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廳之外的角落：誰在與藝術日夜同行？
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約 18.6 萬平方米的穹頂空間內，
容納了跨越 5000 多年歷史的藝術品。
而在展區之外的空間里，
2200 名博物館員工與藝術日夜兼行。
在該博物館工作了 22 年，
現任館長首席顧問的 Coulson 女士，
本次特別為《T》撰文
揭示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廳之外的隱秘角落
三年前的一個周一，我安排兒子所在學校一年級的孩子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而這一天原本是這裡的閉館日。參觀過程中，我一直跟隨著這群孩子，其間，嚮導試圖通過展示雷諾阿的名畫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畫中描繪了 Charpentier 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其中有一個女兒坐在自己的寵物狗身上。
「Charpentier 夫人和她的孩子們（Mme. Charpentier and Her Children）」由法國著名印象派畫家雷諾阿作於 1878 年，現展覽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
這原本是個不錯的主意，但卻被一個突然出現的「掌燈人（lamper）」完全打亂了計劃。「掌燈人」是大都會博物館對換燈泡工作人員的特殊稱謂，這個工種大概可以追溯到人們還使用煤油燈的時代。他駕駛著一輛有摺疊式升降台的移動升降機，可以讓他升至約 5.5 米的天花板處。由於平時從沒見過，此時在孩子們的眼中，著名的雷諾阿完全不能與之相比——孩子們被這種對抗地球引力的裝置迷住了。「媽媽，你認識那個人嗎？」兒子小聲問我。「認識。」我說，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馬上要出名了。「我媽媽認識那個人！」我兒子沖著他的同學們大喊，聲音在空曠的展廳里回蕩著。此後，我再也沒有被那麼崇拜過。
一名「掌燈人」在更換大廳露台處的燈泡
我兒子和他的同學那天所見證的，是大都會博物館不為人注意的一面，但它自有其魔力，是一所存在於展廳之外的博物館。比如有工作人員在員工通道和過道之間穿梭，就像《唐頓莊園》里那些在「樓下」活動的角色。這裡同樣也是我們保留往昔珍貴記憶的地方。
我在這個博物館工作了 22 年，如今擔任館長首席顧問（這個職位融合了講稿撰寫人、親善大使和協調人等多種角色）。這麼多年下來，我逐漸愛上了這些隱秘的空間，以及在這些空間活動的人們——其程度與我對展廳的喜愛不相上下。
大都會博物館深處，工作人員在像這樣的員工通道和過道之間穿梭，就像《唐頓莊園》里那些在「樓下」活動的角色
乍一看，這些區域是功能性的：堆放著成箱的博物館購物袋，儲存著閑置的運輸板條箱，還有一桶桶的雞肉沙拉從博物館公共餐廳穿過這裡，被運往員工食堂。但它也是大批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們所在的地方：看管員和「養護工」、安保和廚房工作人員、藝術品管理員、牆繪師和環境控制技術員——工種數量堪比一座小城。
這也是博物館力大無比的「裝配吊運工」工作的場所，他們的一天可能是從調整美國館 （American Wing） 的一張木質長凳開始，在將一座9噸重的埃及雕塑從一個展館運往另一個展館的過程中結束。（目前在博物館大廳做展示的埃及法老像，是從原先的展館穿越整個博物館被運送而來，為避免大理石地面開裂，工作人員需要把它放置在大型鋼盤上來旋轉移動。）
早些年，我的工作是在這些空間里來回穿梭，給各個辦公室遞送裝在信封里的內部備忘錄。我們將其稱之為「乳酪」（因為信封是黃色的，而且上面有孔，比我們以前常用的檔案袋顏色更「黃」一些）。在那個還沒有電子郵件的年代，我得把需要審批的文件送來送去，等待所有領導簽字。
我意識到自己現在也是那些領導之一了，不過如今已經很少需要有人親手遞送「乳酪」了。但回想起來這項基本工作比任何其他經歷都更能讓我真正地「擁有」這座博物館：我知道了哪些樓梯連接著新館和舊館，熟悉了這座四個街區長、兩個街區深的巨大建築內那些錯綜複雜的走廊路線。在時間比較緊，需要很快把「乳酪」送過去，而我又穿著高跟鞋的時候，人們說我跑起來「像一個邦德女郎」。
推開歐洲繪畫展廳牆面上一扇不起眼的門，你會發現自己置身於辦公區域，在那裡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展廳內懸掛的 Peter Paul Rubens 的畫作 《捕獵狼與狐》（Wolf and Fox Hunt）。辦公區域的牆面上裝飾著多幅畫作。閑置的畫框儲存在鐵絲籠內
與色彩豐富的展區不同，這個非公共區域幾乎只有黑白兩色，如果將展區比作《綠野仙蹤》里的奧茲國，這裡就像是灰撲撲的堪薩斯州，給人的整體感覺是：時間彷彿在這裡停滯了。
你剛剛路過的那個身著制服、驕傲而又禮貌的「警衛」，他有可能來自 1910 年；那個鬍子拉碴、眼睛轉來轉去、衣服口袋裡塞滿東西，看起來像賽馬場賭注經紀人的傢伙，是還在這裡晃悠的「上世紀 60 年代人」。而嵌入牆面的那個升降食品架，則有可能在博物館 1920 年舉辦的 50 周年派對上使用過。在後台，如果忽略時間和部門，忽略年代和勞動分工，博物館的 2200 名員工都可以與大師同行。
儘管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後台區域缺乏展區（比如這個歐洲繪畫展廳）那種顯而易見的魅力或色彩，但它擁有另一種魔力：這是該博物館 2200 名員工工作的地方，也是他們看管這些無價之寶的地方
我喜歡想像傳奇策展人 Henry Geldzahler，這名在 1969 年將 20 世紀藝術帶入博物館（也因此被人焚毀其肖像，以表達憤怒）的離經叛道者，一邊不停抽著煙，一邊沿著後樓梯向圖書館走去。今天，通過將視頻作品納入博物館的收藏，傳承 Geldzahler 的理念已有 20 多年的策展人 Doug Eklund，彷彿可能會在樓梯上碰見這位前輩，並會意地點點頭。我們不是都該在1970年博物館舉辦的傳奇百年慶典上碰過面了嗎？就是那個大麻煙霧在展館內飄蕩，衣不蔽體的女子在大廳跳舞的派對。其實我當時只有 1 歲，但攝影師 Garry Winogrand 捕捉到了這些景象，我在那群人中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由攝影師 Garry Winogrand 拍攝的大都會博物館百年慶典舞會照片。拍攝於 1969 年，於 1974 年首次沖印
在 1994 年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到訪大都會博物館時，作為特勤路線的地下通道剛剛粉刷完畢，牆面上懸掛著一幅幅記錄著博物館歷史的被放大的老照片。如果說此前這些往昔的記憶是那麼的不起眼，它們當時可是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有 19 世紀的學童，還有手持鋥亮鋼槍的成排警衛站在博物館從前靶場的場景。如今，這些照片依然裝飾著我們進出的通道，而遊客幾乎不會留意到通向這些走道的門。
我相信，博物館幕後的樣子一直都是如此。在《純真年代》一書中， Edith Wharton 將 19 世紀晚期的大都會博物館描述為「在無人問津的孤寂中虛度光陰」。在書中， Newland Archer 和 Olenska 伯爵夫人坐在空蕩蕩的大都會博物館內，Archer 無可奈何地說道：「嗯——我想，有一天，它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博物館。」他說對了，但我覺得當時在忙碌的博物館後台，偉大已經萌發，只不過 Archer 看不到罷了。在當時的地下室里，繪製標識牌的工作人員正在用鍍金字書寫藝術家的名字，身著工作服的文物修復者在給雕塑替換鼻子，還有工作人員在製作放置藝術品的底座。沒錯，可能還有一些心急的年輕女性在遞送「乳酪」。
一座 16 世紀 Velez Blanco（位於西班牙安達盧西亞自治區的一座城市）式的露台的一部分
這座博物館地下空間的牆面上都掛有寫著「請為運輸中的藝術品讓路」字樣的提示牌。藝術品在這個迷宮般交錯的空間里挪動，因此才能在到達展館後實現另一種不同的挪動，即靈魂和思想的撼動。實際上，我們都應該對藝術品的轉移存有敬畏之心。
我們常常談論自己可以在大都會博物館上下 5000 年的視覺表達里找到靈感，而在距離這些藝術品只有幾步之遙的地方，人們一直在勤奮工作，他們愛上了博物館，愛上藝術，愛上彼此，並開始理解超越自身的一些東西。我們的工作是一些日常的活動，進進出出，開會做事。但賦予這些必要事務深遠意義的是與歷史產生的共鳴。這好似與昔日魂靈翩然起舞，而它們在夜晚就靠在板條箱上，回憶著 1970 年那場狂野的派對。
我也用同樣的方式想起了那些「掌燈人」，想像著他們打開自己的櫥櫃，展露出一大片炫目、純粹的光芒。「這是我們保管光的地方。」他們會說。只要告訴他們你需要多少光亮，他們就會拔地而起，來到天花板處，達成你的願望。
撰文: Christine Coulson
攝影：Nicholas Calcott
微信編輯：劉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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