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束警察權力，有很多歷史經驗
導語
經過100多年的探索，人們已逐漸摸索出平衡警察權和公民權的制度設計。
美國警察
現代警察制度誕生至今，已經100多年。如何約束警察權力不被濫用，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嘗試簡略介紹一二。
1911年，德國法學家強調「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現代警察制度產生於1892年。英國頒布《大倫敦警察法》，建立大倫敦警察廳，宣告了職業警察的誕生。當時，警察僅是負責治安的普通民眾，警察權等同於公民權，唯在特殊情況下做出超越公民權的行為時，可以免責。
英國警察一開始是連偵查權都沒有的。1892年的法律中，只規定了一條警察權力——有權逮捕街上有犯罪嫌疑的流浪、閑逛人員。後來因為城市的發展和犯罪的增多，才不得不給予警察偵查權和「自由裁量權」——警察執行任務時，在合法前提下，有權依據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應對手段。
「合法裁量權」固然有利於警察打擊犯罪，但同時也使濫用警權變得極為容易。所以呢，法律中很快又增入了「比例原則」（又被譽為行政法里的「皇冠原則」，可見其重要性），來制約警察的權力。
比例原則，也叫做適當原則、禁止過分原則、最小損害原則。它的定義有點繞口——「行政權追求公益應有凌越私益的優越性，但行政權力對人民的侵權必須符合目的性，並採取最小侵害之方法」。簡單說來，就是即便目的正確（合法），也須顧及手段是否必要（合理）。包括警察權力在內的行政權力，在實現一種合法的目標時，對公民的私權（尤其是人身和財產權利），必須採取侵害程度最小的方法。也就是德國法學家F．Fleiner1911年就說過的，「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比如，賣淫、裸舞等，屬於「無受害人犯罪」，警方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如果對公民的身體造成了傷害，就屬於「用大炮打麻雀」，造成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失衡，破壞了「比例原則」，屬於濫用警權。再比如，對公民進行羈押，是一種很重的限制公民權力的措施，只應限於需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時採用，如果被當作一種普遍性的懲罰措施採用，也屬於「用大炮打麻雀」，屬於破壞「比例原則」濫用警權。
「比例原則」鼻祖、德國法學家Otto Mayer
二戰期間日本警權混亂，麥克阿瑟強行移植了「令狀制度」
為限制警權，還誕生了「令狀制度」。這一制度起源於12-13世紀的英國，隨著17世紀的海外擴張及美國的建立，成為英美法系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這種制度，簡單說來，就是：偵查機關採取逮捕、搜查、凍結財產等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的強制措施時，必須先準備好充足的材料和法條，證明採取強制措施的合理性，再由法官審核、簽署令狀；事後警察還需要交還令狀，並寫明執行情況。如英國1978年時規定，「進入房屋搜查應當永遠要求有事前和正式的授權，不管搜查目的如何。搜查證據的強制性權力只能作為最後手段，只能對『嚴重』犯罪使用。」只有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才能實行無令狀搜捕，如911事件後，為打擊恐怖分子，美國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令狀獲取程序，以適應反恐需要。
也就是說，警察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24小時留置盤問、拘留審查等人身控制措施時，若遵循「令狀制度」，事前須提交材料由法官批准，事後須提交材料報告執行情況。
二戰後，許多大陸法系國家也採納了「令狀制度」。其中以日本最為典型。二戰期間，日本檢察官、警察以「取締不穩思想」為主要職責，特高警察樂衷於殘酷拷打；「治安維持法」成為當局對反對派進行鎮壓的暴力工具，警察不受約束地對公民住宅進行搜查和查封的事件屢見不鮮。戰敗後，麥克阿瑟在日本強行移植了「令狀制度」，一舉扭轉了上述警權亂象。
民國時的中國巡警
七十年代，英國成立了獨立的「警察投訴委員會」
警察不僅在實行偵查活動前應該要接受審查，平時同樣也應處在被監督之中，而不能僅僅依靠「自我監督」。1963年，英國發生兩名警察毆打被羈押人員事件，在起初的調查中，警察局長及調查人員有意隱瞞真相，使公眾開始對警察的自我監督失去信任。1969年，經常遭到兩名警察毆打的黑人流浪漢歐魯瓦意外死亡，事後警察們極力掩蓋這一罪行。有鑒於此，1976年通過的《警察法》中，設立了獨立的「警察投訴委員會」。
此後經過1984年、2002年兩次改革，委員會的職權不斷擴大，其成員非警方人員，擁有直接偵查權，可對不同案件採取不同處理方式，對英國警察產生一定約束力。統計顯示，2004年—2005年共有28861名警察或警察局工作人員被投訴，其中1204名警察因行為不當受到處罰，34人被解僱，57人被責令辭職。
值得指出的是，「警察投訴委員會」之所以能順利運轉，與法律條文不僅僅停留在倡導層面，明確規定了監督主體、渠道，明確寫出申訴方法，實際監督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有很大關係。
英國倫敦的騎警
90年代，台灣大幅削弱警察處罰權，最多只能罰款1500元新台幣
要避免警察濫用權力釀成惡果，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削弱警權，使偵查權、處罰權等分散到不同部門之中。如果警察一方面負責的事務極為廣泛，另一方面擁有很大的處罰權，如處理刑事案件時，獨立行使偵查權，幾乎不受限制地對犯罪嫌疑人動用搜查、扣押、逮捕、拘留、罰款等強制措施，那麼，警權的濫用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呢，在很多國家和地區，警察職能通常表現為「即時強制權大，處罰權小」。如戰後的德國，偵查案件的主體是檢察機關，警察受檢察官指揮；警察在行政管理中，只能對不法行為做臨時處理，罰款、沒收等處罰都要由行政機關做出。德國警察僅僅有權給予5—75馬克的警告罰款。又如台灣，1991年廢除《違警罰法》，頒布《社會秩序維護法》，使警察權力大為縮小，只能做出合計不超過5天的拘留處罰，或1500元新台幣以下罰款。以前警察有權令企業停業或歇業，現在都必須經過法庭裁決。
綜上，現代警察制度自誕生以來，已經有了相當多成熟的約束警察權力濫用的經驗可供借鑒。
正在巡邏的台灣警察
注釋
夏菲：《論英國警察權的變遷》，華東政法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高文英：《警察行政法探究》，群眾出版社2004年，第24頁；馮磊：《英美法警察自由裁量權的發展》，《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郭璽：《警察權濫用的原因及其控制》，《公安研究》2004年第11期；崔進文：《警察行政權的失范及其控制》，蘇州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蔣勇、陳剛：《公安行政權與偵查權的錯位現象研究——基於警察權控制的視角》，《法律科學》2014年第6期；文華：《我國警察權力的法律規制研究》，武漢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王運紅：《的若干亮點與不足》，《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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