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中世紀城市地理：公共空間
漫步於一座理想的中世紀歐洲城市７我們慢慢觀覽主要的公共場所：市政廳、教堂、集市、涼廊和門廊……這些各有不同特徵的公共場所都合於某種共通的模式，猶如圍繞著音樂主題的變奏曲一般，都證實著繁複多樣之中的某種整一，而這正是這些歐洲歷史文化遺產的最獨特之處。
【城市和景觀】
歐洲中世紀城市中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城市公共場所在塑造市民們的歸屬感時又扮演怎樣的角色?
首先，就像在古典時代一樣，很難在小城市和大村莊之間划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線。它們彼此不分，如果非要區別開來的話，那就在於它們是否根據特許狀建立起來的。
中世紀末期，有4000到5000個城市和城鎮，但我們不應誇大這些數字所反映出來的規模。其實，應該說是有著相對少量的大城市和大量的小城鎮。這裡存在著一種將城市和城鎮的概念混用的趨勢。在英格蘭，它們之間的差別是技術層面的，甚至是法律層面的。然而，在一般性地使用這些概念時，城市通常指的是大型定居點，城鎮指的是小型定居點。不管怎樣，除個別情況外，我傾向於平等地使用這兩個概念。
至於人口，不管怎樣，中世紀城市仍然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城市中心。甚至在所謂「重要的」城市中，超過一半是擁有1到2萬的人口。擁有5萬人口的城市非常少:到1300年左右，不會超過一打(12個)。義大利的城市有各種規模，尤其是大城市。據可靠的數據表明，佛羅倫薩和威尼斯擁有10萬人口，米蘭有8萬，博洛尼亞和熱那亞有6萬，錫耶納和巴勒莫有5萬。在西班牙，科爾多瓦有6萬人口，巴塞羅那有5萬人口。而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只有根特和倫敦達到了6萬人口，唯一的「城市巨人」是巴黎，擁有20萬人口。
不管它們的規模怎樣，每個城市或城鎮在規劃、功能、社會結構上都是獨特的。不過，如果進行歸納，它們有許多共同點，而我於此正是要描繪一幅關於中世紀城市定居點的總體圖景。從定義上來說，每個城市都是獨特的，並且根據它們所體現的功能從周圍的鄉村中被區分開來(義大利和普羅旺斯的城鎮除外)，此外，它們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也具有獨特性。
城市或城鎮獲得了一張特許狀，或者假定認為它們擁有了這麼一張特許狀，這張特許狀給予它特定的法律和經濟權利。城市或城鎮正是在這些方面與其周圍的鄉村區分開來。儘管如此，也總是要考慮到義大利和法國南部的城市所體現出來的特殊性。相對於歐洲其他部分而言，這些特殊的發展方式導致了這些地區不同的景觀概念，在某些方面也導致了不同的認同。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主要特徵，將義大利和普羅旺斯的城市與歐洲北部的城市區別開來，而被歸入地中海的城市類型。
中世紀的城市是由市政委員會進行管理的。這個委員會由選舉產生，有界定非常準確的許可權，不受封建管轄權影響，並且獨立於眾多鄉村領主，與圍繞著它、包圍著它的鄉村莊園和地產完全不同。但是獨立程度各不相同，城市-公國(city-state)大部分情況下都具有主權和獨立性，而大多數小城鎮的獨立性則非常有限。擁有一種有限程度的地方自治，只是城鎮被界定的特徵之一，但是它很準確。定居點是否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其與我們認為是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制區別開來。
將城市與鄉村定居點或村莊區分開來的第二個主要特徵，即它擁有某種經濟功能。其人口從事多種非農業活動，範圍甚廣，儘管這裡我們沒法說得很詳細。
許多村莊都有手工業者，只是數量上多少不一。沒有哪個城市完全不涉及土地和農業，但是，除了在極少數情況之外，它的人口比從事這些盈利行業的人口要多得多。事實上，許多學者指出，中世紀城市並沒有完全與村莊割斷聯繫，這不僅是由於經濟原因，也是由於古代城市(主要是古羅馬城市)的象徵性能夠為城市帶來合法性，即中世紀城市恰恰是這些古代城市的最終繼承者。但是這裡沒有時間對這樣一個重要的話題進行充分展開了。
每個城市和城鎮都有可以界定為「基礎的」各種行業，它們提供可以賣出的商品，賺取收入——離開這些基礎行業，城市就不能繼續進口食物和工業原料，就會無以為繼。但同時，每個城市也都有「非基礎性的」工業和服務業，城市以此為其市民提供方便。麵包師和屠戶幾乎是專門為他們的鄰里提供服務的，而兵器製造商或鐵匠的客戶則遍佈於城鄉。
與城市情況相反的就是無數的小城鎮，它們當中很少有人口數量超過1000的，而這種規模的小城鎮在英格蘭和整個中歐普遍存在。這些城鎮的食物由它們周圍村莊的村民們提供，他們用小車將其產品推到每周的集市上販賣。城鎮對他們的回饋是出售給他們日常生活所需，都是在村莊里沒法輕易生產出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仔細審視安布羅喬·洛倫澤蒂(AmbrogioLorenzetti，約1290—1348)在錫耶納所繪製的景觀全景圖，以及它所反映的義大利和普羅旺斯城市的特殊案例，就會明白，為何城鄉之間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在義大利尤其明顯。在洛倫澤蒂的景觀圖中，城鄉之間親密的、有機的關係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當然，歷史上農業體系的多樣性也顯示出今天仍然存在的差異:城市中心的平均規模仍然反映出義大利南部流行的集中的定居模式，與北歐和中歐的鄉村定居點有所不同，它顯示出農業勞動力遍布各處。因此，每個義大利村莊都是挨著城市、在城市附近形成的，城市總是位於農夫的視力所及範圍以內。這是法國地理學家亨利·德斯普朗克( Henri Desplanques)指出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景觀一詞paesaggio出現在義大利語中，會讓人誤以為它是源自法語中的paysage，但是它們的意思非常不同，因為paese表示著農夫與市民之間保持著近距離聯繫，含義不同。
村莊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層;城鎮的房子一開始也只有一層，後來加層的時候，卻沒有鞏固原來的這層。城內住宅，尤其是那些大的住宅，都是極度不穩定的。正如我在第一講中指出過的，只有當城牆以內不能再獲得更多空間時，市民們才開始建設郊區，即「城市下面」(below the city)的意思，居住在這些城外的區域，要冒著沒有城牆保護的風險。這些郊區聚居點通常僅僅圍繞著一個古代城市或一個原生的城市核心被建立起來，在斯拉夫國家被稱作格勒(grod or hrad，城堡的意思)。原生的城市核心有時位於一座河面島嶼上(如弗羅茨瓦夫和波茲南)，在西歐也被稱作市鎮(wik，相當於拉丁語的vicus，即貿易區域的意思)或港口(portus)，如斯凱爾特河(Scheldt，法語名Escaut)上的休伊(Huy)、迪南(Dinant)、那慕爾(Namur)、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根特(Gand)、瓦倫西安(Valenciennes)，還有今日法國的拉芒什海峽(英國人仍稱之為英吉利海峽)入海口的昆都維克(Quentovic)，德國靠近北海的萊茵河三角洲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d)。但是，在內陸也會崛起一些原生的城市核心，如石勒蘇益格(Schleswig)、不萊梅( Bremen)、戈斯拉爾(Goslar)。在這些城市核心的附近，會發展起新的聚居點，在斯拉夫國家被稱作pogrodzie(相當於拉丁語suburbium，郊區之意)，在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被稱作堡(burgus，義大利語是borgo，英語是borough,德語是Burg,法語是bourg)。
然而，城市生活的風險比鄉村的要大。中世紀的城市通常極其擁擠，因此，供水和污水處理成為極其重要的事情。大多數城市建築都是木結構的，木材不容易保存，通常會很快腐爛，導致建築物坍塌。取暖和烹飪則會導致一場大火出現;因此，室內用火很容易導致大範圍的火災。疾病也會在人口比較集中的城市區域迅速傳播。城市的人口死亡率很高，到那時為止，比鄉村地區的要高許多。
人們也許要問，既然這樣，為何人們那麼希望離開鄉村前往城市呢?答案就是，城市能夠提供更多的回報。從貿易中可以積累大量財富。雖然並不是所有移居城市的人都會發財，甚至不一定能過上中等水平的生活，但來到城市，總還是有機會的。
洛倫澤蒂在錫耶納繪製的全景圖壁畫(局部)
【市民生活】
不同城市和區域的中世紀市民有什麼共同點呢?
首先，他們的社會背景和思維不同，他們不可避免地相互接觸，分享同一處公共場所，因此被迫地被整合進一個微觀世界中，這裡有村莊中所沒有的社交形式，有獨特的城市生活方式，每天都會用到錢，其中一些人思想上會很開放。
其次，無論是在佛羅倫薩還是在布魯日，城市文化多多少少都是相同的。只是程度的問題，不是本質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城市體系」，不管一個城市化的西方如何發展，它的成員都多多少少會沾親帶故。
第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市民形式都不相同，但是在整個中世紀，市民們都確實會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1314年由方濟各會修士保利諾( Paolino)所表達的觀點:「有群居生活的需要。」
市場價格、流行時尚、生活狀況都不斷地改變著城市。正如亞當·德·拉·阿爾(Adam de la Halle)在《樹蔭的遊戲》( Le jeu de la Feuillee，1276)中提到阿拉斯(Arras，法國東北部城市，中世紀時以製作掛毯聞名)的市民時，城市居民的重要符號就是「命運之輪」(Rota Fortunae)。在中世紀和古代的哲學中，這是一個意味著無從知曉的命運的概念。
命運之輪屬於命運女神，她隨意地旋轉輪子，改變輪子上東西的位置，一些人遭受厄運，其他人則好運連連。在洛倫澤蒂所作的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圖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這樣的符號。
這是一幅布料制的地圖，外面是木頭的框架，可以使這幅地圖作品圍著一個軸心旋轉:這幅旋轉的地圖以錫耶納作為其軸心，很可能意味著這個世界可以旋轉，但是錫耶納在聖人保護神的注視和庇護之下，巍然不動——因為共和國很好地協調了市民們的所有不同利益、信仰、希望，在牆的另一面的巨大全景圖中也表現了這一點。
從流行的文化中提取出來的一個符號，就通過這種方式為城市自治的目標而服務。
【公共場所和時間】
我們探訪如下一些公共場所，看它們是如何清晰地界定城市生活的關鍵要素的。
首先是市政廳，這座宮殿是城市自治的象徵，或者表達了城市想要自治的意願。義大利有史可載的第一個市政廳位於阿納尼(Anagni)，從這時起，這種建築形式就成為獨立的象徵。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也建造了這樣的宮殿，以支持城市共同體聯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紅鬍子大帝」腓特烈一世。
從那時起，市政廳和廣場就是一個整體，因為在廣場上舉行的市民大會和市政委員會成為統治城市的兩個組成部分，就像一枚錢幣的兩面。
市政廳和廣場都位於城市的中心處，所有市民不管住在城裡何處，都可以花相同的時間到達這裡。它們或是通過購買自由土地形成的，如在米蘭，或是強迫徵用土地建造的，如在錫耶納和博洛尼亞。
博洛尼亞的市政廳是強迫徵用土地建造而成
事實上，市政廳反映了主廣場成為公益(common good)的符號。在地方出現對立、各種組織為利益和目標而發生衝突時，公益成為大家都認同的宗旨。
當然，對於今日的市民而言，許多城市象徵都已經失去了它們最初的意義，然而必須認識到，即使在今天，在許多義大利城市中，用來開展公共辯論、討論仍然是主廣場和市政廳的一大功能，這些地方依然是市政委員會的所在地。因此，這種延續並不是對這些符號的共享，而是對它們的功能的共享。即使石頭隨時間發生了物質變化，但也還是作為歸屬感的一部分而得以保存。
就像在前一講中提到的，大教堂是13世紀工業革命的焦點和動力，它們直接表現了商業和宗教生活的再度整合———這一時期，隨著十字軍和技術變革帶來的農業轉型，在歐洲還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資本的流入。儘管大教堂依賴財政和城市發展，但它也在勞動、資源和知識的組織方面推動廣泛的轉型。商人、工匠、雕刻師傅、木匠、玻璃工、鐵匠、瓦匠這些群體都開始發展。
但是，最重要的轉型是在金錢、資源、技術和宗教熱情的組織和整合方面。這些是知識在生產、使用、流傳方面出現的首要變化。隨著大教堂而出現的不僅是石匠、木匠、玻璃工、雕刻師傅，還有行會和巡迴商人，他們將整個歐洲變成了自己的工作室。
嘗試重建一個中世紀錫耶納的市民或晚期羅馬帝國的市民的感受，肯定是沒有意義的。然而，這兩種市民都感受到了建築環境的一種延續(我沒法找到更貼切的辭彙)。
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弗朗切斯科·羅德里科(Francesco Rodolico)注意到，至少直到19世紀初，各個義大利城市都表現出一種對建築環境的獨特審美，混雜著「時間的顏色」，雖然它們所用的石頭種類上有很大不同，或是當地的石頭，或是從其他地方運來的石頭(不同於從古代遺址或受損建築上拿來建築材料重新利用)。
然而，這不僅是一種針對含義模糊的過去氛圍的審美視角(更不是一種懷舊視角)。「像威尼斯或米蘭這樣的城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從很遠的地方運來石頭。然而，這裡存在著差別，這些地方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都依賴城市。從周圍未經開發的地方運來的這些石頭，仍然被認為是『威尼斯的石頭，或『米蘭的石頭，因為它們與每個城市產生的人性價值的特定背景密切相關。相反，通過割斷這些聯繫，在全新的、全然不同的地基上鋪上這些石頭，現在的境況就已經使『城市的石頭，這個概念不再有意義。」
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那樣，習慣塑造了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建築環境已經融入居民的個人體驗。只有一個旅行者才會在各種關注層次上觀察一座建築立面的特徵。
對一座城市建築的感知是「心不在焉且整體性的」。建築環境通過習慣融入日常生活，我們是通過將其視為家裡的東西，來掌握這座建築的美學特徵的:它的外觀不再是被觀察思考的對象，而更多的是被看作一套使用指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城市實踐的「習慣」具有一個特別的構成性作用，就像通常發生在社會制度中的所有典型的反覆、循環模式一樣，它有利於行動和行為的延續，尤其是在社會變化的時刻。而且，由家族背景、社會層面，尤其是教育制度所傳達的文化，使其能夠在這樣一種環境中被感知——在相同的建築上，能夠感受到分屬不同歷史時代的特徵同時出現。通過這種方式，建築和城市結構成為個人「沒有生活過的過去」，它已經出現，是因為它們屬於這個主觀的，卻外在於個人經驗的世界。另一方面，我們對於時間的認知存在於城市的建成環境中:建築的構造是基於時間的。羅德里科對此非常清楚，一座歷史建築的石頭，使它的歷史和地理出處變得具體化，而且它歷時的轉型也構成了對「時間性」的城市社會認知。「從未生活過的過去」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歷史建築環境，很好地體現了文化傳統的關鍵任務，在幾代人中持續存在，確保了個人的「時間」適用於一個整體的時間框架。
由於這個原因，對於民族國家而言，首先是義大利，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新近演變的結果，對提供國家共同體以文化聯繫的需要已經給予了很多關注。古老的義大利語「comune sentire」(但比英語的commonfeeling表達意涵更大)，曾經是公眾意見的同義詞，因此也能夠在此意義上理解為「共同的感覺」(common sensing)，作為一種共有的感覺範疇，一個城市的居民對於他們的日常行為可以以這種共有的感覺作為指引。
佛羅倫薩與博洛尼亞在感知方面的差異，甚至超過了地形和街道方向的差異，這種差異存在於博洛尼亞與其鄉村的模仿關係中，也即在建築材料方面，如Franco Farinelli所說。不僅在城鄉之間使用相同的材料，即使在城市的最高展示中亦是如此:如廣泛流行的建築母題、鄉村起源、塔樓和城門;房屋和宮殿上都共同使用紅色和赭色(準確地說是土壤的顏色)，這與佛羅倫薩房屋立面的刺眼白色如此不同，這種紅赭色主要在城裡使用，但也影響到了鄉村。對比之下，在博洛尼亞，過去幾個世紀的發展則呈現出相反的情況:是城市受到了鄉村的建築形式和顏色的影響，因為它是為鄉村腹地服務而存在。
【公共場所、公共活動、街道生活】
涼廊小屋(lodge)最初是一座暫時性的建築，它的建造是為石匠雕琢石頭時起遮蔽作用的。它最終成為一種合作的體制，知識和技能據此在手工業者間傳播，起到相互交換、積累的作用，這反映在諸如涼廊筆記當中。
這些繪畫位於佛羅倫薩的布諾米尼(Buonomini)兄弟會教堂，表現了後者傳教的各個方面，包括對市民同胞的施捨，在中轉時需要合法的監管、約束和登記。壁畫顯示，涼廊(loggias)或者至少是像涼廊的空間是一個被用於展示法律條文的場所，譬如作為公證而展示，將嫁妝給予一個貧窮的女孩，這些都被詳細地記載下來，還有就是產品名錄的登記。
私人的涼廊和柱廊面朝大街，這也是中世紀晚期環境的顯著特徵，儘管不如在羅馬或博洛尼亞那麼普遍。
荷蘭畫家范艾克(Jan van Eyck)的著名畫作《阿爾諾芬尼夫婦的婚禮》(Arnolfini Betrothal)中，可以通過背景牆上的鏡子清楚地看到，畫家描繪的可能是一張公證，因為畫中所涉的阿爾諾芬尼和切納米這兩個家族，都是布魯日有名的商人和銀行家，畫家在牆上的簽名看上去是一個見證，因此畫作本身可能就是一份公證文件，儘管顯得比較特殊。
在公共涼廊，即現在佛羅倫薩的蘭奇涼廊(Loggia dei Lanzi)，城市政府將其自己表現為市民整體，表現了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系統，包含了城市裡的各種組成部分。在中世紀晚期的佛羅倫薩，公證人在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中都很重要。公證人們以獨特的、色彩豐富的著裝，與顯貴們一起彙集在公共涼廊上，顯現出同樣的榮耀，和他們在私人的涼廊或類似的空間中地位同等顯要。
魯切萊(Rucellai)家族的涼廊建於1460年代，正對著其著名的宮殿立面，這個地方由這個家族的各個分支居住。魯切萊在新聖母瑪利亞多明我修道院周圍地區是佔據領導地位的家族;相應地，阿爾伯蒂(Alberti)家族直到14世紀末都控制著聖克羅齊方濟各教堂周圍的區域。所有的涼廊都被建造或重建於與各個家族有朝代和政治聯繫的地方，他們對聯姻有很大興趣，將其作為政治復興的工具和標誌。
只有建造於古羅馬時代的中世紀城市可能有街道規劃或總體規劃，羅馬式的網格除了在特里爾和米蘭等少數城市中還存在，其他大都被城市發展擠壓得只剩下不連續的片段。國王、主教和資產階級都沒有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想法。
根據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分析，巴黎中世紀街道建立起來的公共空間，在造了建築以後仍然保存下來。例如，在偉大的文藝復興宮殿興建於瑪萊區之前，這塊塞納河右岸的沼澤地的街道立刻變窄了，建築之間只能容一個人穿過，不同的所有者在這個地塊的邊緣處進行建造。另一方面，街道本身可以是一個創新的地點。在巴黎右岸的皮革工人區域，每個店鋪的窗戶都展示著商品，供街上散步的路人觀看，這是對玻璃建築的一個創新:窗戶有了木框，可以翻折下來作為櫃檯。第一幢帶有這種風格的窗子的建築可以追溯至1100年代早期。這種發明使商人們能夠將其商品放在顯眼的位置，讓街上的行人容易看到。通過這種方式，中世紀的庭院不僅與街道上的經濟活動連結起來，也改變了街道生活的時間。「庭院既作為一個展現用的房間，也成為一個工作間，它的入口逐漸變大，能讓人們通過，看到裡面在做什麼。」古代城市依賴白天;而中世紀巴黎的貿易拓展了街道的時間。人們在完成他們的工作之前或之後進入街道和店鋪:「清晨和黃昏都成為消費的時間，麵包房在黎明時分就開，屠夫鋪子開到晚上，在白天購買、準備和烤完肉之後。只要街上有人，櫃檯就會保持開放，庭院也不會鎖上。」
佛羅倫薩的房屋立面是刺眼的白色
不過不管怎樣，都不應當認為街道生活很容易。
正如桑內特所指出的:「街道上的暴力更加頻繁地針對人身，而不是財產。1405到1406年(可以得到的巴黎可靠犯罪數據的最早時間)，54%進入巴黎刑事法院的案件涉及『激情犯罪，而只有6%是搶劫罪;從1411到1420年的十年間，76%的案件是針對人身的衝動暴力，7%涉及偷竊。」
實際上，發生這些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酗酒。圖雷納(Touraine)是法國一個主要的農業地區，這裡有35%的謀殺或重罪同酗酒有關。在巴黎，這種關聯更強，因為酗酒不僅發生在家裡，還發生在公共酒館和葡萄酒商店。一個醉鬼在家裡酗酒後可以睡去，但在城市街道邊的店鋪喝醉酒的人們會造成大型的街斗。人們在一起喝酒，然後在深夜突然涌到街上打架。不過，應該說，喝酒是一種必要的需求，那就是想要身體暖和。巴黎是一個北方城市，冬天非常寒冷。而葡萄酒可以在沒有火爐的建築物中使人的身體變暖。直到15世紀，才出現了牆邊的壁爐;在這以前，是在建築物的房間中央升起篝火，冒出的煙會讓人沒法靠得太近。而且，這種熱量很快就消散了，因為城市建築很少有裝玻璃的窗戶。
每周也有集市在街上舉行。在12世紀，這些街道市場仍然每周開放進行貿易，後來發展起年度集市，出售皮革和鋼鐵製品，在四面掛著布的露天辦公室提供金融服務，進行資本交易。
這些市場空間非常有效地打亂了國家管理貿易的權力。在一條街道集市上做買賣的商人受到法規管理時，就移到另一處集市去活動。而且，這些集市打破了宗教對集市的限制，在神聖的宗教節日也能進行買賣。
【城市主廣場】
沿著街道走，我們現在回到了主廣場。
最好是不要把公共建築的建造或廣場的布置安排視作城市和諧的表達。相反，它們是強烈衝突和痛苦決定的結果，但是會被下一代人忘卻，下一代人會習慣於曾經全新但如今被習慣塑造了的公共街道、廣場和建築。
一開始，主廣場也可以成為市場廣場，或者同一座市政廳的大庭院，就像布雷西亞、費拉拉、熱那亞一樣。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主廣場的一邊，有塔樓的市政廳，開始變成一個心照不宣的活動點，正如在佛羅倫薩、錫耶納、布魯日一樣。
從13世紀最初幾十年開始，所有人都知道一座新的城市應當在中心處有一座主廣場。在由行會控制的城市中，主廣場是最適合用作行會總部的地方，只有在布魯塞爾才將行會總部圍繞著主廣場分布。或許，只有公證人的大樓——因為他們採取中立態度——容易被公眾接受，就像在博洛尼亞、費拉拉、維羅納那樣。基本而言，他們作為房屋買賣契約的監督者，顯然也是市民自由的保護者。
當領主要結束這個市政時代時，他們的廣場應當在領主的宮殿-城堡和廣場之間找到一種妥協。在烏爾比諾，蒙特費特羅的費德里科(Federico da Montefeltro)會買下一座城堡，外城牆臨河谷而立，看上去就像一個堡壘一樣，這象徵著對地區的控制，而在朝向城內的一面，是L型的廣場，實際上，這是宮殿本身的一種外在庭院形式。
城堡外城牆臨河谷而立，象徵著對地區的控制。
當九人委員會(Council of Nine)請洛倫澤蒂將被貴族們的建築所包圍的主廣場(il Campo)表現出來時，結果還是給人多元統一的感覺，這正是城市共同體的特徵。在烏爾比諾的畫板上(一幅展現理想城市圖景的油畫)，同樣的規劃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設計。洛倫澤蒂想像的多樣化因此被其統一的高度、對稱的四座主要建築，以及向心的視角所限制，在這後面，我們可以看到店鋪和房屋通常所表現出來的多樣性，在背景中，有典型的托斯卡納外懸式屋檐，街道包圍著集市廣場。
這是通過廣場的審美所反映出來的深刻的歷史和社會經濟變遷，因為數個世紀中，廣場或許是唯一使歐洲以及歐洲的城市得到真正統一的文化特徵。
（朱明 譯）
講演（2016.2.26）｜歐洲中世紀城市地理：公共空間——馬里奧·尼夫在上海博物館的講演
馬里奧·尼夫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文化遺產系教授
※歐洲中世紀的城市，與中國古代城市
※繁華城市中的一座森林——美國紐約中央公園
※歐洲最美城市，全球第一個整座城市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
※中國內地「最長壽」城市
※這座城市曾是中國的第三大城市，西北的軍政中心，現為5線城市！
※亞洲經濟最強的七座城市，中國佔三城！
※中國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的3個城市
※左岸高地：大理的城市藝術會客廳
※「城市中的燈塔」——英國河岸博物館
※未來世界四大空中城市設計
※龐貝古城 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城市的真實面貌
※中國第一個獲評「國家園林城市」的省會城市
※「城市中的灯塔」——英国河岸博物馆
※恍若隔世：日本商店遍布戰時中國城市街市
※英國網民評論：好萊塢空降中國東部沿海城市
※中國西部地區最強的六大城市
※瀋陽經濟區的副中心城市，號稱「中國藝術大城」，卻只是個四線城市
※中國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座新一線城市：陝西西安
※實拍：世界第三黃金市場，位於中東最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