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思想家與1968年之前的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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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從左至右：沃爾特·羅素·米德，邁克爾·曼德爾鮑姆，G.約翰·艾肯伯里，查爾斯·庫普錢
下排從左至右：羅伯特·卡根，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小約瑟夫·奈，羅伯特·阿特
近日，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採訪，討論任內的美國外交政策。奧巴馬在訪談中直言不諱，直陳他不喜傳統盟友如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為防務支出一事批評甚至威脅英國首相卡梅倫，對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干預都抱有懷疑，以及承認美國情報機構嚴重誤判，導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崛起等事。
有人認為美國近些年來的外交水平顯得非常業餘，是因為缺乏亨利·基辛格這樣的謀士。有批評意見指出，奧巴馬是自艾森豪威爾以來第一個不向基辛格尋求建議的美國總統。
一貫批評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奧巴馬及其繼任者從基辛格這裡，至少有四點可以借鑒學習：歷史是了解對手和盟友的關鍵；領導人必須面對推測與實際收益不相稱的問題；很多外交決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領導人必須警惕空洞的道德現實主義的危險。
弗格森是基辛格指定的傳記作者，傳記上卷《理想主義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企鵝出版社，2015年9月）關注基辛格在接近權力中心之前的外交思想發展，其中一反人們貼在基辛格身上的玩弄權術、鍾情秘密外交的「現實主義者」標籤，認為1968年前的基辛格擔得起「idealist」一詞的三重意義（理想主義者、觀念論者、反唯物主義者）。他還引述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對基辛格的評論，說基辛格像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斯那樣，「有許多立面」。
對於這一類幕僚謀士，作為局外人的學術界與新聞界歷來有一套話語評述，但身處漩渦中心的外交政策精英本身，或許自有一套行為模式和選擇動機。這一理解的鴻溝需要有人搭建。而向來鬥志非凡的弗格森，這一次就試圖拆除人們對基辛格的誤解。他曾在採訪中表示「沒有人喜歡被詆毀」，而「關於亨利·基辛格，是有史以來對美國最邪惡的敘述，對人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敘述」。他認為基辛格是一位外交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截至目前來看，傳記第一卷收到如潮好評。不過仍有批評聲，質疑這些披著學術外衣、最後只是為了更接近權力的「外交政策知識分子」。本文原題為《亨利·基辛格的百般手段》（「The Many Manipul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發表於《國家》（The Nation）雙周刊2016年1月25日期，經作者授權翻譯刊發，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戴維·米爾恩（David Milne）為東英吉利大學美國政治副教授。他的《塑造世界：美國外交的藝術與科學》 （Worldma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5）將由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
「帝國」和「幕僚」
艾森豪威爾總統1961年1月對全國發表電視告別演說，最讓人銘記的就是那句有力的警告，「要提防軍工聯合體獲得不合法的影響力，無論是他們主動尋求還是無意間獲得的」。而這位離任總統的遠見也體現在其他事務上。雖然他1948—1953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經歷對學校和他自己，都不是特別愉快，但艾森豪威爾仍然恰當地關心到了，美國大學裡的學者們正對他們的核心研究功能——也就是自由探索——越來越沒有抱負，反而不體面地一心鑽營為政府服務，以保障研究資金，並享受接近權力的快感。「我們國家的學者被聯邦僱傭、項目撥款和金錢力量主導，這一前景始終存在並需要嚴正對待。」在這兩個問題上，正如事實所證明的，艾森豪威爾的警告是如此有先見之明，也如此毫無效果。
診斷並批判那些視野狹隘、政策導向的學術所具有的弱點及隨之而來的危險，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一書的最大特色。這本書包含兩個部分，「帝國」和「幕僚」，其中內容2013年先在《新左評論》雜誌發表，2006年在《國家》雜誌上發表，2014年發表後記。安德森在「帝國」的開端設下了背景。他解釋道，自20世紀中期起，兩黨在冷戰外交政策基礎上日益僵化的美國共識、「對外部世界幾乎毫無知識的一眾選民的褊狹地方主義」和一個「實際上給了外交事務執行者不加限制的權力」的政治體系，三者之結合創造出了「總統身邊的一個外交政策精英小團體，和一套獨特的、與國內政治毫無對應的意識形態話語：所謂美國在和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應追求的『大戰略』概念」。
「帝國」部分，是關於美國從建國到現在的外交政策的一部令人擊節的簡明小史。安德森的要點之一是，經濟自利應被視為塑造美國外交的一個主要因素，正如威廉·艾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59年在《美國外交的悲劇》中提出的那樣。從安德森的分析里可以拾獲很多，雖然所有參與過戰略塑造的人都不懈強調那些黑暗的帝國主義意圖，有時聽起來也不太對。例如，就伍德羅·威爾遜，安德森寫道，他「讓帝國劇目假想里的每一個和弦都發出聲音」，1917年，威爾遜「把美國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個指控可能有些道理，不過，後一個指控里的「推入」一詞，未能捕捉到威爾遜對美國向舊世界的第一次大型軍事干預所懷抱的深深的矛盾心理。安德森的批評老到尖銳，但是他把太多的個人和事件都簡化成漫畫，彷彿他們只取決於他們認識之外的強大經濟和擴張力量。
「幕僚」這一部分更重要，值得被更多人閱讀。安德森討論了當今世界最知名的「大戰略家」們的著作，包括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G.約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查爾斯·庫普錢（Charles Kupchan），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並給予了尖銳評價。在提到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被《外交政策》雜誌列入其全球重要思想家的名單，但這並不能「確保他值得重視」，因為他「不夠具有原創性，其名下不過就是些『軟實力』的陳詞濫調罷了」——之後，安德森給一系列著作梳理提要，然後直刺這些作者的裝腔作勢。威爾遜主義的「完美體現，就在艾肯伯里，這位『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的桂冠詩人』，可以讓該體系已死的核心吸引更多的假意奉承」。對於庫普錢那本非常不同的著作《不是一個人的天下》（2012）——敦促美國接受相對衰落的現實，並為一個相互依存、「沒有權力中心或全球護衛者」的世界做好準備——安德森冷冷地指出，「帝國，像人一樣，有他們自己假謙虛的時候。庫普錢所設想的那種撤守，就屬於這類。」但文中也不儘是此
類言簡意賅的重創打擊。安德森稱讚了部分他提到的大戰略家，如認為羅伯特·阿特（Robert Art）的作品「以分析精準、論證邏輯嚴密、判斷清晰節製為標誌，以更高的解析度呈現現實主義」。
安德森讓人們認識到，美國的精英大學和最有影響力的智庫已經生產、供養了太多熱衷於政策制定的人，這些人聲稱已經在國際事務中找出了那些固定模式，如安德森所寫，這些人也如相信公理一般相信，「美國的霸權持續服務於國家的特殊利益，也服務於人類的普遍利益」。安德森指出，自由主義的干涉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以及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都共享著這一核心假定。另一個該領域裡常見的重大謬誤是很少關注經濟大背景，即「美國乃至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裡，產出、平均收入和生產力增長的長期放緩，以及公眾、企業和家庭債務隨之上升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為這樣的無知，所以「那麼多人譴責和探尋的衰退根源，還是無法顯現」。
再有就是簡單化、口號制定和籠絡收編的問題。在這些大戰略家們的學術作品和媒體主張里，他們假定自己扮演著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他們通常讓理論——有時已經獲得品牌地位的理論——對美國在運行世界歷史力量方面作為指揮。在像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的《經濟增長的階段》（1960）、福山的《歷史終結和最後的人》（1992）、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和世界秩序的重造》（1996）、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和羅伯特·卡根的《美國製造的世界》（2012）這些著作里，政策導向的學術往往失去了複雜性。思想被簡化——而它們的原創性和重要性被放大——為了讓那些有志於總統職位和政策制定的人更容易消化。在接收端，決策者精挑細選那些最適合自己目的的部分，而忽略那些不適合的。這會導致全方位的混亂。在這部關於大戰略的大作中，安德森指出了一個成問題的共同主題：「全都是無意識的絕望，彷彿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力在無論多有限的時間段里，要恢復到與其優勢和權力相配的唯一辦法，就是乾脆憑空想像一個別的。」他寫了一部引人入勝的思想史，關於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真知灼見被大量盲點遮擋，而這些盲點有時會被「武器化」。
「理想主義者」
一如安德森抨擊的許多思想家一樣，基辛格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期間，想的無外乎是在白宮找到一席之地——無論白宮屬民主黨也好，屬共和黨也罷——做亞里士多德那樣的人，就像亞里士多德之於馬其頓的亞歷山大那樣。然而，正如尼爾·弗格森所作傳記的第一卷顯示，1968年以前，基辛格在學術界和政界的生涯滿布著失望。沒能獲得哈佛終身教職的基辛格，開始考慮於1956年離開麻省劍橋，因為他收到了據他說來自芝加哥大學的「一個非常優越的工作機會」。這種假定的晉陞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壞處，但基辛格寫信給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當時的哈佛學院院長，說他不太可能接受這個職位邀請，因為芝加哥學術生活的「可能樣子和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特別深刻」的「不可通約性」。基辛格這麼說的意思，按照弗格森解釋，是「那裡的教授在美國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府——中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小於他們在哈佛的同行」。基辛格精確瞄準的正是一份在華盛頓特區的政策工作。
弗格森自己也是一個對口號情有獨鐘的、有抱負的大戰略家：他用「不願自認的帝國」（Empire in Denial）來形容美國； 用「中美共同體」（Chimerica）形容中國和美國互聯的經濟；「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s）用以解釋西方如何同世界其他地方拉開差距。他是約翰·麥凱恩2008年總統競選的顧問，並一直強烈批評奧巴馬政府。在這本書的開篇，弗格森堅持他的客觀公正：「我可以肯定地預見到，敵對的評論者會斷言我在某種程度上被影響或誘導，從而描繪出一幅虛假諂媚的畫面。事實並非如此。」兩頁之後，弗格森說基辛格是「美國有史以來生產的外交政策理論家中，最重要的之一。如果基辛格從未走上公職，這本書仍然值得書寫，就像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仍然有充足理由寫出凱恩斯的那部絕妙傳記，即使凱恩斯從來沒有離開劍橋的庭院，走入英王財政部的權力走廊」。弗格森一點都不崇拜凱恩斯（編註：弗格森曾隨口說出「凱恩斯是同性戀，沒有孩子，所以不關心未來」）——這會很讓人懷疑他這樣作比的誠意——不過，他為召喚出基辛格所設的這道門檻，要遠遠超出基辛格的能力範圍。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而基辛格的《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和《核武器與對外政策》（1957）都稱不上。
弗格森的目標是證明，基辛格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至少在他職業生涯的第一階段。（第二卷的副標題將揭示，當基辛格加入尼克松政府之後會變成什麼樣。）研究基辛格的學者多是「匆匆瀏覽一遍他的出版物」，弗格森責備道；弗格森自己全身心投入閱讀後則發現，「基辛格的智力資本有雙重基礎：歷史研究和理想主義哲學」。就前者，弗格森提到他的傳主對經濟決定論的敵視，這倒是極富洞察力的，反映在基辛格1959年的觀察發現：「我們面對的危險，是我們自認為……我們自己的物質主義也是激勵蘇聯革命者的原因；因為我們自己喜歡冰盒（編註：冰箱的前身），就以為別人——那可是在斯大林統治下生存下來的人們，也以這個為首要目的。」基辛格強烈譴責唯科學主義，那些鼓吹它的、肯尼迪「最好、最聰明的顧問」（編註：提出「用科學戰勝科學，以確保國家安全」的思想，進而使美國走上與蘇聯軍備競賽的道路）因而都是可疑的——「歐洲人，生活在廢墟遍地、證明了人類遠見之不可靠的大陸，他們從骨子裡感受到，歷史遠比系統分析要複雜得多」——弗格森已果斷地指出這一點。
但要說在更宏大抽象的層面上，基辛格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弗格森提供的書面證據就只是數量上龐大，解釋效用卻不大。他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意義》。稱基辛格閱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讓他懷疑起論述資本主義優越性的各種唯物主義學說，也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給馬列主義設計的解毒劑」——這麼說也還算言之成理，但把一部上千頁著作的核心論點放在一篇本科畢業論文的副題（編註：「對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思考」）上，簡直就需要讀者的輕信了。弗格森明確了，基辛格的理想主義和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是不一樣的：「我是在『理想主義』的哲學意義上（編註：Idealism，觀念論、唯心論）使用這個詞，意思是說西方哲學思想，從阿那克薩哥拉和柏拉圖起，都認為（用康德的話來表述）『我們永遠不能肯定，是否我們推定的所有外部經驗都不過是單純的想像』，因為『外在之物的現實性並不服從什麼嚴格證明』。」然而，儘管弗格森盡了最大努力，他在這一表述和基辛格的政策建議之間建立起來的連接，實在微弱到虛幻。
基辛格對1961—1962年
柏林危機的應對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時任肯尼迪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定期顧問的基辛格，對柏林牆的建成感到震驚，結果轉而青睞同赫魯曉夫的對抗。肯尼迪是把柏林牆作為一個必要的惡來接受的——「一堵牆總比一場戰爭要好得多得多」——也在無意中嘲笑了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假設。在解釋基辛格的好戰時，弗格森說「基辛格是理想主義者，肯尼迪是現實主義者。基辛格想要的，是美國明確主張所謂民族『自決』的普遍原則——除了40年前的伍德羅·威爾遜，沒有其他人這麼闡述了——應該用於德國，以及，事實上，用於柏林的所有部分」。但是，基辛格力主做出有力回應，主要並不是為了理想主義；而是關於視野的，意思是說美國向世界其他地方作出嚴正聲明的重要性。一如基辛格寫信給馬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r），肯尼迪的另一位外交政策顧問，說「蘇聯人讓我們看起來像只猴子，疲軟的猴子，爬回來、求他們進行談判，迫不及待地證明自己是受虐狂，弄得好像我們可以放棄什麼別的東西給他們」。基辛格視之為對美國的羞辱，他覺得肯尼迪不可能技巧高超地處理這些，於是，為了美國的「公信力」，他硬是要草草做出回應，「公信力」是他最看重的外交商品。
基辛格一貫魯莽冒失，而弗格森對他的這一行為模式視如無睹。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基辛格總是迅速察覺到對美國的潛在羞辱——過快地從越南撤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智利的掌權；允許可靠的朋友，葉海亞·汗的巴基斯坦，與不可靠的英迪拉·甘地的印度交戰，卻打了敗仗——以及迅速建議美國軍事資源的部署（無論是地面部隊、轟炸攻勢、秘密顛覆計劃，還是軍事援助），所有的考量都基於美國的「公信力」。他作為尼克松國家安全顧問做出的應對，在每一個他們影響到的地區都製造了災難：柬埔寨政局動蕩及波爾布特的崛起；民主選舉產生的阿連德政府的下台，及殘忍暴力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上台；次大陸發生血腥戰爭，也就是歷史學家加里·巴斯（Gary Bass）在《滴血電報》一書里描述的「一場被遺忘的種族滅絕」。基辛格殘酷的政策建議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從現實主義出發，但也肯定不是受康德觀念論的啟發；而是為了向世界證明美國的力量，一個缺乏道德核心和分寸感的強權的力量。
外交政策知識分子
在接觸基辛格的私人文件方面，弗格森擁有特權，從而公布出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材料。不過，他堅持認為「理想主義」是基辛格直至1968年的生活和事業的指南針，是很勉強、沒有說服力的。弗格森太尊崇傳主的意見了。1938年，15歲的海因茨·基辛格和他的家人從納粹德國的魔爪下驚險逃出，最終定居紐約。跟著基辛格的思路，弗格森提出，人們對這個童年創傷著墨太多、衍生太多了。他批評傑里米·蘇瑞（Jeremi Suri）的《亨利·基辛格與美國世紀》把基辛格懷疑民主在面對威權挑戰時是否有效，歸因於魏瑪共和國的失敗。「這種說法的缺陷是」，弗格森寫道，「亨利·基辛格在魏瑪共和國滅亡時還不到十歲，在這個年齡，再怎麼早熟的孩子都不太可能形成強烈的政治觀點。他最早的政治記憶是對隨後到來的那個政權的。那麼在希特勒統治下成長，有沒有多少扭曲了基辛格對民主的態度？」納粹黨是通過一系列成功選舉上台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說這確實可能造成了基辛格對民主的偏見呢？奧地利-猶太作家茨威格指責大眾民主把希特勒送上台，而更傾向於哈布斯堡帝國更受限制的選舉權。弗格森不相信基辛格青春期的可怕痛苦對他後來的觀點和職業生涯有那麼些許影響，這點很可疑。
儘管如此，對這些選擇性的闡釋，也就是前200頁，構成了書中內容最豐富的部分，並詳解了基辛格如何青雲直上。基辛格在二戰服役期間表現傑出，在1945年4月因打垮一個蓋世太保秘密組織而被授予銅星獎章。就在那幾天前，他和第84步兵師的其他成員在德國阿倫偶然發現了一個集中營，裡頭還活著的囚犯被視同行屍走肉。弗格森用整整兩頁複述了基辛格當年撰寫的題為「永遠的猶太人」的文章（和一部納粹宣傳電影同名，用以諷刺），裡面有這樣灼熱的句子：「那便是20世紀的人類。在痛苦的折磨下，人已達到不省人事、恍惚昏呆的狀態，是活是死、有無生氣，都區分不出來了。」
基辛格回國後在哈佛大學政府學系就讀，是《退伍軍人法》（編註：為歸來的退伍軍人提供免費大學教育）的眾多受益者之一。在哈佛，他的政策野心真正開始顯現。基辛格是一個有很高積極性和企圖心的博士生，他和他的導師兼輔導員威廉·揚代爾·埃利奧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一起創立了一個季刊《合流》，是一個旨在將世界各地的「青年領袖」帶來劍橋過暑假的「國際研討班」——這大大拓展了基辛格的國際聯繫，並使他從中央情報局獲得部分資助。弗格森對基辛格1954年博士畢業論文（三年後以《重建的世界》為題出版）的敘述與大部分研究者的不同在於，他並未將這部論文視作一曲對平衡外交和梅特涅美德的讚歌；相反，「《重建的世界》里的真正英雄不是梅特涅，而是卡斯爾雷」。我們被告知，基辛格的論文「同時」展現出「理想主義的方法、保守的意識形態、一種歷史哲學和悲劇性的情感」。然而，要硬塞進「理想主義的方法」，就得做一套奇怪的、沒必要的複雜解釋。儘管基辛格也察覺到了梅特涅的缺點——「他長於操縱，而非建設」——這篇論文首要致敬的，還是他招牌的現實主義。這是一本在許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書，也是基辛格寫得最好的一本了。
基辛格的第二本著作《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出自他領導的一個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小組。這本書認為「有限的」核戰爭是可以打的、可控制的、能打贏的，它在商業上取得了不可思議的成功，精裝本賣了70000冊，但同時也引發強烈批評。在《記者》雜誌上，保羅·尼采（Paul Nitze），外交政策機構中一位有影響力的鷹派成員，批評基辛格誤解了武器類型、錯估了爆炸效果，並低估了要在核交換上強加「限制」將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批評，但讓尼采感到驚訝的是，基辛格和外交關係協會威脅《記者》雜誌要提起誹謗起訴——這一段是弗格森沒有提及的，但確確實實揭示了基辛格的虛榮心和對批評的敏感。這本書把基辛格變成了一個學術名人，但正如弗格森正確指出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這本書的核心思想……無法令人信服」。當基辛格將越來越多的時間精力都花在政府的頭面人物上的時候，他的導師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警告他「正在開始表現得不再那麼有人性。你見了太多『重要』人物，而不是『真實』的人」。弗格森責備克雷默的講法，但這一描述符合對這一時期基辛格的絕大多數研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初出茅廬的基辛格，並不是一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角色，儘管弗格森努力建立他的地位，把他說成是少有人能匹敵的外交政策知識分子。除了《重建的世界》，基辛格截至1968年發表的作品都沒經受住歲月的考驗。要辨析他在這一時段政策建議方面的洞察力，也同樣
巴黎政治學院國際史教授馬里奧·德爾佩羅（Mario Del Pero）在《古怪的現實主義者：亨利·基辛格和美國外交政策的塑造》（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09）中曾寫道，基辛格同時受到歐洲傳統的現實主義和美國政治話語中道德調門的影響，因而要比人們認為的更偏意識形態化，也因此他的政策模式常常不一致，令人難以捉摸。
但是，德爾佩羅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說，弗格森想要把基辛格寫成一個深信「外交政策需要道德基礎」、因而內心深受折磨的理想主義者，這點他不敢苟同。他認為弗格森似乎沒有關注汗牛充棟的冷戰學術研究，把這一歷史大背景簡化為最簡單的兩極對立，正是在這樣的設計下，基辛格閃閃發亮，彷彿孤膽英雄一般在對抗美國政治文化的歷史性失效。用理想主義代替現實主義，用無與倫比的、有教養的飽學之士的形象代替戰爭販子的形象，德爾佩羅批評弗格森把基辛格寫得太特別了，結果這本基辛格傳記變成了一部聖徒傳。
困難。在肯尼迪執政期間，基辛格對柏林事務的建議是魯莽升級，而這很可能會導向一個非常黑暗的境地。他是越戰美國化的公開支持者。通過第三方中介機構在1967年開展的失敗的巴黎和平會談中，代表林登·約翰遜政府談判的基辛格持續誇大了北越參與和談的意願，以及他自己促成突破性進展的能力。不為所動的弗格森寫道：「基辛格在1967年的談判行為，就是後來得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但是，弗格森建立了一些情有可原的開脫方式，指出「基辛格參與1967年巴黎談判的主要動機，是[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南希（Nancy Maginnes）那年正在索邦大學讀書」。揭示出這一點讓基辛格顯得人性化，我是這麼想的，但這麼做卻幾乎沒有什麼正面效果。在否定了那些把基辛格寫成冷酷無情、雄心勃勃的研究者之後，弗格森引出了基辛格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親密顧問關係，洛克菲爾的中立主義立場意味著他獲得共和黨黨內提名的機會始終不大。弗格森卻沒有考慮過，和洛克菲勒聯盟，是否不過是基辛格判斷力薄弱的又一示例。
然而，無意間，弗格森的「理想主義者」看上去更像一個機會主義者——往往不顧一切，時而倒霉，偶爾高效，正如他在1968年政府換屆時迅速地在下屆政府里撈到一個外交政策職位一樣。洛克菲勒在共和黨黨內提名上敗給理查德·尼克松之後，基辛格寫信給當時在巴黎主導與北越和談的W.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我跟共和黨的政治是過夠了。這個黨沒希望了，也不適合執政。」兩人9月在巴黎見面，但哈里曼不知道的是，基辛格那時候正在給競選總統的尼克松泄露越南談判信息。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哈里曼團隊中的一員，被基辛格的兩面派嚇壞了：「我們信任他。但尼克松競選團隊里確實有一個美國談判小組的秘密信源，這麼說並不誇大事實。」基辛格還給總統競選人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提供過一份針對尼克松的龐大罪證文件，是他在給洛克菲勒做顧問期間整理的。基辛格這種多管齊下的魅惑攻勢，只有一個目的——為自己爭取到一個高位——而這也真的管用。如漢弗萊後來所說的：「如果我當選，我希望基辛格做我的助理。」這對弗格森這位思想實驗的粉絲來說，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有趣的反事實。（編註：弗格森為基辛格所做翻案文章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最早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權力的代價》[1983]一書中提出的，基辛格向競選總統的尼克松泄露了約翰遜政府與北越和談的機密信息。其他歷史學家認為，這讓尼克松和他的顧問們得以說服南越退出談判，並承諾如果有一個共和黨總統，他們將會有更好的談判機會；此舉草菅人命，拖延戰爭令上千美國士兵命喪越南戰場。弗格森則認為基辛格是被越南人所迷惑，當時所做是力促和平。）
但是，尼克松贏得了大選，然後任命基辛格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意圖以此將國務院邊緣化，把決策制定權集中在白宮。這一夥伴關係收穫顯著，諸如與蘇聯緩和、向中國開放，不過這些成就都跟尼克松的反共名聲背道而馳。而這一夥伴關係也推進了那些冷漠、犬儒的政策，更別提那些缺乏戰術——源於對非西方人民的欺騙、傲慢和蔑視的政策。弗格森似乎也有些明白這一點。然而他並沒有解釋他傳主的行為，而是暗示說，基辛格也沒做什麼出格的事，因為他的前輩們也一樣有罪：「你搜遍圖書館，卻找不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審判》這本書」，以及「沒有大辯論家會自找麻煩去控告迪恩·臘斯克（Dean Rusk）為戰犯」。弗格森的抱怨不是完全沒道理——佩里·安德森可能也會同意這兩句話——但要說這些和基辛格的行為差不多，可以作比，卻也不對。
傳記的第二卷可能是弗格森感到比較棘手的，這不僅是因為他把自己的道德判斷設置在一個較高的調門。弗格森形容約翰遜總統的政策顧問是「無良的實用主義者」，把他們和沒有污點的「理想主義者」基辛格作比較，讓他們處在不利地位，並描述1963年11月美國在罷黜南越總統吳庭艷時的所作所為，是「真正的犯罪行為」。弗格森援引基辛格對吳庭艷的回應，以納爾遜·洛克菲勒的聲明的形式：
一個盟國的政府——在建立時獲得美國的大力支持——已經被我國政府鼓勵的軍事政變所推翻，[並]確立了一個變相的軍事獨裁統治。……我不喜歡讓別人覺得我們的國家是在心狠手辣地弄權。我們的優勢是原則，而非幕後操縱。我們的歷史角色始終是用人類理想和最深切的希望來定義自己。如果我們失去了這一寶貴資產，一時的成功將會毫無意義。
在接下來發生的不大可能會反轉的各種事件中（編註：指傳記第二卷所涉，也即1968年之後發生的事，已廣為人知），基辛格可能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被這位他指定的傳記作者黑得不行。或者也許他的機會主義會繼續保他安然無恙？文/戴維·米爾恩 譯/宋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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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戰勝利後，上海的外國人和美國軍艦
※2016年13大美國家庭住宅設計趨勢
※1896年，李鴻章訪問美國
※2016年最昂貴的美國在世藝術家前十名榜單
※超前消費 2016年底美國人信用卡債將達萬億美元
※4年100艘50萬噸 中國「開掛」造艦 對美國絕對是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