆除北京城牆的消息。1950年5月7日，病中的梁思成發表了《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該文秉承梁思成一向溫和優雅的文風，卻也態度堅決的表明了保護城牆的立場。他說：「城牆並不阻礙城市的發展，而且把它保留著與發展北京為現代城市不但沒有抵觸，而且有利。如果發展它的現代作用，它的存在會豐富北京城人民大眾的生活，將久遠地為我們可貴的環境。這樣由它的物質的特殊和珍貴，形體的樸實雄壯，反映到我們感覺上來，它會豐富我們對北京的喜愛，增強我們民族精神的飽滿。」
然而，梁思成的文章沒能動搖決策者的決心。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說：「拆除城牆這些大問題，就是經中央決定，由政府執行的。」為保住舊城，梁思成四處奔走。一次，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與梁思成爭執過程中竟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思成當場失聲痛哭。林徽因也與吳晗發生了面對面的衝突，她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在場的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當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嗓音失聲，但「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1952年開始，北京外城城牆、城門、牌樓還是陸續被拆除了。梁思成痛心疾首，多次落淚。後來，毛澤東給拆保之爭定下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不久以後，東交民巷操場就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被佔用，蓋起了政府機關大樓，公安部、燃料部、紡織部、外貿部辦公樓也在東長安街蓋了起來。「梁陳方案」被實質的否定了。
面對新式建築即將大量湧入舊城的現實，梁思成退而求其次，試圖保住北京城的天際線。於是，他在1951年11月召開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提出，舊城大部分房屋應是兩三層的。很快他發現，在建築高度問題他又失敗了——五六層的辦公樓迅速的蓋了起來。
1953年3月，梁思成奉命按照政府行政中心設在舊城的原則，組織甲、乙兩個規劃方案。節節敗退的梁思成轉而希望可以保持和發展舊城中軸線，保住更多城牆和古建築。基於現實考慮，他再次讓步：不再堅持大部分房屋應是兩三層的，提出有的房屋也可以蓋到四五層、六七層，個別地區也可以有計劃有限度的蓋到十幾到二十幾層。
同時，他發現有很多行政機關隨意圈地、各自為政、粗製濫造，導致大量「龐大而惹人注目的不正確、不調和的設計樣式」產生，在蘇聯「一切建設和工作中的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的啟發下，他進一步強調，城市建設必須要有通盤的計劃與設計。梁思成從自己的規劃與建築本行出發，樸素的認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為一個整體來統一規劃，統一建造，統一管理。」而他的父親梁啟超卻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觀點：「今日一切經濟行為，殆無不以所有權為基礎，而活動於基上。人人以欲獲得所有權或擴張所有權故，循經濟法則以行，而不識不知之間，國民全體之富，固已增殖。」
梁思成對於高度問題的妥協，也沒有得到認可，全部方案均未通過。1953年11月北京市委規劃小組作出《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要點》指出：「要打破舊的格局所給予我們的限制和束縛」「將天安門廣場擴大，在其周圍修建高大樓房作為行政中心」。據彭真的秘書馬句的回憶錄記載，《要點》是在毛澤東表態後才確定下來的。
為北京城哭喪的讀書人
眼看著高樓在舊城一座座建起，梁思成被迫一退再退，希望通過實現中國建築的輪廓來保全舊城。他建議各部辦公樓加蓋「大屋頂」，而這原本是他最為厭惡的不倫不類形式。他曾在文章中批評「蓋了一座洋樓，上面戴上琉璃瓦帽子」猶如「一個穿西裝的洋人，頭戴紅纓帽」。 在這樣的審美問題上，這是梁思成與毛澤東唯一的一次相同。毛曾經說過：「大屋頂有什麼好，道士的帽子與龜殼子」。
事實上，心思縝密的梁思成到生命的終點，都不認同政府關於北京市城市建設的美學藍圖。在病床上，他對林洙說到，「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梁思成的這些話讓他幾乎成為一個先知。看看今天的北京城，人車洶湧，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思想，都圍繞著中南海。這個巨大的城市一方面正在日復一日的擁擠，一方面卻又攤大餅似的向外擴張，而這種氣勢磅礴的擴張卻不能緩解城市的緊張。空氣越來越糟糕，道路越來越擁擠，人們越來越稠密。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好辦法來治理，所有人都以為這樣的北京才是發展的北京，才是現代化的北京。看看那些指點江山、拆牆毀城的人們，他們有誰能偶爾想起梁思成，想起這個溫文爾雅的建築學家，這個充滿古典主義精神的美學家，曾經在60年前就提出過美好的北京計劃。如果這樣的計劃得以實施，今天的北京，應該處處與歷史同在，應該不會如此擁擠不堪的。
1949年之後，梁思成的個人史幾乎就是一部處處退縮的歷史，他試圖退縮到他一輩子念念不忘的中國建築美學之中。可是歷史不給他這樣的機會，只允許他退到宏大的國家意識和強勢的意識形態中去。我們記得他晚年的懺悔：「我以為自己是正確的，黨是不懂建築的，因而脫離了黨，脫離了群眾，走上錯誤的道路。黨領導政治、專家領導技術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黨對技術的領導是絲毫無容置疑的；」記得他臨終前，對女兒梁再冰說：「我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一定能勝利」；我們更記得1952年的許多個傍晚，他一個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毀的城牆下，守著那些殘磚斷瓦哭泣。這就是梁思成，一個失敗的美學家，最後一名為古典北京哭喪的人，一個在家國意識和古典審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個讓我們熱愛、讓我們悲傷的中國知識分子。
費慰梅：《中國建築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10月1日，第94頁。
梁思成：《我為什麼這樣愛我們的黨？》，《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第2版。
費慰梅：《中國建築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10月1日，第120頁。
《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在討論會上的講詞》，轉摘自王軍著《城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85頁。
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頁。
同3。
同3。
梁思成：《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頁。
毛澤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載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頁。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頁。
梁思成：《致周恩來信》，《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頁。
林徽因梁思成：《譯者的體會》，《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頁。
梁思成：《學習蘇聯城市建設和建築的經驗》，《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4日第7版。
梁啟超：《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載劉軍寧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372頁。
梁思成：《建築的民族形式》，《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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