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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軍官和波蘭鋼琴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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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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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軍官和波蘭鋼琴家的故事



電影《鋼琴家》中的霍森菲爾德


他拋棄種族、黨派和宗教的門戶之見,在二戰中拯救了超過15人的性命,其中包括電影《鋼琴家》的原型波蘭猶太鋼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爾曼,但他的名譽在戰後卻遲遲沒有恢復。

2009年6月18日,在德國首都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德國和以色列官員齊聚一堂,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德軍上尉舉行了一個儀式,將他的名字正式載入了二戰中救人於水火的「和平義士」名冊,他就是維爾姆?霍森菲爾德。


「我感到羞恥」


也許你看過波蘭斯基的電影《鋼琴家》,2002年該片曾榮獲奧斯卡獎。故事講的是二戰期間波蘭猶太鋼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爾曼從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奇蹟逃生,為避免重新落入納粹魔爪而東躲西藏,隱身於華沙城的重重廢墟中。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音樂才華感動了一名德國軍官維爾姆?霍森菲爾德,在其冒死相助下,鋼琴家終於捱到了戰爭結束,迎來了自由的曙光。


維爾姆?霍森菲爾德上尉偶然發現了施皮爾曼的藏身之地,但他不僅沒有出賣施皮爾曼,而且還帶來了食物,並把他隱藏在閣樓上,而這裡可是戒備森嚴的納粹華沙城防司令部。

在影片《鋼琴家》中,鏡頭曾久久定格於上尉辦公桌上的一張照片,那是他的兒子德特勒夫?霍森菲爾德的真實照片。


德特勒夫回憶說:「我們一家原來生活在福爾達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927年,當我出生的時候,父親當上了小學校長。他教過我兩年,他小學的課程什麼都教,有歷史、宗教、自然、德語和國家社會主義。」


維爾姆?霍森菲爾德出生於1895年。當他上大學時,他選定了教師為未來的職業。1911年,他加入了「旅行鳥」青年組織,親身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美妙,並與同伴們一道收集民間文化藝術,推動民族傳統的回歸。


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任村小學校長霍森菲爾德欣喜若狂,當年便加入了納粹黨和衝鋒隊,並成為了其中的活躍分子。


到了1938年5月,據霍森菲爾德的日記顯示,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懷疑先前無條件接受的東西:「傍晚,衝鋒隊幾名負責人開了會。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就沒法子好好乾了。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吸引我的目標,現在,我在他們中間常常感到孤獨和厭惡。」

在排擠猶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發生後,霍森菲爾德在1938年11月12號寫道:「在全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帝國的形勢實在可怕,已不再有法律和秩序,只有欲蓋彌彰的虛偽與謊言。」


霍森菲爾德的覺醒


1939年8月,預備役軍人霍森菲爾德被正式徵召入伍。9月初,他來到了波蘭,第一次目睹了當地人民流離失所、受盡屈辱的慘狀,發現了現實與雷鳴山響的宣傳那麼格格不入,清楚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實質。


1939年9-10月,他被調到「弗蘭肯」營,負責看管關押著的1.5萬波蘭戰俘的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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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森菲爾德


1943年,德特勒夫17歲了,據他回憶,因對所發生的一切無能為力,父親的內心深受折磨。


霍森菲爾德開始寫日記,並把他那個袖珍筆記本隨時帶在身上。1944年,他把日記本通過野戰軍郵寄回了家,希望通過這種辦法躲過檢查。


德特勒夫說:「也許,父親很想讓我們知道,這些年來他在想什麼,他的真實感受是什麼樣。他明白,我們也許不會再見面了。」


這些匆忙寫下的語句,是一個德國人發自內心的告白和意識的覺醒。他認識到自己的輕信與盲從,認識到自己投身的事業原來是在犯罪。


霍森菲爾德並沒有寬恕自己,他在1943年8月寫下:「在那些事情面前,我們都保持沉默,我們是何等的怯懦。懲罰將落到我們和我們無辜的孩子身上,因為我們在縱容那種犯罪,我們成了他們的同謀。」


1944年8月23日,正值華沙起義,他對妻子寫道:「我每天都在審訊。我不是那種人,進行這種殘忍的拷問我幹不了。但我仍高興能幹這個,因為我起碼可以為什麼人做點好事。今天又來了一個積極分子,她是一名16歲的女孩。昨天,被帶來的有一個女大學生,然後還有一位56歲的波蘭警察總長。對這些懷有一片赤誠愛國之心的人,我們卻沒有能力拯救。但我想盡我的所能,去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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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皮爾曼(左)與父母


在霍森菲爾德上尉救出的人中,有一位是華沙天主教司鐸安東尼?齊采拉。霍森菲爾德知道,蓋世太保曾四處通緝這位神父,但也知道如果隱瞞真相,他們倆將來都難免一死,但他還是豁出性命救了神父。在一個霍森菲爾德偶然認識的人的掩護下,神父偷偷爬出了開赴刑場的汽車,得以死裡逃生。


在他的掩護下,德國共產黨人卡爾?赫利也劫後餘生。


戰爭的災難使霍森菲爾德猛醒了,使他成為了一名反法西斯鬥士,儘管他本人未必會這樣認為。他成了同伴中的異類,那些先前的志同道合者變得越來越陌生:「對於所有的邪惡,所有的殺戮,所有的苦難,我們現在將全民受過並償還。我們已讓自己蒙上了無法抹去的恥辱,我們只有永遠懺悔。我們不會得到寬恕,我們咎由自取。」


徒勞的營救


1945年1月16日,在華沙城熊熊大火的映照下,霍森菲爾德寫下了最後一封信。一天之後,他成了蘇軍的俘虜。


1946年的聖誕節前,霍森菲爾德的妻子和孩子們頭一次收到了蘇聯戰俘營傳來的音信,那是一張蓋著國際紅十字會大印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寫道:「我現在有了一個好工作,負責分揀郵件。」


大約在同一時期,與霍森菲爾德同營關押的一名德軍士兵獲釋,為霍森菲爾德家人帶回了一張他救過的人的名單。


鋼琴家不是唯一一個被上尉救出的人,在他的救助下倖免遇難的人超過15個。在這份「霍森菲爾德名單」上,名列第九的就是弗拉季斯拉夫?施皮爾曼。


鋼琴家施皮爾曼與霍森菲爾德上尉所見的最後一面,是在1944年12月12日。上尉臨分手時知道了被救助者的名字,但一直到1950年,施皮爾曼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和下落。


施皮爾曼為了救出恩人,便去求波蘭部長會議副主席雅各布?貝爾曼,他掌管著波蘭安全機構。但貝爾曼委婉地拒絕了,說他從未想過要幫助納粹分子。四處碰壁之後,施皮爾曼的救助努力化為了泡影。


1957年,施皮爾曼到聯邦德國巡迴演出,終於見到了霍森菲爾德的妻子。他也見到了那份被救者名單,從此一直與恩人和其他獲救者的家人保持著聯繫。


鑒於霍森菲爾德為德國法西斯效過力,並助長了對蘇聯的敵對活動,蘇聯軍事法庭對其宣判如下:「剝奪自由,在監關押25年。」


但他的刑期不是從被俘時算起,而是從1949年12月21日開始,前5年的牢算是白坐了。面對這樣的結局,霍森菲爾德試圖上訴,但毫無結果。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爾德死在了蘇聯集中營。


事實上,在飽嘗納粹蹂躪之苦的蘇聯,要他們對認定的納粹戰犯法外開恩實在太難。在蘇聯解體後的白俄羅斯,這起案子也沒有得到重審。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題寫著一句古老的箴言:「凡救人一命,就是拯救整個世界。」


自1953年紀念館落成伊始,紀念館就開始搜尋好心的猶太人救助者,總共查明了全世界33個國家的22216人,其中既有奧斯卡?辛德勒和羅爾?瓦倫堡那樣的名人,也有大量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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