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性：雷洋事件後亘古不變的母題
這對關係有時候常常曖昧不清，警察有時候抓，有時候不抓，於是街區里的「嫖客」永遠有種僥倖心理。當然這組關係也可能是「警察與店家」，具體板子並不打在嫖客頭上。虹橋機場至七寶古鎮一帶是著名的風月場，上海世博會之前，七寶鎮拉上"三掃"橫幅，一夜之間洗頭房消失了。但世博之後，它們又一夜間恢復真面，春草割不盡，於是只能在監管和放任間留一隻眼睛，確保太平無事就好。
於是在上海，我經常能看見夜晚的紅色玻璃門外，都坐著一個僱傭的男人，跟酒吧的「酒保」差不多，既管內部安全，又管外部地頭上的事，也是出入派出所的常客。我不能妄言他們是否要交「保護費」，但看過《新宿事件》後，總覺得日本紅燈區上「山頭林立」，跟我們這裡一山獨大沒有多大區別。
警察抓得緊的時候，上海的紅燈區像有特異功能，門面在一天里如同川劇變臉。白天拉上捲簾門如同歇業的汽配廠，晚上那片街區怎就遍是落地玻璃門？有時，我在那帶迷路，那帶早晚的差別真是天上人間。就像前幾年城管和小販，城管也不是見攤必收，所以小販永遠在和城管的「執法」時間做博弈。
雷洋事件涉事足療店
這幾天，雷洋的死亡讓人再次回顧起「權力與私性」的鬥爭史。時代再變，某種父權意志卻貫穿了幾百上千年，有時自由放任一下，有時又恐怖起來。或者是否可以假設，在集權籠罩的中心地帶，公權越是滲透私性領域，反抗就越是直白地反映在生理本能上？就像弗洛伊德的理論，認為人的潛意識裡的生命本能就是性本能，文明的代價始終伴隨著對性本能的壓抑。
前一陣子，王小波忌日時，我又看了他一部中篇《似水流年》。那麼詩意的名字，我以為它的敘事會有別於「時代三部曲」，但發現仍然是通篇的下半身故事。一部似水流年對礦院青年「王二」來說是一部性覺醒史。我對北京的胡同文化和「老炮」群體隔膜至深，一來也想看明白為何王小波、王朔、以及後來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如此深得北京青年的心，說到底，不就是如何渲泄少年成長路上的性壓抑嗎？
《似水流年》里，知識分子李先生被人在褲襠踢了一腳，踢個正著，傷處極疼，被診斷為「龜頭血腫」，在眾人那裡卻成了奇聞怪談。李先生把醫院的診斷畫成大字報貼出來，給人解釋這病是正常的，「不爭的事實，何可笑之有」？文革組的勸慰話語無不透露著集體主義的邏各斯中心：在偉大的文化革命里，大道理管小道理，大問題管小問題。它血腫也好，不血腫也罷，能有什麼重要性？不要被它干擾了運動的大方向。一百個血腫，也比不上揭批查。
我在想，如果王小波生活在今天，他又該如何評價在他土生土長的家園上，新北京人雷洋之死？
人生來自由，卻無時不在枷鎖之中，社會規範這台強大的機器，擎天柱般把人的私性給穿透。在文革的時候，對性犯罪的政治和道德譴責是極其嚴酷的，人大性研究所潘綏銘教授評價是「把性捆綁在政治的戰車上，讓它服從於革命的大目標」。即使如此，強姦仍以野火之勢燎原，黨史出版社《塵劫？知青暢想曲》做過各省的「玷污女知青」統計，「遼寧省1968年至1973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
嚴歌苓的小說《天浴》就是這樣一個故事，90年代還被陳冲拍成電影，女知青為了返回原籍而把身體獻給無數場部的男人。性淪為政治交易，哪怕是在現今的美國政壇，它都是絆倒政敵的簡易陷阱。你會發現無論在哪個年代，再優美的時代圖景、再振奮的政治口號，都無法掩蓋或湮滅出於原始本能的性衝動和其所連帶的無目的性和威脅性。
有一本西德共產主義青年佳傑思的回憶錄《我的憤青歲月》，描寫了當時被送往東德的「東德自由青年團」（相當於東德共青團）里受訓的經歷，這位作者目前是一家德媒駐華記者。一個痛恨一牆之隔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之惡的共產主義青年，隨團來到東德後，見證了「150多個女團員中，75個懷孕」 的旅行歷程 。是的，背靠著權力的意識形態光束也無法照亮人性的所有領域。
如果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文明進程是性逐步被壓抑的歷史，那麼福柯的《性史》則揭露了政治和話語建構人類性行為的過程。他認為從維多利亞時代開始，性作為人體的一種重要官能被徹底與其他官能分離開來，成為權力和人的肉體之間的戰略要津，並通過對性的控制來控制肉體。「人們忽略了權力在性展布中創造性的作用，只看到壓抑和控制肉體的一面。」
「權力和人的肉體之間的戰略要津」，這個表述再恰當不過。就好比同樣「食色性也」，沒有人反對濫吃，卻時時緊盯著濫交，畢竟在文明的記憶里，它關乎種族延續和繁衍、社會安定、甚至世界和平的密碼。這是為何性被牢牢框定在人為的特定範疇里，如同農民分田地一樣。在《希伯來書》里，耶穌說「床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這是戰鬥民族在淌過紅海，翻過西奈山後的血淚箴言，因為索多瑪和蛾摩拉就是活生生毀於淫亂。
然而，在萬物神造，神人同形的奧林匹斯山上，古希臘人是沒有所謂「性禁忌」觀的，他們沒有性倒錯或離軌概念，只考慮美醜，是適度還是過分。在人類感官的初始期，起碼這個活動跟人的一切感官活動水乳交融著，也受到一視同仁。但也絕不能簡單化約為「性的原教旨主義「，只是美和節制到底能否代替政治武器而將這一行為穩固在社會進益的軌道上，好像誰都說不明白，也未曾見過。
馬克思主義的後人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里，將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學說糅為一氣，他的邏輯是，受快樂原則支配的無意識是先天的，因而更體現人的本質，無意識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而前者就是愛欲。人的解放，當然包含了愛欲的解放。
德裔美籍哲學家、社會學家馬爾庫塞
「但是它並不是人的性慾的毫無限制地滿足」，相反，是要愛欲進入勞動領域，使人擺脫異化勞動的痛苦。當然，現如今人沒有被勞動解放，因此也無法預見人類大解放後男女關係是否就不需要警察的盯梢。
但唯一能確定的是，在沒有實現烏托邦之前，法律是最可靠的繩索，它規定了人性里最不分明的灰色地帶如何附著在社會活動的表層上。
同時，它也規範了什麼時候權力應該進入，怎麼進入；也只有法律能解釋什麼是個人自由，什麼是康德所謂的「未超出所有其他人所享用的同等自由相融合的程度」的個人自由。用哈耶克的話來結束：「自由社會的實質在於，第一，私性的個人並不是政府管理的資源，第二，一個自由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並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安全地使用他所享有的人所皆知的物權。」自由這個橡皮圖章也許任何話題都能拿來用，但法律作為現實的準繩，卻是再好不過的悲劇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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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版」雷洋事件「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關於雷洋案，律師還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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