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沒有結束的細菌戰：路上尋屍骨，湖中哭親人

文 | 南香紅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歲，世居常德周家店鎮。

今年5月一個春日上午，在周家店向道仁的家裡，我們見到了穿著棉襖、身體極瘦，精神還很矍鑠的向道仁。他的客廳的牆上貼著一張大紅紙寫的「壽」字，是他80歲生日時親友的相贈。向道仁有嚴重的肺氣腫，五月之前剛剛住了兩回醫院。

一見面上他便用常德鄉音高高低低地呤出一首民謠：「路上尋屍骨，湖中哭親人。時聞死屍臭，目睹無人舟。四野無農夫，百里少人煙。」這是說他的家鄉周家店被細菌戰鼠疫為害的情形。他兩眼放光地盯著我說：「800里洞庭湖啊，我的家鄉是個真正的魚米之鄉，白銀上面插竹桿，是說稻米好的像白銀一樣。他怎麼能在這樣的地方撒細菌？」 他的語速很快，好像急著把一切者告訴我，讓我了解。一激動，就上不來氣，要跑進卧室一會。原來是去吸氧，出來再接著說。

一個月後，再去常德採訪，得到的是向道仁已經去世的消息。

現在翻開採訪本，上面還留著他的手跡，當時因為聽不真他時而鏗鏘，時而拖調的常德方言，便讓他寫在我的筆記本上。這是一首他做的詞，詞牌為《浪淘沙》：

「東亞共榮圈，換日偷天。日軍空投細菌彈，殺我同胞千百萬，苦不堪言；

血債要償還，漫道雄關。世界風雲多變換，同仇敵愾審惡魔，歷史公鑒。」

他說這是2002年聽到對日細菌戰訴訟一審敗訴消息時，悲憤的心情難抑，脫口而出的一首詞，那一天他們一直在等從東京打來的電話，當聽到敗訴的消息時，他幾乎「氣炸了」。我問他解放前上過幾年學，平時作詞嗎？他答道，只上過初小四年。這是平生第一次作詞，因為熟悉毛主席的《浪淘沙》「大雨落幽雁，知向誰邊」，就按那音韻曲牌「套了出來」。

毛澤東、湖南人的脾氣，再加上屈原故里，那種倔強、火暴、不服輸，心情頓挫抑鬱不平則鳴的個性全都體現在他身上。

「我家裡當時有父母、一個哥哥和我，過著半耕半農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裡打漁，每天收穫了鮮魚後，運到石公橋魚行里出售，我當時9歲，住在石公橋響水壋村的姨夫家裡。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橋魚行賣魚時染上了鼠疫，他倆在駕船返回捕魚地的路上，雙雙死在船中。家裡幾天不見人歸，便去尋找，才發現他們已經在船里腐爛了，於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們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裡並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這裡，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時候，我大姨夫的侄兒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兩人在同一天死亡。他倆在得病時，我幫助作了些護理的小事，死後我又幫著撫屍入棺。當天夜時，我就開始發燒，頭痛，陣寒陣熱。家裡人怕我也會死，當夜把我往石公橋送，當時石公橋建了一所隔離醫院，我被送到一所小學校改的醫院裡，給我治療的是一個外國醫生，後來我是在進行鼠疫受害調查，查閱當年的防疫資料時，才知道有個外國的防疫專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經過一周的打針吃藥，我奇蹟般地脫離了危險，才有幸活到今天。」

伯力士：他的貢獻絕對超過白求恩

從倖存者的口述當中，可以發現，當年的防疫力量只覆蓋到石公橋這樣的中心鄉鎮，防疫對扼制鼠疫挽救生命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儘管鼠疫的死亡率極高，但還是有存活的可能，條件是必須在剛發病時，及時送到有防疫力量的中心鄉鎮。

倖存下來的老人們的回憶，無法提供更多的石公橋防疫信息，或許是因為當年他們年齡尚小，作為一個被救治的小病人，不可能了解更多的情況，但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的一個名字，就是伯力士。儘管歲月久遠，但提起他，老人們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相信當年在石公橋進行防疫的決非伯力士一人，但奇怪的人，老人們提到的只有這一個名字。或許是他的大鼻子的長相太特殊了，他是這些倖存者所見的第一個外國人，或許是石公橋的防疫就是圍繞著他來展開的，他是最權威的專家。

但是，中國留下的有關伯力士的資料非常少，當我就此採訪湖南文理學院歷史學系教授、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所長陳志遠時，他說：「伯力士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對中國幫助最大的外國專家，貢獻絕對超過白求恩，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大多數中國人卻不知道他。」他說著轉身從書架上拿下厚厚的一大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翻開，在裡面尋找：「你看，這裡面收錄了白求恩，卻沒有收錄伯力士，也沒有收錄中國專家陳文貴。」

我們對伯力士所知甚少，但從零星的資料里知道他在中國服務了將近40年，他是一個奧地利的猶太人，在維也納學醫。一戰時在部隊當軍醫，被俄國俘虜，在西伯利亞做苦工，1920年代逃脫來到中國的東北，一度窮困潦倒抑鬱想自殺。在東北期間，正好趕上東北鼠疫大流行，當時的鼠疫防治儒家伍連德向社會招聘醫務人員，他應聘很快就成為伍連德手下最器重的防疫人員。1930年伍連德到南京，為民國政府創建了中國海關的檢疫部門，初創者中，就有伯力士。1937年抗戰暴發，伍連德離開中國，伯力士留在中國，成為國聯援華防疫團的專家。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哪裡有鼠疫哪裡就有伯力士的身影，浙江金華、衢州、湖南常德，日軍投入鼠疫為害最厲害的地方，他都前往防疫。制定防疫規範，進行技術指導，培訓防疫人員，監視鼠疫的發展，預警鼠疫的流行，救治鼠疫病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為。在這之後的1943年福建、雲南滇西鼠疫大流行，他又轉戰到到時抗擊鼠疫。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在福建防治鼠疫，1948年全國解放前夕，他才離開中國，去了美國。後來，他在聯合國衛生組織工作，是國際最權威的鼠疫防疫專家，有了在中國從南到北廣大土地上30多年的防治鼠疫的經歷，沒有誰比他更專業的了。

「伯力士在中國的情況我們就知道的不多，到美國後的一段我們就全然不知了。他是否寫有在中國的回憶錄，是否對中國應對細菌戰鼠疫的防疫有相關的研究和記載，是否發表過對中國鼠疫防治的論文這些都不得而知。我們聽說聯合國衛生組織的關於鼠疫的防治規範有很多都是伯力士寫成的。我們特別想去美國尋訪他的後人，其實不止是補上研究的空白，更主要的是以這種方式記住他，謝謝他，這是中國人一直欠他的」。陳致遠說。

70多年來政治立場的預設，導致中國史學界對為國民政府工作的伯力士、陳文貴等專家的視而不見，從更大的方面來講，是對發生在國統區的細菌戰的漠不關心和調查研究不足。好在這一傾向已經被認識到，陳致遠說他們或許會在所承擔的國家「南方細菌戰研究」項目里加上一項「伯力士研究」。

《細菌戰：鼠疫圍城（穀雨eMook 001）》

作者：南香紅

「中國13億人，為什麼讓我一個女人承擔人類最惡的事？」

「張純如自殺了，邱明軒（衢州細菌戰研究者）生癌死了，天天看這樣的事，不自殺不生癌才怪。」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日本人投降了，但是日軍發動的細菌戰還沒有結束。

1937年開始，日本謀劃在中國東北建立生化武器實驗基地，日本最高級的醫學界精英參與以人體實驗拿到科學數據、建立工廠進行大規模生產細菌武器，之後在中國進行實戰攻擊；東京審判期間，美國以戰犯免責作為交換條件，將人體實驗資料買走，與日本聯手掩蓋所有的罪惡，731部隊醫學博士免於戰犯起訴，甚至在戰後佔據日本醫學、生物製藥、教育、科研各領域……

為那些感染了病菌、腿爛了一輩子的老人，王選戰鬥了半輩子。調查、研究、鑒定、收集證據、訴訟，王選把細菌戰訴訟稱為自己的「宿命」。

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王選選擇了直面她的命運。而承擔起記錄這命運之責任的南香紅，也註定要選擇直面歷史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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