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沒有詩歌，一個民族就不會生氣勃勃
摘要詩歌是人類靈魂的聲音。詩歌不像政治、經濟、軍事那樣，直接干預和改變人的現實命運，但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類的精神世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近日，當93歲高齡的著名詩人、翻譯家屠岸現身上海思南讀書會，用英文吟誦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時，讀者彷彿同時看到了詩和遠方。
對這位《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第一部中文全譯本的譯者而言，寫詩和譯詩，是畢生的事業，也是心靈棲息的方式。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中，屠岸描繪了他心目中的詩和遠方的文化。在他看來,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詩歌的聲音，就會缺乏精神上的豐富和優雅，就不會百花盛開、生氣勃勃。
對屠岸來說，詩歌就是他的安身之命之本。
愛上了莎士比亞
上海豫園，九曲橋彎彎，在微風裡。
93歲的屠岸故地重遊。步移景換間，收藏在他生命中的上海往事，隨風而至。最先脫口而出的是，「1949年9月25日，我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首詩《光輝的一頁》，歌頌新中國即將成立。」直指他心靈的棲息之地——詩與詩意。
而他棲身上海，始於1936年。作別故鄉常州，考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13歲的屠岸在這裡接受新文化的洗禮。
黃浦江畔的歲月，就像命運在他身體里埋下了兩顆事業的種子，在日後長成茂盛的叢林。
初到上海的一個冬夜，冷極。少年屠岸輾轉難眠，索性起身，直抒詩懷：「天上是孤獨的月亮/我站在操場上/想那些衣不遮體的窮人……北風呼呼如狼似虎。」這首《北風》，成為詩人屠岸的起點。
借居上海姨母家，就讀光華大學英文系的表兄的書籍，讓屠岸的目光越過重洋，頓時開闊。「我經常看錶兄的《英國文學史》《英國詩歌選》，最後反而是我愛上了莎士比亞。」
不過，遇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亞，要到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學之後。在一家舊書店，他發現了一冊英文原版《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04年倫敦德拉莫爾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釋本。「看了注釋，我更能理解莎士比亞詩的內容了，就產生了翻譯的想法。」這個想法，正是翻譯家屠岸的出發。
解放周末：莎士比亞的詩句最初划過您的生命時，帶給您怎樣的心靈觸動？
屠岸：讀到那些詩句時，我被莎士比亞的藝術和思想征服了。他的十四行詩音韻優美，形式整齊，內容精粹，思想深刻，我太喜歡了。上世紀40年代中期，我開始翻譯莎翁十四行詩。
解放周末：翻譯西方詩歌，使您的詩歌生涯有了兩個傳統：一個是縱向的東方繼承，一個是橫向的西方移植。
屠岸：我的詩歌啟蒙，來自我的母親。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母親就教我讀《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唐詩評註讀本》等等，從那時起我成為詩歌的朝聖者，一生不輟。
當時，母親總是先解釋詩文的內容，再自己朗誦幾遍，然後叫我跟著她吟誦。我像唱山歌一樣跟著吟誦，對內容不求甚解，只是覺得能從吟誦中得到樂趣。母親教我的是「常州吟誦」，2008年這種吟誦調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我是這個「非遺」的三位代表性傳人之一。
解放周末：這些抑揚頓挫的吟誦，在不知不覺間鋪陳出您生命的詩歌底色。
屠岸：直到今天，我仍喜歡吟誦著詩歌入睡，無論是中國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還是西方的莎士比亞、華茲華斯、濟慈，都是對我生命的慰藉與激勵，讓我倍感美好。就像我的友人打趣說的那樣，每天我不用服安眠藥，我服的是「詩葯」。
「盜取」文化的火
這個世界讀書日，恰逢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紀念日。
屠岸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譯者的身份受邀來到上海，為讀者講述自己與莎翁跨越時空的「交往」。
莎翁十四行詩共154首，1609年在倫敦出版。上世紀30年代起，其十四行詩陸續被譯介到中國，但直至1950年，屠岸所譯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問世，才有了第一部中文全譯單行本。在翻譯之餘，屠岸還以自己詩人的感悟，為每首詩撰寫了言簡意賅的「譯解」，進行解讀。
66年來，屠岸譯本在時間的河流中不斷被打磨，歷經他500餘次的修改，積澱成為一部經典。他「執迷不悟」地說：「對詩歌翻譯的琢磨、改進，是無止境的。這是我一輩子的工作。」
66年來，這個由打磨和詩意合力完成的漫長陪伴，也成為出版界一樁文化事件。屠岸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不斷再版，迄今為止累計印數達60多萬冊。今年，該譯本又以「最中國」的樣貌面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線裝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這裡，宣紙、繁體字、豎排，線裝書所散發的中國文化韻味，和莎翁十四行詩所綻放的西方文化光芒，跨過時空的千山萬水，高處相逢。
或許，這同樣可以被視為屠岸深情而執著地在中西文化之間跋涉、游弋的一個寫照。
解放周末：聽說了您與莎翁的「交往史」後，有讀者這樣感嘆道：一個人一生中的近70年都在翻譯莎翁十四行詩，這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屠岸：上世紀40年代的那個版本，有的語言比較陳舊，有的比較單薄，所以我要不斷進行修訂，使其能為今天的讀者所接受。
解放周末：您有一個觀點，譯詩難，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更難。為什麼如此之難？
屠岸：詩歌的翻譯，不僅要譯出原詩的韻律、節奏之美，還要譯出原詩的神韻與風格之美，達到形式和內容的合一，難就難在這裡。比如，雪萊在《為詩辯護》中直接就指出，詩歌不能翻譯。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認為，詩就是經過翻譯而失去的東西。他們的說法，未免絕對化，但說明了譯詩之難。
解放周末：但翻譯又是必須的。就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說的，「詩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親密表達方式。它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信仰著他們共同堅守的人類命運。」只有通過翻譯，這種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實現。
屠岸：中國古語說「詩言志」、「詩緣情」，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但人們的情和志都是相通的。因此，詩歌的翻譯有它的可行性。當然，在翻譯中它會失去一些東西，而優秀的翻譯家則能把原本的東西儘可能地多保留一點。
如果詩歌不能翻譯，那麼，中國人就不會知道莎士比亞，外國人也不會知道李白、杜甫，對吧？魯迅稱翻譯家就是普羅米修斯，「盜取」文化的火給不同語言的人們，以實現彼此之間的交流。
在我看來，真正要譯好一首詩，需要通過譯者與作者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兩者合一。擁抱原詩是一種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譯者要把作者的東西化為自己的，體會對方的創作情緒。有時翻譯得不成功，就千方百計去找那個表述方式，尤其是那些適用於押韻的字詞，就像追求愛人一樣，最後終於追到了，是一種精神狂歡。
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線裝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解放周末：《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譯本修訂過程中，您也是千方百計，比如，向卞之琳先生請教。
屠岸：我第一次登門討教卞之琳先生是在1962年。卞先生對我的翻譯是肯定的，但認為還需要修訂加工，當時他親自譯了莎翁十四行詩的第一首，給我做示範。卞先生主張詩歌翻譯要在「形」上遵從原詩的格律和韻式，並形成了譯詩形式上的典範方法：以頓代步，韻依原詩，亦步亦趨。他的翻譯理念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
有一次，我還借用卞先生的借書卡，從社科院外文所資料室借閱英文版《莎士比亞全集集注本》中關於十四行詩的一卷。我根據書中的各家注釋和卞先生的翻譯主張，進行了全面修訂加工。修訂後的版本，卞先生認為更加謹嚴、光潤。
解放周末：這樣的與詩壇大家的交往，本身就像一首詩。類似的交往多嗎？
屠岸：我與一些大詩人都有過交往。比如，艾青先生，還有臧克家先生。臧克家先生晚年時，我去拜訪他，他送給我一首小詩：「我/一團火/灼人/也將自焚。」那時，他已經九十好幾了，但是又發出了詩的亮光。
一株飽經滄桑的大樹
友人記得，多年前第一次見到屠岸時，屠岸遞過來的名片上，頭銜是——詩愛者詩作者詩譯者。不由肅然起敬。
屠岸寫過，我是詩的戀者，無論是古典，浪漫，象徵，意象；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只要是詩的殿堂，我就是向那裡進香的朝聖者。那麼情真意切。
而更多的是屠岸獨自一人為了詩歌而苦苦吟詠、徹夜推敲的情節，由漫長的時光一一記錄與見證。
1943年夏，屠岸到江蘇呂城農村過暑假。流連鄉野的一個多月里，50多首詩「噴薄而出」，他迎來了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高潮。「白天我在田間、河邊觀察，與農民交談，體驗他們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我在豆燈光下、麻布帳里構思、默誦、書寫、塗改，流著淚謄抄，有時通宵達旦。」
一個深夜，屠岸邊寫邊情不自禁高聲朗誦起來，念至「天地壇起火了」這句詩時，他激情飽滿的聲音，驚醒了睡在隔壁的沈大哥。恍惚中，沈大哥真的以為哪裡著火了，急忙從房間里奔出來。待弄清事情原委後，沈大哥直呼他「詩獃子」。
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之後，「詩獃子」開始嘗試著寫十四行詩。1986年，《屠岸十四行詩》出版。卞之琳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得心應手，不落斧鑿痕迹。」詩人鄭敏認為他的詩「讓哲理穿上布衣裳」。
詩歌，不僅讓屠岸贏得了綽號與讚譽，獲得了沉醉與狂喜，更讓他人生的磨難得到了悲愴的詩意支撐。「文革」時期，在幹校勞動，他雙手割著高粱，心中默誦詩歌，把切割動作和詩行節奏結合起來，一步步地往前。身體困頓于田地間，惟有心隨著詩遠行。
現在看來，13歲那年的《北風》，吹啊吹，直到如今93歲的高齡，詩歌宛如屠岸命運的風標，艱難但優雅，始終充滿嚮往。80年來，詩人的創作環境一再變化，而詩人的人生哲學和詩歌哲學卻像一株飽經滄桑的大樹，日復一日地挺拔、堅韌、蒼翠。
解放周末：同樣是面對詩歌，創作和翻譯有何不同？
屠岸：翻譯要憑悟性，寫詩要憑靈感。沒有靈感，硬寫出來的詩，是沒有感情、乾巴巴的，是偽詩。
解放周末：真正的詩歌是要表達情感的。
屠岸：對。我有一個原則，寫不出來時，就不硬寫。
解放周末：在您心目中，詩歌意味著什麼？
屠岸：就像我在詩集《晚歌如水》的序言里所寫的，我未曾受過牧師的洗禮，但詩歌就是我的宗教，繆斯就是我的上帝。也就是說，詩歌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解放周末：您以怎樣的虔誠面對自己的宗教？
屠岸：本著關懷群眾、關懷民族、關懷國家的初衷，這一點是貫穿始終的。當然也有寫內心世界的詩。但內宇宙與外宇宙是相通的，血肉相連的。沒有愛心，詩歌就沒有生命。
解放周末：詩歌的生命，可以向大眾傳遞出什麼？
屠岸：寫詩除了抒發自己的感情，還要有一種使命感，就是要給讀者帶來好的影響，要寫真善美，不要把壞的東西給讀者。
解放周末：上世紀90年代初，您用3年時間譯成《濟慈詩選》，獲得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但從某種角度來說，濟慈和濟慈的詩歌與您精神的契合，是否比獎項更具功能性和意義？
屠岸：是的。在英國詩人中我最喜歡兩位，一位是莎士比亞，一位就是濟慈。而在這兩者中，我又更親近濟慈。
濟慈只活了25歲，他22歲得了肺結核，我也在22歲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可怕的病。對我來說，濟慈就像是一個異國異代的知己，我們好像穿越了時空在生命和詩情上相遇。
濟慈提倡用美來抗衡社會的醜惡，我深受其影響。由於喜愛濟慈，我情不自禁地著手翻譯他的詩歌。2001年，我去倫敦，拜訪了濟慈故居，並把我翻譯的《濟慈詩選》送給了濟慈故居。我又去了羅馬，拜訪了濟慈臨終故居和濟慈墓。
解放周末：這是對詩人的致意，也是對文化的致敬。
屠岸：是的。詩歌之美，可以超越民族與國界。
從生活的真實當中長出來
年過九旬的屠岸，精神矍鑠，神態儒雅，筆耕不輟。
他的平和與儒雅，讓他看似一座寧靜的山。但實際上，有岩漿在其中奔涌。
不知道他經歷的人，難以想像他命運的波瀾起伏：抗日戰爭時期顛沛流離，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共產黨、投身秘密地下活動，「大饑荒」中肺病複發不得已切除一側肺葉，「文革」時被抄家、蹲牛棚、下幹校，改革開放後受命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書記、總編輯之職……
不喜歡詩歌的人，看不到他性格中激情的一面：一種由持久的詩意釀就的激情，一種不妥協地追求美和生命力的韌勁。「沒有新鮮感就沒有詩，我每天看到東西都是新鮮的，太陽存在億萬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個嬰兒，去擁抱生活。把每一天看作新的生命的開始，就不會萎頓、不會沉淪。」
因此，至今這位老者身上依然有著新鮮的激情與生命力，依然具有一種由內而外投射周遭與社會的能量。
屠岸愛詩，也希望自己的後輩懂得欣賞好詩。曾有幾年，家中每周或每半月舉行一次詩會，並以小外孫的名字命名為「晨笛家庭詩會」。全家聚集一堂，詩意勃發，屠岸的「常州吟誦」古詩詞必是最受歡迎的節目。
2011年，北京推出公益項目「四號詩歌坊」，讓經典好詩亮相北京地鐵四號線。屠岸的作品《紙船》搭上了地鐵四號線，使得詩意的傳播具有了嶄新的速度。
對於詩意在中國大地上的棲居，屠岸始終關注。有時批評，有時鼓勵，都是因為對詩的熱愛。看到有人以創新之名，顛覆詩的形與神，他堅決反對：詩是要變的，但萬變不能離其宗。詩的創新不能背離真善美這個根本，不能超越應有的底線。否則，詩就變到詩的反面去了；談及女詩人余秀華的「橫空出世」，他不吝讚美：一個腦癱病人能堅持寫詩，很不容易。她有詩智，很不簡單。
解放周末：今天，信息爆炸、科技突飛猛進、全球一體化這樣的時代潮流滾滾而來，詩與詩意何以安身？
屠岸：這些時代新特徵，確實給詩歌提出了新的課題。當下的詩壇，確實也不那麼繁榮。但是，詩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只要人類不滅，詩歌就不亡。我相信，詩歌的精神會有更發揚光大的一天。對此，我是比較樂觀的。
解放周末：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世事變遷，但唐時的風，宋時的雨，總會以今天的方式繼續著。比如，近些年來「工人詩人」頻頻成為詩壇的新聞性話題，那些浸潤著汗水的詩句直指人心。
屠岸：是的，現在出現了一批草根詩人，他們在工廠里、工地上勞動，也用詩歌來表達他們的生活和感情。詩歌在民間，這是傳統。不少大詩人，都是從民間來的。比如，濟慈就出生於底層家庭，家境非常貧困，但他的詩非常卓越。
解放周末：詩歌在民間。
屠岸：詩歌要反映生活，是從生活的真實當中長出來的。詩人不能脫離人民，脫離人民他的詩就空了。今天的這些民間詩人，當然不是每一個都很優秀，但是有很多是比較優秀的。我想，他們的這些詩歌會在中國詩歌史上留下痕迹。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詩歌對一個民族精神成長的影響？
屠岸：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詩的精神，是很可悲的。
詩歌是人類靈魂的聲音。詩歌不像政治、經濟、軍事那樣，直接干預和改變人的現實命運，但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類的精神世界。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詩歌的聲音，就會缺乏精神上的豐富和優雅，就不會百花盛開、生氣勃勃。這個民族的靈魂將是喑啞的。（文/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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