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上因疏忽而釀成的四大悲劇

李大釗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及大革命失敗後，為了躲避抓捕，中共曾一度進入地下活動，面對抓捕、屠殺，中共組織的每個人每一個行動都要格外地仔細、小心，哪怕有一丁點的疏忽、放鬆都會釀成悲劇。翻閱歷史，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中，讓我們看看中共黨史上因為疏忽而釀成的四大悲劇，四大悲劇導致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陳獨秀長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次子、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陳喬年，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國著名的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的領導人彭湃等四人遇難。

李大釗遇難：源自於行動中的疏忽

李大釗（1889—1927年）河北樂亭人，字守常，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學校，1917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並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是中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20年3月在北大發起成立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最主要創始人，黨成立後任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

李大釗

1927年4月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執掌北方政權的張作霖舉起了反共的大旗，中共北方區的工作進入完全的地下狀態，李大釗等革命者為了隱蔽起見，便搬到蘇聯使館的兵營中進行活動。因夜間寫文章、談話的聲響，被隔壁法國醫院的值班人員發覺，法國大使館就把掌握的情報報告給了張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權的外交次長吳晉，與此同時，日本大使館也向張作霖提供了經常有人出入蘇聯使館兵營的情報。於是張作霖在日本、法國政府的支持下，決定對蘇聯使館的兵營進行全面搜查。而這一消息首先被楊度探知。楊度早年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後來傾向於革命，對李大釗十分敬仰，楊得知消息後就急忙通知了胡鄂公。胡鄂公也是共產黨的擁護者及追隨者，早年自己也成立了共產黨組織，而且規模十分大，最後因尋不到國際支持而破產，胡鄂公得知消息後又火速通知了李大釗。而李大釗卻認為張作霖不敢破壞國際公約，也不可能來搜查使館，就沒有把這個重要消息當回事，仍然在蘇聯使館的兵營內頻繁出入，毫無防備地在兵營內開展著各項活動，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戒備情況下，悲劇在悄悄走近他們。

張作霖

1927年4月6日11時左右，張作霖派出250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和憲兵，分別控制了東郊民巷使館區的各路口，包圍了蘇聯使館及旁鄰的中東鐵路辦事處、俄款委員會、遠東銀行，所有便衣偵探一律胸系紅線為記。軍警擁入院子的時候，院內有人鳴槍數響報警，但因軍警擁入之後即分頭搜查，所以很少有人脫險。4月28日上午11時，張作霖在警察廳南院總監大客廳進行軍法會審，問過李大釗等20名中共黨員的姓名、年齡、籍貫後，以觸犯《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為名，宣判20人死刑，然後用6輛汽車將李大釗等20人押赴看守所，行刑是在看守所內進行的，行刑時間從下午2點開始到5時才結束，當時看守所只有一架絞刑台，一次只能執行兩人，首先上台的是李大釗，他神色鎮定，高呼「共產黨萬歲」而從容就義。這一幕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因過於粗心而發生了。

陳延年的悲劇：同樣源於疏忽

陳延年（1898—1927年），又名遐延，安徽懷寧縣人，陳獨秀的長子。過去長期因受陳獨秀的牽連，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的著作很少提到此人。他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在巴黎參加了「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創立，並成為「少共」的主要領導人，不久「少共」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同年秋，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3月陳延年同其弟陳喬年由法國轉入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夏回國，接替周恩來擔任廣東區委書記，成功地領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當時毛澤東稱讚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在革命危難之際，他又接任羅亦農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中共「五大」被大會選為黨的五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延年

1927年6月25日下午，國民黨的二十六軍破獲了在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內的中共的幾個秘密機關，逮捕了幾名共產黨員，但這幾名被捕者並不了解中共的核心機密。6月26日上午，國民黨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抓獲了兩名中共黨員。其中的一人是中共的秘密交通員，知道省委機關地址。而此時王若飛正在上海四川路104號主持召開江蘇省委成立大會，宣布撤銷江浙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浙江省委，任命陳延年為江蘇省委書記。當得知秘密交通員被捕的消息後，王若飛就果斷地宣布散會，並指示與會者馬上離開省委機關。

當天下午3時左右，陳延年與省委組織部長郭伯和、省委秘書長韓步先等因擔心省委機關的安全回來探視，當發現沒有什麼問題時，便放鬆了警惕，又上樓坐下來繼續研究工作。誰知剛坐下不久，省委機關便被國民黨軍警包圍了，陳延年等四人被捕。因為陳延年生得皮膚粗黑，而且體質堅實，容貌似黃包車夫，當時他身穿短衣、褲腿上扎著草繩，與做粗活的工人無異，他自稱是受雇的茶房，名叫陳友生，國民黨軍警也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身份，也就相信了陳延年的話。

中共地下組織在得知陳延年等人身份沒有暴露的消息後，便通過濟難會與國民黨辦案人員進行交涉，談妥以800元大洋放人。但陳延年在被捕後就給其父親的好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寫了張字條，紙條上寫道：「某日某處被捕，現拘留在市警察局拘留所內，請先生買套衣服送來。」後面署名陳友生，汪一眼就認出是陳延年的字跡，於是汪孟鄒又找到了胡適，請他幫忙。胡適就找到了當時在國民黨有權有勢的吳稚暉，吳當時擔任蔣介石總政治部的主任。吳稚暉得知這個消息後十分高興，竟然欣喜若狂地叫道：「好了！好了！老陳（陳獨秀）沒有用，小陳可怕；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太平了。」他一面報告蔣介石，一面給當時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發去「賀函」，楊虎接到信後，也驚喜萬分，並對陳延年等進行嚴加審問。韓步先經不住國民黨的威逼，當場指認了陳延年並供出了趙世炎的住址，不久趙世炎也被捕了。吳稚暉的告密與韓步先的指認，使中共組織的營救最終失敗。汪孟鄒與胡適二位當初誰也沒有想到吳稚暉會背棄陳延年，況且陳延年與吳稚暉早年還是最好的朋友。

面對兇殘的敵人，陳延年毫無懼色，國民黨對陳延年用盡了酷刑，最終也一無所獲。1927年7月4日夜晚陳延年被秘密押往龍華刑場，在臨刑時，當敵人要他下跪時，他直立不屈，並高呼口號。幾個執刑的士兵用暴力將其按下，但當其鬆手揮刀時，陳延年又突然一躍而起，故一刀並未砍著頸項，隨後被劊子手們按倒在地，用亂刀剁死。這又是一樁可以避免的慘劇，只因兩次粗心最終還是發生了。

陳喬年悲劇：營救時的疏忽

陳喬年1902年生於安慶，童年、少年時光是與胞兄陳延年一起在安慶度過的。隨後兄弟倆又一起去上海求學，1920年2月份與陳延年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冬兄弟倆一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兄弟倆又同時由法國到蘇聯學習。1925年春，他奉中共中央指示回國工作，隨後被派往北京，在北京區委擔任重要職務，與李大釗、趙世炎等一起工作，當時陳喬年只有23歲。1926年3月8日的「三一八」慘案中，陳喬年、李大釗、趙世炎等親自率領群眾向段祺瑞政府請願，面對敵人的屠殺，陳喬年臨危不懼，捨命掩護廣大群眾。

陳喬年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離開北京南下，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後，1927年春，他又去了武漢，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五大」，並被選為五屆中央委員。中共「五大」結束後的一段時間，陳喬年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並代理李維漢部長主持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八七」會議後，又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隨後又調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那時其兄陳延年已犧牲，他與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在工作上配合十分默契。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由各區組織部長參加的聯席會議，會議由陳喬年主持，同時上海總工會在醬園路召開由各區特派員及區總主任參加的聯席會議。由於叛徒唐瑞林的告密，兩個會場同時被英國租界的巡捕包圍。當時陳喬年正在會上講話，手裡拿著一本雜誌，雜誌里夾著黨的文件，就這樣陳喬年被捕了，當時江蘇省委及上海總工會機關的負責有11人被捕。告密的叛徒唐瑞林當時擔任中共上海浦東區委書記，他的舅父繆斌是蔣介石手下的重要幹將，實際上唐瑞林早就與繆斌暗中勾結起來了，當時中共的另一個重要幹部羅亦農也是他告密被捕而遭不幸的，可見當時形勢的險惡。

陳喬年被英租界巡捕抓獲的第二日，便被引渡到了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關押在天字監一號牢房。叛徒唐瑞林認識被捕的大多數中共黨員，而陳喬年剛調來上海工作不久，所以唐瑞林並不認識陳喬年。陳喬年當時化名王某，真實的身份敵人並不知道，他們知道被捕的人中有陳獨秀的兒子陳喬年，但不知道是哪一個，敵人為了弄清楚誰是陳喬年，就又讓唐瑞林施展「苦肉計」。

敵人把唐瑞林與陳喬年等人關在一間牢房，這間牢房裡的人都不認識唐瑞林，唐瑞林總是纏著陳喬年問這問那，看上去十分關心。陳喬年對唐也十分警惕。一次他與陳喬年談話正起勁時，忽然問：「你是不是安徽懷寧人，口音很像哩！」陳喬年即機警地答道：「我是中國人嘛。」幾天後從女監中傳出紙條，說唐瑞林是叛徒，讓大家留心，唐的苦肉計最終也沒有得逞。

得知陳喬年的身份仍然沒有暴露，中共的黨組織積極開展營救工作，獄中的中共黨組織也同時參與營救，而當時被捕的人當中，唐瑞林不認識的只有三人，即陳喬年、周之楚、張永四，獄中黨組織中鄭復他、許白昊等同志主張犧牲周之楚，由周代替陳喬年。然後救陳喬年出去。當時周之楚也表現十分英勇，並贊同這個建議，所以法官審訊時，周之楚自稱是陳喬年，法官也不知其中的奧秘，就迅速地宣布判周死刑，準備把周之楚、鄭復他、許白昊同時處死。但就在這時，周之楚的父親得知兒子被捕了，也開始了營救工作，周的父親是個有錢的華僑商人，這樣周之楚的真實身份也就暴露了，敵人也最終知道了誰是真實的陳喬年。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與鄭復他、許白昊在龍華的楓林橋畔被處死，當時年僅26歲。

關於陳延年、陳喬年兄弟的事情人們知道得比較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受其父親陳獨秀的政治牽連，據陳獨秀的三兒子陳松年介紹，陳延年皮膚粗黑，濃眉大眼，不像一個讀書人，而陳喬年卻生得皮膚白皙。身材削瘦，是一個白面書生，陳延年表現出的是沉著老成，不苟言談，陳喬年卻體現的是調皮開朗，愛說愛笑。因上述因素的作用也決定了兩人的愛情生活軌跡。

陳延年過的是清教徒式的簡樸生活，短暫的一生中沒有談過戀愛，主要的原因是其外貌及個性特點得不到年輕女性的青睞，他曾對友人坦言道：「中國女人的心裡，真是不可思議的標準。強健的體格是一個重要條件，在蘇聯，面孔白白的，沒有鬍子的男人，會被女人遺棄的，但中國女人偏愛小白臉，所以我的大黑臉，在中國就永遠找不到女人了。」但也有傳言，說他在廣東時與譚平山的妹妹談過戀愛，譚平山的妹妹長得也不漂亮。

與陳延年相比，陳喬年就略顯優勢。陳喬年當時曾受到一些年輕女孩子的愛慕，劉仁靜的妻子史靜儀就是其中的一個，最終兩個人還走到了一起。此舉遭到了許多人的非議，認為陳喬年搶了別人的老婆。他們在婚後生了一個男孩陳紅五，陳喬年被捕後，史靜儀因忙於營救陳喬年，無暇於孩子的健康，最終小紅五病死，幾個月後史靜儀又生下了兩人的遺腹女，後又與別人結了婚。這便是二人婚姻生活，最終是粗心扼殺了兩個年輕的生命。

彭湃的悲劇：也是營救時的疏忽

彭湃（1896—1929年），廣東海豐人。1917年赴日本留學，1920年回國任海豐縣教育局長，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並擔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南昌起義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起義失敗後，領導了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創立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在中共第五、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是中國著名的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的領導人。

彭湃

1929年8月24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彭湃、中央軍事部長的楊殷等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里白鑫家中開會（白鑫當時擔任中央軍委秘書，已暗中叛變），忽然大批密探闖進白鑫家，彭湃等人被捕。

周恩來得知消息後，便組織中央特科進行營救工作，他們首先通過內線弄清出賣彭湃等人的正是叛徒白鑫，便決定伺機除掉白鑫。彭湃等人被捕後先被關在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內，8月26日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還被審訊。在敵人內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楊登瀛借參加審判，領來彭湃認識的一個同志，以暗示他們組織正在營救他們。6月28日，彭湃等人將由上海公安局轉至龍華警備司令部，周恩來知道此消息後，便決定在押解途中營救彭湃。28日清晨營救人員裝扮成拍電影外景的，等待在刑車經過的路段。刑車開到時，大家同時取出手槍向刑車射擊，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特科人員的手槍都打不響，眼睜睜地看著刑車遠去。原來，為了營救彭湃等人，特科人員專門使用剛剛從法國商人那裡購買的勃朗寧手槍，都是最高級的，由於行動匆忙，缺乏使用此手槍的經驗，他們沒有把槍身上的保護脂擦掉，所以手槍打不響。營救失敗後，蔣介石大為震驚，便下令殺掉彭湃等人，一次「粗心」的營救終究沒有成功，彭湃等人慘遭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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