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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男癌?繁殖狂?——那些「光棍」為何一定要結婚

摘要結婚失敗,他們就被社會淘汰了。擁有現代觀念的人們,譴責那些光棍,以為他們特別想傳宗接代,其實,他們更大的衝動是讓自己以社會認可的方式活下去。



作者:張豐(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賈平凹可能有點得意。像他這樣的作家,儘管新小說可以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輕易出版,但要引起90年代那種關注,已經不可能了。《極花》引起的爭議,真是讓人欣喜。

小說中,賈平凹用了很多篇幅寫被拐賣到山裡的胡蝶的苦難和反抗,包括兩次毆打,一次強姦。小說中的農民,也知道買媳婦的不對的。最震撼的一個細節是,兄弟兩個分家,買來的媳婦也作為財產之一,被要求分配,賈平凹借胡蝶的口,對這種物化女性的事情進行了批判。對買賣婦女,確定賈平凹是不贊成的。賈平凹的「狡猾」之處在於,他為小說寫了一個「後記」。在「後記」中,他呼籲關注那些農村光棍的處境。在接受採訪中,他再次強調了這一點。


他引爆甚至引導了輿論。一個關注現實的小說,人們討論的重點落在現實而不是小說上,這是賈平凹樂意看到的:農村和農村的光棍,在當下的中國,已經很難成為輿論關注的對象了。



直男癌?繁殖狂?——那些「光棍」為何一定要結婚


《極花》作者賈平凹



「被表達」的農村



賈平凹出生於1952年,在農村生活了19年。他的城市生活,開始於7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開始,賈平凹以《滿月兒》這樣的作品,引起文壇的注意。他筆下的農村,充滿了愛和美,這是他敘述農村的開始,但他對農村的印象,似乎一直停留在80年代初自己的虛構中。農村走向凋敝,而他的美化則不斷加強,這讓他的表達越來越脫離現實。


在中國歷史上,農村一直處於一種被表達狀態。科舉制度條件下,農村的私塾先生是僅有的識字之人,他們心中裝的卻是帝王。即使是一輩子生活在鄉村的私塾先生,與農民也是割裂的。到了魯迅那一代的啟蒙者,農村被視為落後的象徵。從魯迅的《故鄉》開始,農村開始呈現出被拋棄的命運。即使在毛澤東那裡,農民也是落後的,革命性不足的,雖然可以依靠,但也需要轉變思想。


農村是田園般美好,還是應該被改變的「落後」?這是有關農村的敘述中最核心的矛盾。賈平凹、陳忠實、路遙這一批作家,都有比較長的在農村生活的經歷,不管他們的作品水準如何,思想資源如何,他們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們試圖理解農村、表達農村。在90年代,他們成為一種潮流。中國的城市化還處於非常初級的階段,房地產剛剛起步,農村與城市的對立中,農村還有一定的分量,他們在縣城有龐大的讀者群。但是,屬於他們的時代,就那麼幾年。

隨著城市化的加速推進,農村徹底沉默。流行的看法,認為城鄉還存在著鴻溝和對立,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農村正在全面而笨拙地模仿著城市,從衣著打扮到傢具風格,從說話口氣到娛樂方式,從塑料製品到注水豬肉……雖然總是晚個十多年,但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模仿,本質上就是一種城市化。「冰川思想庫」刊發的沈彬的文章《我不在乎農村凋敝,我是城裡人,你遲早也是》,標題刺痛了很多人,但是卻說出了某種本質性的東西。「你遲早也是」,並不是說農民可以享受和城裡人一樣的生活,而是暗示了農民喪失了自我,永遠跟隨著城裡人。


農村跟著城市跑,但接納的往往是城市自己淘汰的。我小時候在農村,家裡養的雞,晚上都是飛到樹上睡覺,而這些年在農村市場上買到的雞,「比城市的還洋」,肥大,笨拙,而在城市,在流行著吃土雞。城市主導著一切,這就註定在我們的話語體系中,農村永遠都是不正確的。


侯虹斌在騰訊·大家上的文章《賈平凹為何渴望一個拐賣婦女的農村能永續存在》,採用女權的視角批判賈平凹的女性觀,我完全贊成。這其實也是我們已經日益習慣的現代性目光,在這樣的注視下,農村充滿了醜惡和殘忍。問題在於,我們只能用這樣的目光進行審視了,我們已經達成了共識。這樣觀看,賈平凹的「如果這個村子不買媳婦,這個村莊就消亡了」就顯得很矯情和荒謬,相當於「不讓我偷我就要餓死了」。昨天,孫旭陽的文章《賈平凹渴望留存的,並不是野蠻血腥的農村》,雖然是以講述自己的家族故事為主,仍然面臨著賈平凹那樣被責罵的處境。


真實的農村是什麼樣的,農民到底怎麼想,我們並不真正關心,也很難表達。沒有誰能夠為農村代言,也沒有誰願意,只有等到留守兒童或者老人的超出尋常的悲劇發生,才能刺痛一下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我們。在主流話語體系中,農村是落後的,農村的存在價值,在於能夠證明我們的進步。



直男癌?繁殖狂?——那些「光棍」為何一定要結婚



光棍作為農村的隱喻:一種徹底的絕境



這次由賈平凹的言論引發的討論,唯一的價值是我們可以談一談農村的光棍。在城市的話語體系中,農村是沉默的,而在農民社會,光棍又是沉默的。「光棍」這個詞,屬於一種特殊的語境,光棍必然是農村的。


儘管城市有越來越多的單身,但人們不會把他們稱為光棍。如今,人們用「剩男」「剩女」來稱呼那些想過婚姻生活而暫時沒能成功的人,也用「單身」這樣更客觀的詞來表達這種婚姻狀態。在一些表格中,你需要填寫婚姻狀況,這一欄往往是「婚否」,很多人的習慣是填寫「未婚」,而不是「否」。未婚或者單身,並沒有任何否定的含義。人們甚至用「不婚主義」者來稱呼那些主觀上打定主意不結婚的人,這裡的「不婚」,表達的是一種拒絕:我可以,但是我不。

我們可以拋開「城市-農村」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採用「農民社會」這樣一個概念。中國有漫長的農民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戶籍一直是最核心的制度之一。不管是稅收、徭役還是徵兵,最終的統計單位是「戶」,而不是個人。所謂的戶,就是指家庭,一直到今天,中國還是把一家人都登記到一個戶口本上。


這就意味著,在農民社會,你必須成立一個家庭,否則,你連進入統計系統的資格都沒有。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家庭的核心又是夫婦,一切希望在農民社會取得一席之地的人,都必須結婚。哈伊納爾曾對東歐波蘭等地農民社會進行研究,發現達到45歲的女性,100%都為已婚。在中國,情況也大致如此。賈平凹的小說《極花》就寫道,即使是身體有殘疾的婦女,也能找到丈夫。


土改之後,中國的土地收歸國有。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夫妻都可以在「人民公社」掙工分,但是最終把工分轉化為食物,仍然是以家庭為單位去領取。1978年後,農村開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承包村裡的土地,仍是以家庭為單位。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家庭觀念強,其實是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和分配方式決定的,這也是一切農民社會的特徵。土改和後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以改變土地的所有權,但是生產方式卻仍然照舊。在這種生產體制中,光棍,作為赤條條的一個人,是沒有任何權利的。


和全民結婚相配套的是普遍的早婚和包辦婚姻。更早地結婚生子,對維持一個家庭的勞動力非常重要,在農民社會,30歲對一個男子來說,已經是一個決定性的年齡。如果30歲沒娶到老婆,就不太可能靠正常途徑結婚了。包辦婚姻,則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協議,它也是社會關係的重組,將有助於提升一個家庭的社會地位。如果一個人成為光棍,就意味著他無法與另外一個家庭結盟。



直男癌?繁殖狂?——那些「光棍」為何一定要結婚



對一個男子來說,決定他能否結婚,就在那短短的幾年。對他來說,最重要的還不是身體本能和發泄性慾的問題,而是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問題。是否能夠娶到媳婦,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自己決定的,父母是否有足夠的實力和運氣,是成功的關鍵。一旦不幸成為光棍,就意味著他將不得不繼續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能夠自己組建一個社會單位。他的已婚兄弟將分去家裡的財產和土地,而他什麼都不會有。等到父母去世,他就成為徹底孤單的一個人,或者說,某種程度上他也死去了——他不再是社會性的存在。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幾乎所有的光棍,看上去都比常人更沉默,並非他們天性如此,而是被社會邊緣化的結果。結婚失敗,他們就被社會淘汰了。他們看上去越來越怪,這反過來讓他們完全喪失了找到配偶的可能。因此,「光棍」就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恐怖,它是農民社會男子最大的恐懼,標誌著一個男人真正的絕境。很多時候,擁有現代觀念的人們,譴責那些拐賣婦女的光棍,往往以為他們特別想傳宗接代,其實,他們更大的衝動是讓自己以社會認可的方式活下去。



買賣婦女猖獗:一種政治造成的悲劇



光棍是幾千年來農民社會中一直存在的問題,「買媳婦」的現象,也一直存在。但是,買賣婦女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並不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進步」的時代,才讓這一現象顯得醜陋。從根本上說,它是政治造成的,是1949到1978這30年對農村控制的結果。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拐賣婦女的現象,在八九十年代達到頂峰,然後迅速下降。1988年9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轟動全國。這年2月,同濟大學女研究生小A在鄭州火車站,被一個叫李敏的小姑娘拐賣到了山東省鄆城縣農村,作價2480元。和人民大學研究生莫名其妙被「嫖娼死亡」一樣,女研究生被拐賣刺痛了人們。記者武勤英後來寫了回憶錄,提到鄆城縣公安局的《關於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自1978年至1988年,共有2700餘名外地婦女被拐賣入該縣。其中14歲以下16名,14-18歲75名,18歲以上1900餘名。


山東鄆城處於魯西南的平原上,雖然在山東比較落後,但卻遠遠比陝西、河北的山村要富裕。一個縣10年買入2700名外地婦女,全國的情況可想而知。在文學青年敘述中黃金一般燦爛的80年代,其實是拐賣婦女最猖獗的時期。但是,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況,卻存在相當大的誤解。


最流行的看法,認為計劃生育加劇了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衡,並催生了更多的光棍。如果第一個孩子是男孩,父母往往不再繼續生育;如果是女孩,那就冒著被罰款的危險,也要生一個男孩。如果第二個孩子還是女孩,利用B超探知孩子性別後,往往會選擇流產,甚至在孩子出生後溺嬰。這樣,就會導致男女比例失調的加劇。但是,這種籠統立論的漏洞非常明顯,農村的計劃生育開始於198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孩子,要結婚已是2000年以後了。而拐賣婦女的高峰,集中在80和90年代,顯然和計劃生育沒有太大關係。那些通過拐賣婦女解決婚姻問題的,往往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出生的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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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看法是,60年代初的大饑荒,由於重男輕女的觀念,是否造成了更多的女嬰被餓死?如果這個說法成立,或許會導致80年代初的適婚女孩變得更少。在目前,我們尚沒有有力的數據支撐這種看法。有人口學家的調查顯示,饑荒年代,普遍的飢餓可能會導致女孩的出生率增高。英國《皇家學會學報B》的網路版,曾刊登了一篇報告,一項針對31萬名婦女的調查顯示,在1958到1963年,男嬰的出生比例有顯著下降,從每千名521個男嬰下降到每千名510個,之後又逐漸上升。即使存在由於重男輕女導致更多女孩被餓死的情況,這種更高的出生率,也很有可能緩解了這個問題。


造成80-90年代拐賣婦女案件高發的原因,其實是之前長達30年的對農民的控制和在制度設計上造成的城市與農村的隔絕。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1964年8月的《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則提出了戶口遷移的兩個「嚴加限制」,即:對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這是一種嚴格的「篩選」,符合進城規定的農民幾乎不存在。人口完全不能流動,讓農民只能在附近尋找伴侶,這不但杜絕了買賣婦女的可能,而且也造成農村光棍的大量增多。


正是這種人為的政治隔絕,造成了對外地婦女的大量需求。1978年之後,社會管控鬆動,就造成了拐賣婦女的案例直線上升。人販子可以四處活動,而農村的年輕女孩對外面的世界產生了好奇,但是又不能真正了解,這讓拐騙變得相當容易。貴州、四川等地山區的女孩,大量被騙被拐往東部平原地區的農村。9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村莊,就被拐來一個貴州姑娘,價格不到3000元,她在幾個光棍手中轉來轉去,最後不知所蹤。隨著平原地區交通狀況的改善,被囚禁的婦女很容易逃走,開始流行把婦女拐賣到山裡,那兒更與世隔絕。


造成需求的,是「前30年」的社會控制,而社會一旦開放,在最初的階段,就會造成這樣的案件大量發生。但是隨著社會的進一步開放,交通發展起來,人口流動起來,手機普及起來,拐賣婦女的行為就會大量減少甚至消失。更關鍵的是,當社會開放和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農民社會那種組織生產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他們是「農民工」。90年代開始,大量農民工進城,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家庭」作為基本社會單位,在農村受到了挑戰。分得土地,以家庭為單位取得財產,一直是過去人們結婚的根本動力,但是新生代卻對土地不感興趣。農民工進城,完全是一種新生活。一個男子,可以在城市打工到40歲,他當然也會面臨結婚難題,但不會再有過去那種成為光棍的恐懼。他有新的社交和認同感,可以接觸到不同地區的女性,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能在熟人社會來尋找伴侶。他可以通過性服務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時,單身狀態往往成為他在工友面前炫耀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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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拐賣婦女為題材的電影《盲山》




從「光棍」到「單身」:財產權與個人的覺醒



男人仍為找老婆發愁,但他不再處於那種沉默的、被邊緣化的孤寂狀態,這樣,那種文化意義上的「光棍」就消失了。


城市的單身者比農村多得多,但這並不讓人擔心,甚至相反,這讓人欣慰,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社會進步最好的表現之一。根據麥克法蘭的看法,英國之所以能率先發展出一種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核心),一個原因就是,即使在300年前,英格蘭女性也有15%到20%過著獨身的生活。她們作為個人而不是家庭的一員而度過一生。因此,在英國的電視劇或者小說中,經常會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突然繼承了一位近乎陌生的遠房親戚的遺產,憑空得到一筆資金,可以施行他的浪漫或者有創意的計劃。尤其是對那些從事藝術或科學研究的青年來說,這一筆遺產往往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個人的財產權是現代社會崛起的根本,一個人只有自己擁有財產,才不會成為精神上的「光棍」。中國雖然在保護財產權方面立法緩慢,連房屋都只有「70年產權」,但是這些年城市居民畢竟有了私有財產的意識。一個單身者,他/她努力工作,為自己積攢財富。農民社會,所有的婦女都會嫁人,而離婚就會失去一切。現代都市女性即使一輩子單身,她也不會失去什麼。當一個女孩感嘆自己是「剩女」的時候,更大的可能是自嘲,她可能並不缺少男人,也不缺少性生活。她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子,擁有自己的隱私,如果願意,在不結婚的情況下,她甚至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孩子——最終,她完全擁有了自己。


在城市,一個人是否結婚慢慢變得不再重要,而是否擁有財產,卻變得無比重要。這種對財產權的捍衛,集中體現在房產證上。那些單身的人,房產證上只有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卻照樣可以獲得安全感;相反,那些選擇過婚姻生活的,有時不得不為房產證上是否單獨署名而發生糾紛。這種糾紛,包括那些離婚為了分財產而走上法庭,都是很動人的場景。中國人終於開始以自己或個人的身份來主張權利,家庭,終於不再是目的,而只是人們獲取幸福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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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很多單身者也有苦衷,很多離婚的人也有不幸,但是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捍衛和擁有財產,卻是根本性的進步。雖然還沒有獲得太多,但是中國人已經開始品嘗到自由的滋味。農民社會的「光棍」,最缺乏的不是妻子,而是屬於自己的財產和社會關心,根本上說,他們缺乏的是自由。永遠不會有一個社會,可以讓所有的男人都能娶到老婆,如果有人承諾,每人發一個老婆,那樣的社會只有可能是地獄。但是,那種農民社會才有的「光棍」,卻可能不再存在。


(本文原標題為《從農村到城市,從光棍到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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