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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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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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晷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知曉時間的主要方式

從打更報時的12時辰到鐘錶計時的24小時，一切原來農業社會的慵懶散漫都被工業化的精密節奏所統一。

當中國正處在清王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時，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正在領兵與太平軍打仗。他在自己八月十九日的日記中，照例嚴謹地記下自己這一天的時間表：

上半日見客審貌聽言作折核保單

點名看操寫親筆信

看書習字

下半日閱本日文件改信稿

核批札稿查記銀錢賬目

夜間溫詩、古文核批札稿

這都是以在中國社會運行了數千年的傳統的十二時辰來計時的。在一個農業社會，人們基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這樣的計時法已經足夠。

在首都，編歷授時工作由欽天監負責，他們一直使用晷影漏刻靠看太陽測時報時。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官府會敲鼓或擊鐘來向市民宣告時刻的變化。

在小一些的城市或街道，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來提示時間的演進，聽不到梆子聲，聽聽家裡飼養的公雞已經啼叫了幾遍，人們也能大致判斷出時間已經到了哪個時辰。

然而，在1862年這個時候，中國古老的似乎幾千年都恆定不變的時間步伐已經走得跌跌撞撞了——22年前發生的鴉片戰爭，外國列強擋也擋不住，內部內亂頻仍，災荒不斷。天要變，道亦要變，連時間也要變了。

「海岸時」隨著外國輪船進入中國

從明代起，就開始有外國傳教士將鐘錶帶入中國呈獻給皇帝，清代時，清廷宮殿里的外國鐘錶擺得琳琅滿目，據說康熙收藏的西洋鍾達4000件。

但這些時鐘始終也只是皇親貴族們的玩藝而不會對社會生活發生真正的影響。中國人仍在以擊鼓和燃香來計算時間。現代時鐘真正開始在中國社會中發揮作用，是在鴉片戰爭之後。

葬禮上拿著西洋鐘的送葬者

自從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後，清政府被迫開放的口岸城市越來越多，到1899年底時已經開放31個商埠，有10個中國城市辟有外國租界。

上海作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華的開放口岸，也是外國租界最為集中的城市，進出的外國輪船越來越多，進出口貿易日益繁忙，外灘上的江海關大樓應運而生。

而在這座大樓的樓頂上就鑲有一面西式大鐘，它也是上海灘的黃浦碼頭的顯著標志，因為來往的船隻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時間來指揮。

江海關大樓

於是在19 世紀 80 年代，上海的法租界當局在上海外灘建起了一個信號站，在正午時刻利用信號塔頂落球報時，並測風力。它由法國傳教士辦的徐家匯觀象台來控制，旨在為來往上海港的各國船隻服務。

這個氣象信號台每天中午12點鐘會落下一個球，讓大家來校對時鐘。雖然它十分簡單，但卻是中國江南地區最早的氣象預報台及標準時間對時鐘。

在最初，這個氣象信號台用的時間標準是上海本地的「地方平均太陽時」，即以太陽通過上海的子午線時為正午12時，來計算一天的時間。

以本地的「地方平均太陽時」來報時，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作法，在人們素不來往的農業時代也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19世紀後半葉，西方已經進入工業社會，來往日益繁密，首先感到沒有統一時間標準的不便。

1880年，英國國會決議以格林威治時間為全國標準時間。1884年，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上，首次確立了在世界範圍內時區的劃分方法，與會者決定將按全世界統一的時區系統計量的時間，稱為（格林威治）標準時。

格林威治標準時將整個地球分成了24個時區，而中國大部分的繁華地區，即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都在東八區（即以東經120度經線的時刻為標準）。

大約是到19 世紀末，中國的沿海口岸也開始改用格林威治標準時，即東經120°的標準時來計時了。當時人們把這個時間標準稱為「海岸時」。

到1902年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海關就提出以這個「海岸時」作為中國的標準時間。在民國時代留下的《中華民國八年曆書》中有這樣的記載：

「民國紀元前十年間，海關為劃一時刻起見，嘗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沿海各關通用之時。稱之曰海岸時，實即第八區之標準時。其時區範圍未經規定。但內地如京奉、京漢、津浦等線路，以及長江一帶，均採用之。」

1902年時，掌管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還是英國人赫德。而制定中國的標準時間這種事情絕對屬於中國政府的主權，由「海關」來制定實在是不合適，於是它也只能說得含含糊糊：「海岸時」只在東部的各海關口岸實行，而在其他地區特別是農村內地，「其時區範圍未經規定」。

然而，當時的鐵路系統，以及長江一帶經濟繁華地區，顯然也開始實行「海岸時」了。因為現代的交通系統需要現代的時間標準。

被時間安排的生活

中國現代鐵路的開創，起始於鴉片戰爭前後，而經營鐵路是需要標準時間的。

歷史學家曾經發現了一份「中國最早的火車時刻表」，那是吳淞道路有限公司（Woosung Road Co.）於1876年在上海發布的。

這張時刻表下面還有一個說明：「吳淞鐵路1876年6月30日通車，7月3日正式營業，表中時間表記方法略作了調整。」

也就是說，當時的計時方法可能不是今天這種習見的24小時制的標準時間計時法，但是火車兩小時一班是肯定的。無論是趕火車還是乘輪船，都必須以一個統一的時間標準計時。

最有趣的是，原來人們會說，「雞叫三遍的時候」「吃晌午飯的時候」，現在會說，「早班船剛剛開走」的時候，「開往蘇州的火車還沒有來」的時候。人的生活節奏已經在隨著新式交通的節奏走了。

1912年1月2日，推翻了滿清王朝的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自此開始採用公曆（民間也稱陽曆）。但是，在開始的幾年裡，中國各地的計時方法還是採用當地的「地方平均太陽時」。

因為當時的中國，鐘錶才剛剛開始進入民間，更沒有廣播電台來為人們報時，大家還是習慣在本地看太陽來定時間。

到了1914年時，民國政府的中央觀象台改用北京地方平太陽時來發布曆書，也就是說，開始以北京的太陽時來作為全國的一個時間標準，這是一大進步。

曾經的五時區標準時間

到了1918 年，當時的中央觀象台提出劃分全國為五個時區。

中原時區：以東經120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了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及內蒙古之東部，可以看出，這個「中原時區」實際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時間的東八區，也就是「北京時間」。

隴蜀時區：以東經105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甘肅東部、寧夏、內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時區：以東經9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內蒙古、甘肅、青海及當時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東部；

崑崙時區：以東經82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長白時區：以東經127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吉林及黑龍江東部。

這個五時區的方案始終也沒能真正實施。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標準時的應用也不斷擴展。

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國電報局一律改用標準時，並令上海無線電報局及南京有線電報局分任每日廣播之事；南京電報局每日 11 點 30 分左右對時一次。

海關、電報總局、鐵路局以電報將標準時刻傳遞到各地所屬機構，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車站、碼頭、大銀行、大機關及繁華市區街道，多置有大鐘（時稱標準鍾）為一般市民提供時間服務。

1939 年 3 月9 日，抗戰中的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在重慶召集「標準時間會議」，對以前的五時區方案做了少量修改，並決定於1939年6月1日起實施，但同時決定「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

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日本佔領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在使用「中原時間」。到了抗戰勝利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的時候，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卻仍然使用「隴蜀時」，因此當時人們回憶「滬渝、滬蓉、滬昆等線民航飛機的旅客下機後需撥動手錶，進退一小時」。

到1948年時，國民政府又決定從3月起實行五時區的標準時間，但一年後國民黨敗退台灣，這方案最終也沒推行起來。

1949年10月1日新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成立，改北平為北京，北平新華廣播電台率先使用「北京時間」報時。此後西安、成都等地也紛紛宣布改用北京時間。到大約1953年，全中國除新疆和西藏外，實際上都已使用東經 120度標準時，即北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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