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軍官和波蘭鋼琴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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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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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鋼琴家》中的霍森菲爾德
他拋棄種族、黨派和宗教的門戶之見，在二戰中拯救了超過15人的性命，其中包括電影《鋼琴家》的原型波蘭猶太鋼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爾曼，但他的名譽在戰後卻遲遲沒有恢復。
2009年6月18日，在德國首都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德國和以色列官員齊聚一堂，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德軍上尉舉行了一個儀式，將他的名字正式載入了二戰中救人於水火的「和平義士」名冊，他就是維爾姆?霍森菲爾德。
「我感到羞恥」
也許你看過波蘭斯基的電影《鋼琴家》，2002年該片曾榮獲奧斯卡獎。故事講的是二戰期間波蘭猶太鋼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爾曼從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奇蹟逃生，為避免重新落入納粹魔爪而東躲西藏，隱身於華沙城的重重廢墟中。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音樂才華感動了一名德國軍官維爾姆?霍森菲爾德，在其冒死相助下，鋼琴家終於捱到了戰爭結束，迎來了自由的曙光。
維爾姆?霍森菲爾德上尉偶然發現了施皮爾曼的藏身之地，但他不僅沒有出賣施皮爾曼，而且還帶來了食物，並把他隱藏在閣樓上，而這裡可是戒備森嚴的納粹華沙城防司令部。
在影片《鋼琴家》中，鏡頭曾久久定格於上尉辦公桌上的一張照片，那是他的兒子德特勒夫?霍森菲爾德的真實照片。
德特勒夫回憶說：「我們一家原來生活在福爾達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927年，當我出生的時候，父親當上了小學校長。他教過我兩年，他小學的課程什麼都教，有歷史、宗教、自然、德語和國家社會主義。」
維爾姆?霍森菲爾德出生於1895年。當他上大學時，他選定了教師為未來的職業。1911年，他加入了「旅行鳥」青年組織，親身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美妙，並與同伴們一道收集民間文化藝術，推動民族傳統的回歸。
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任村小學校長霍森菲爾德欣喜若狂，當年便加入了納粹黨和衝鋒隊，並成為了其中的活躍分子。
到了1938年5月，據霍森菲爾德的日記顯示，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懷疑先前無條件接受的東西：「傍晚，衝鋒隊幾名負責人開了會。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就沒法子好好乾了。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吸引我的目標，現在，我在他們中間常常感到孤獨和厭惡。」
在排擠猶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發生後，霍森菲爾德在1938年11月12號寫道：「在全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帝國的形勢實在可怕，已不再有法律和秩序，只有欲蓋彌彰的虛偽與謊言。」
霍森菲爾德的覺醒
1939年8月，預備役軍人霍森菲爾德被正式徵召入伍。9月初，他來到了波蘭，第一次目睹了當地人民流離失所、受盡屈辱的慘狀，發現了現實與雷鳴山響的宣傳那麼格格不入，清楚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實質。
1939年9-10月，他被調到「弗蘭肯」營，負責看管關押著的1.5萬波蘭戰俘的集中營。
霍森菲爾德
1943年，德特勒夫17歲了，據他回憶，因對所發生的一切無能為力，父親的內心深受折磨。
霍森菲爾德開始寫日記，並把他那個袖珍筆記本隨時帶在身上。1944年，他把日記本通過野戰軍郵寄回了家，希望通過這種辦法躲過檢查。
德特勒夫說：「也許，父親很想讓我們知道，這些年來他在想什麼，他的真實感受是什麼樣。他明白，我們也許不會再見面了。」
這些匆忙寫下的語句，是一個德國人發自內心的告白和意識的覺醒。他認識到自己的輕信與盲從，認識到自己投身的事業原來是在犯罪。
霍森菲爾德並沒有寬恕自己，他在1943年8月寫下：「在那些事情面前，我們都保持沉默，我們是何等的怯懦。懲罰將落到我們和我們無辜的孩子身上，因為我們在縱容那種犯罪，我們成了他們的同謀。」
1944年8月23日，正值華沙起義，他對妻子寫道：「我每天都在審訊。我不是那種人，進行這種殘忍的拷問我幹不了。但我仍高興能幹這個，因為我起碼可以為什麼人做點好事。今天又來了一個積極分子，她是一名16歲的女孩。昨天，被帶來的有一個女大學生，然後還有一位56歲的波蘭警察總長。對這些懷有一片赤誠愛國之心的人，我們卻沒有能力拯救。但我想盡我的所能，去救每一個人。」
施皮爾曼（左）與父母
在霍森菲爾德上尉救出的人中，有一位是華沙天主教司鐸安東尼?齊采拉。霍森菲爾德知道，蓋世太保曾四處通緝這位神父，但也知道如果隱瞞真相，他們倆將來都難免一死，但他還是豁出性命救了神父。在一個霍森菲爾德偶然認識的人的掩護下，神父偷偷爬出了開赴刑場的汽車，得以死裡逃生。
在他的掩護下，德國共產黨人卡爾?赫利也劫後餘生。
戰爭的災難使霍森菲爾德猛醒了，使他成為了一名反法西斯鬥士，儘管他本人未必會這樣認為。他成了同伴中的異類，那些先前的志同道合者變得越來越陌生：「對於所有的邪惡，所有的殺戮，所有的苦難，我們現在將全民受過並償還。我們已讓自己蒙上了無法抹去的恥辱，我們只有永遠懺悔。我們不會得到寬恕，我們咎由自取。」
徒勞的營救
1945年1月16日，在華沙城熊熊大火的映照下，霍森菲爾德寫下了最後一封信。一天之後，他成了蘇軍的俘虜。
1946年的聖誕節前，霍森菲爾德的妻子和孩子們頭一次收到了蘇聯戰俘營傳來的音信，那是一張蓋著國際紅十字會大印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寫道：「我現在有了一個好工作，負責分揀郵件。」
大約在同一時期，與霍森菲爾德同營關押的一名德軍士兵獲釋，為霍森菲爾德家人帶回了一張他救過的人的名單。
鋼琴家不是唯一一個被上尉救出的人，在他的救助下倖免遇難的人超過15個。在這份「霍森菲爾德名單」上，名列第九的就是弗拉季斯拉夫?施皮爾曼。
鋼琴家施皮爾曼與霍森菲爾德上尉所見的最後一面，是在1944年12月12日。上尉臨分手時知道了被救助者的名字，但一直到1950年，施皮爾曼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和下落。
施皮爾曼為了救出恩人，便去求波蘭部長會議副主席雅各布?貝爾曼，他掌管著波蘭安全機構。但貝爾曼委婉地拒絕了，說他從未想過要幫助納粹分子。四處碰壁之後，施皮爾曼的救助努力化為了泡影。
1957年，施皮爾曼到聯邦德國巡迴演出，終於見到了霍森菲爾德的妻子。他也見到了那份被救者名單，從此一直與恩人和其他獲救者的家人保持著聯繫。
鑒於霍森菲爾德為德國法西斯效過力，並助長了對蘇聯的敵對活動，蘇聯軍事法庭對其宣判如下：「剝奪自由，在監關押25年。」
但他的刑期不是從被俘時算起，而是從1949年12月21日開始，前5年的牢算是白坐了。面對這樣的結局，霍森菲爾德試圖上訴，但毫無結果。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爾德死在了蘇聯集中營。
事實上，在飽嘗納粹蹂躪之苦的蘇聯，要他們對認定的納粹戰犯法外開恩實在太難。在蘇聯解體後的白俄羅斯，這起案子也沒有得到重審。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題寫著一句古老的箴言：「凡救人一命，就是拯救整個世界。」
自1953年紀念館落成伊始，紀念館就開始搜尋好心的猶太人救助者，總共查明了全世界33個國家的22216人，其中既有奧斯卡?辛德勒和羅爾?瓦倫堡那樣的名人，也有大量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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