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訪談：香港的價值在於它的學術自由

文/燕舞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國大陸的西方學者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學服務中心」，它服務於從海外來港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1988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學接管，熊景明自此開始正式主持這裡的工作。

與熊景明談起她主持「中心」的20年歲月，以及她足以「一窺20世紀40到70年代初雲南省城生活」的自傳隨筆《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她仍然為「中心」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這個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讓我重新挑，我還是挑這一份。」

研究中國的人，都是因為喜愛中國而研究它

問：「中心」前身和它後來的「主人」香港中文大學都成立於1963年。在「美國學術團體協會」1970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國福特基金會已開始資助和利用台灣「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為美國學者來台從事研究的學術基地」，張朋園先生還有專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廷：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來論述這段歷史。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心」與「中研院」近史所共享著美國「冷戰」時期學術輸出、交流的大背景，但當時香港之於美國乃至西方中國研究界的作用，與台灣是不是還不完全一樣？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同，美國有它的對華政策，也有對台政策。在香港，這個學術機構叫「大學服務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紐約大學教授JeromeCohen（現中文名為孔傑榮）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憶「中心」時談到，當年有一些學者在美國成立了一個俄國研究中心。美國各個大學各自為政，國家不能夠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過，鼓勵中國研究的時候，獎學金的撥款可能有一些。

1960年代初俄國研究中心成立後，JeromeCohen等學者覺得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跨學院、跨地域的中國研究中心？這個中心設在哪裡？想來想去，東海岸不對，西海岸也不對，於是有人提出來，不如設在香港，因為當時竹幕後一些消息會漏到香港來。這些學者也就30來歲，或者更年輕，他們研究中國有很多人是出於巧合，沒有多少長遠的考慮，或者影響中美關係這樣的宏大目標。

成立「大學服務中心」，首先得找錢，學者們去找福特等基金會。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即任何學者從美國的大學來到香港，可以來「中心」。當時，香港可以看到比較多的大陸資料，成立「大學服務中心」後，中文的資料在香港多了。當時，美國政府拿出錢資助了一些從台灣、大陸流落到香港的學者，他們搞了一個「友聯研究所」，這個研究所訂了很多大陸的報紙，做剪報，做很粗糙的分類。「大學服務中心」這些人來了，就可以用他們研究所的資料或者其他資料，還可以在香港訪問大陸來的移民。

「我來負責「中心」的工作以後，將中心檔案保存的和學者的所有通信拿來看。因為「中心」原來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會寫，我想向他偷師。看過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艱難的就是年復一年地找錢，很多通信都是講怎麼找錢，怎麼求爺爺告奶奶地跟基金會要錢。後來，很多人說「中心」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係，要是真得到政府贊助，大概他們就不需要那麼辛苦地找錢了。

那些信並沒有反映當時整個中國研究的場景，但有很有趣的側面。比如，1970年代初，「大學服務中心」的學者第一次可以組團到北京去訪問，黃華接見了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合影，令大家興奮得不得了。

當時做中國研究的學者包括很多歐洲人，他們中許多人是有社會關懷的左派，例如你訪問過的法國學者潘鳴嘯。他們真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人類解放的道路，所以就來研究中國。這個圈子裡面有一句話：研究前蘇聯的人，都是因為憎恨它而研究；研究中國的人，都是因為喜愛中國。

問：您1979年是怎麼移居香港的，又是怎樣開始與「中心」結緣？您所親歷的「中心」比較困難的時期是什麼時候，後來又如何步入正軌？

熊景明：我出去是因為我原來的先生，他是印尼華僑，我們原來是昆明市澄江縣澄江中學的同事。他早出去了，我申請去香港的時候，政策是只要是去探親，你就可以留下來。1979年「四人幫」倒了，鄧小平復出，我們認為中國從此會走向光明，我非常非常不願意出去，眼睛都哭腫了。

我是2007年7月底退休的，故意買了7月27號回昆明的機票，因為我當年到香港是1979年7月27日。過關那天，在一個沒有冷氣的大廳裡面等候了7小時，又熱又悶，又沒有吃的，抱個9個月大的小孩，拿扇子不停地給她扇風，那種熱對於我們雲南人來說，很難擔待，當時我就決定，哪怕香港是天堂，將來退休我也一定要回昆明。

來港以後因為孩子小，只能找兼職。後來看到廣告，有人要訪問對大陸有了解的人士，一小時30塊港幣，有人想傾聽你，不用你自己寫，我就趕快應徵。其實，我後來到「中心」，看到外面對大陸是很不了解的，就覺得我們都有義務，一定要把真實的東西寫下來。

一位美國來的學者、現在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戴慕珍（JeanOi）跟我談了幾次後，就讓我做她的研究助理。那個時候研究經費蠻充足的，學者做研究，都找一個甚至幾個研究助理，整個「中心」有近10個研究助理。學者慢慢減少，我成為最後一個研究助理。後來我也沒有足夠工作，「中心」的主任不想我走，就給我一個半天的工作，在圖書館幫忙。

「中心」1963年到香港時，在半島酒店租了一個房間辦公，有學者穿著拖鞋、短褲來，被人家攔在門口。後來找到九龍亞皆老街155號一個很可愛的小院子，有草地、樹，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有兩層樓的小洋房。但是，這個租金可能比所有的員工工資、買書的錢加起來還要貴，所以我去的時候，「中心」的生存危機已經開始了。1979年到1982年，當時中國大陸已經開放了，「中心」存在的價值大大削弱了。

但是，「中心」主任JohnDolfen和當時參與制定資料收藏方針的ThomasBernstein非常有遠見，他認為這個圖書館要找第一手資料。1982年，「中心」找到一整套大陸的報紙，包括每個部委、省的報，從1950年代初一直到八幾年。經過1963年到1983年的積累，有了基本的館藏，後來很多人來「中心」，就是因為它很方便，因為資料集中、齊整。

1980年代初，很多人認為「大學服務中心」應該搬回美國去，但另外一些比較有遠見的人，認為應該留在香港。1980年代中期，「大學服務中心」所屬的美國學者聯合委員會，開始與陳方正教授負責的中文大學談判小組談判。中文大學對大陸的興趣、感情與其他香港高校和研究機構不一樣。談判談了一兩年，中文大學承諾：一是這個「中心」會永遠向西方學者開放；另外，支持「中心」的繼續發展。所以，「中心」1988年被中大接管以後，起碼員工的工資、買書的經費特別是辦公場地這三大問題解決了，但是中心如果要開展其他項目，經費得自籌。

我自己來負責這個「中心」的工作時，覺得一個機構有人用才有價值。所以，「中心」從外面搬進中大時，我請了在中大訪問的20多位大陸學者來幫忙，大家看到這麼多資料，都很興奮。我們的圖書是開架的，那時內地大部分圖書館不開架。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心」將來的主要使用者，一定是大陸過來的人士，當時倒沒有預見香港會回歸中國。我1983年到中文大學「中國法制研究計劃」做研究助理時，參與組織了幾屆兩岸三地關於憲法的研討會，感覺到香港的價值在於它的學術自由，這種自由不是空泛的，它讓你的思想活躍起來。同一個學者，你讓他到香港演講，和在北京演講相比，他的思維方式會轉變，會去掉自我審查。

我和「中心」主任關信基教授在這點上有共識，但花了好多年來實現，因為還要籌錢。香港政府有一個大學研究經費撥款委員會，每年這個研究經費剩下的錢，大家都可以寫項目計劃書來競爭申請「卓越研究領域資金」，1990年代中期，我們爭取到了。申請來的錢，一部分發展資料庫，因為量化研究越來越主流。我們想成立「數據銀行」，結果不那麼成功，大陸對各種統計數據的控制蠻嚴格；另外一部分錢用來邀請內地優秀學者到「中心」訪問。我們專註於邀請有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後來又特別給外出機會少的地方學者。「中心」被大陸學者稱為「中國研究者的精神家園」，這筆經費就是起源，後來計劃又得到香港利希慎基金的支持。

香港中文大學校徽，內含博文約禮校訓

「反右」和「文革」兩方面，我們奠定了基本的資料基礎

問：「中心」的「參與訪問寫作計劃的學者一覽表」透露了巨大的信息量——來訪者的身份，近年已由純粹的專家、學者擴展至有一定研究和寫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記者、獨立導演等；「研究課題」如果做一番量化研究，應該也能折射出不少海內外「中國研究」的學術變遷信息，這部「『中心』簡史」甚至可以部分佐證內地改革開放以來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史。

有統計的1999年至2012年這13年間，來訪的內地學者在「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旨趣，體現出了哪些大的變遷特徵？這與你們的邀請標準也互為呼應？與來這裡的西方同行相比，內地學者的學術關切又有何異同？

熊景明：一覽表一開始沒有電子化，所以早期的那些沒有放進去。在中心，我相信自己的判斷，但是當時沒有一個共同審定的小組。我花很多時間來關注大陸學者的研究，發現了一些人就很高興，因為當時他們都不太被外界知道。但是，我們這個遴選制度設立得不好，「中心」從2008年開始就決定只邀請學術界的。最近，「中心」成立了訪問學者遴選委員會，結束了我以往的「溫柔專制」（張鳴語）。

我那個年代邀請來訪者，一是看課題，我倒沒有說非要研究「文革」或者什麼東西，但如果課題在大陸申請不到研究經費，香港的環境對他做研究特別有幫助，就會優先考慮。其實，我們最初鼓勵的不是「文革」研究，而是農村問題研究。這個「中心」要說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導向有點什麼作用的話，對農村問題的研究真的有點推動作用。

至於邀請較多「文革」研究者，按我們的邀請標準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要研究土改，研究「三反五反」或「反右」，我們同樣會邀請，可惜這樣的人太少，你要做量化研究做不出什麼名堂來。但是說到「中心」的未來，我建議這個「中心」不需要有多大雄心壯志，如果它能作為研究二三十年代年到1979年期間中國大陸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地，它的貢獻就非常非常大了。

開始，我天真地以為，「文革」研究在中國大陸以後會越來越多。有人收集到一個「文革」的資料，說送給「中心」，我往往說，你給我們一個拷貝就好了，你們當地的「文革」研究過幾年一定會成氣候的，可是過了20年也沒有成氣候。「反右」和「文革」兩方面，我們奠定了基本的資料基礎。

我們現在有5500萬字的「文革」數據，有檢索功能，可以檢索到某一天發生的事情。比如，你按「周恩來」這個主題檢索，周恩來「文革」期間所有的講話就全部出來了。「文革」做完以後，第二個資料庫是「反右」的，大概有3000多萬字，現在做的是「大躍進」、「大饑荒」，還會做下去。不論你對那段歷史有什麼樣的解釋，真實的歷史資料應該收集、整理。

看到一篇不錯的論文或一本書，我會好奇，想了解這個人，合適的話，就要把他請到「中心」來。能找到這麼多人，最重要的是運氣，其次，我蠻相信女人的直覺判斷力。比如，我前一陣子看過榮劍一篇文章，覺得他對中國問題的闡釋好厲害，推薦「中心」邀請，又將他推薦給博源基金會，好像是有「癮」或者說職業病。

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

這麼多人見過高華，原來都是在「中心」認識的

問：「午餐討論會」也是「中心」比較有特色的學術活動之一，過去這麼多年您印象較深的「午餐討論會」有哪些？

熊景明：有一次，我們讓蕭功秦講講自己的心路歷程，因為他是所謂新保守主義者。他講得蠻誠懇，講完以後，有人很不客氣地指責他，「蕭功秦，XXX之流」。他笑笑，沒有表示不快。記得當晚有關信基、劉青峰、金觀濤、王紹光、李連江、何清漣、戴晴、陳方正、張隆溪、沈志華、朱維錚、丁望、雷競旋，討論了許多話題，每個話題都引起交鋒。

有時，如果大家的知識層次不同，或者年齡差距太大，交流上會非常困難。有一次，印紅標來「中心」講「文革」的派系鬥爭，他認為「文革」中，領袖人物試圖通過運動群眾達到在武鬥中的勝利。他講了大概一個半小時，讓你很清楚地看到當時派系的構成後面那支看不見的手。講完以後，就有一個博士生起來反駁，說「文革」是因為當時毛主席看到這些走資派在將中國推向資本主義，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繞過他們來發動群眾，計劃把中間這些人弄垮，後來「文革」不成功，就沒有達到原來的目的，這些走資派今天繼續把中國推向資本主義。

很多時候我們在「中心」交鋒，這實際上是「文革」的親歷者和對「文革」的幻想者之間的交鋒。你如果從頭到尾認真聽了印紅標的演講，就會知道他已經講得那麼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先入為主的頑固的對「文革」的解釋，你不會因為一次研討會而改變你的觀念。

我們研討會很多，每次通知發得很廣，來的人不是很多，20多個人，總會有一些人和演講者的題目非常接近。金雁告訴我，看回憶高華的那些文章，才知道這麼多人見過高華，原來都是在你們「中心」認識的，很多人在那邊聽過他演講。

問：近年來，政治立場顯得相對「左派」的「三農」問題專家越來越多地受邀來訪，前些年還邀請了章百家這樣重量級的官方黨史學者。以章百家先生的位高權重，他那天來參加《史家高華》的出版茶話會，我有些意外，他也說，他很敬重高華，但在有些具體問題的結論上並不同意高華。

熊景明：「中心」請章百家先生是2000年以後了，後來我們再請他去，他就去不了，因為做官了，行動不便，就算可以出來，也不可以隨便講話吧。

研討班也是我們非常鼓勵的，因為在海外做中國研究的學生也不是那麼多，當然現在越來越多了，在大陸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學生。如果你在美國，有很多機會和同行交流，但是在大陸，似乎沒有那麼多這樣的機會，我們就天真地希望，很多在美國讀到博士的學生能來「中心」參加這個研討班，這個會幫他找工作。比如，某個學校招一個教授，我們就邀請這個學校的教授來做點評，那些博士先來這裡聽聽，看有沒有工作的機會。這個如意算盤不成功，不過來開會的博士生後來在香港找到教職的倒有好些位。

我們邀請一些人來點評，發現同一個題目，哪怕有時候很偏，其實都有不同的人在做。張鳴曾經來「中心」「博導」過一回，他毫不留情地評論學生的論文。後來話筒一遞到他手中，大家就開始笑，知道來他又要「罵」人了。

熊景明與母親

無論時代多麼污濁，周圍環境多麼險惡，親情讓我們活在世上

問：以前，我總誤以為您和已故云南籍旅法藝術家熊秉明先生出自同一個家族。

熊景明：很多人都以為是這樣。雲南有幾個姓熊的家族，他們熊家是做學問的，是「熊校長」；我們家是做官，是「熊縣長」；還有一家有錢的，是「熊金子」。我們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們彌勒縣在滇南。

1993年或者1994年，他來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在同一期的《明報月刊》上，他發一篇文章我發一篇文章。結果，雲南在香港的有錢人看了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雲南月餅，就給報館打電話問熊秉明的電話，他問熊秉明是不是中文大學的，對方說是，又姓熊又在中文大學，月餅就送到我辦公室來了。最後，我才發現，他是在中文系訪問，這樣我們就認識了，經常一道吃午飯。

問：民國時期雲南這三大熊氏家族各有各的故事。我也很欣賞您說過的，「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死了之後留給這個世界的，除了骨灰，還能有一個故事」，但就像高華教授生前在關於您表兄胡伯威的回憶錄《青春·北大》的書評《「思想」的累與痛》中所言，「胡伯威當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相比於眾多被打成『右派』、散佈於窮鄉僻野的小學教員和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小幹部、小職員等，他算得上是社會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黨內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個『小人物』」，您家這門「滇中望族」其實到了您父母那代時就沒上一輩那麼顯赫了。如果不是經過您的書寫與回憶，熊家的很多事情就不會被世人所知了。

熊景明：對，我很高興你留意那句話。我母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寫，沒有人知道，就連我女兒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寫出來，這個人就永遠地存在下去了。

女兒1997年去美國念書，突然之間我時間多下來很多，覺得應該寫書。第一個想寫的是我母親，她1973年去世時我就決定要寫一篇關於她的東西，以前不能寫是因為眼淚太多寫不下來，到那時候自己開始平靜了，當然也是一面寫一面很難過。母親這篇早就寫好了，一直放在抽屜里。後來，章詒和到我們中心訪問，我看她寫了那麼多她爸爸，就把這個寫媽媽的文章拿給她看。看完以後，她說你天天坐在中心做無聊的事情，你應該寫。我也覺得確實應該寫，但中心的工作太多，所以一直到2007年退休，沒有別的借口不寫了。

其實我運氣蠻好的，因為我爸爸1955年寫過一個自傳，有他小時候的東西。另外，「文革」期間他寫了大概80頁的交代，把他的很多思想寫下來。所以，有一些現成的材料。我看了很震驚，因為那些交代全部是對這個制度的批判。

我的祖父留下過一本文集，以前沒有寫他的時候，我對他沒什麼認識，就覺得是箇舊官僚，看了那個文集以後，覺得他那麼正氣。我爸爸，我也是在寫書的時候，才開始理解他，因為以前在家裡總覺得媽媽很了不起，爸爸有時候很不講理。

本來，我不是很喜歡「文以載道」，但是寫作過程中確實意識到，要把那種人之間的親情寫下來——無論時代多麼污濁，周圍環境多麼險惡，親情讓我們活在世上。

中心內部

每個人的記憶都會過濾

問：雲南的中共「一大」會議是在您祖父的宅子中舉行的，鄧小平夫人卓琳是您三姨媽的閨蜜，藍蘋（江青）的前男友、國民黨軍官王兆仁是您父親青年時期的朋友，這些當屬「大歷史」；退休後您和林達重點合作的「民間歷史」側重「小歷史」。您如何看待歷史的「大」與「小」？

熊景明：後來，我的三姨媽挨批鬥，因為三姨父曾經是國民黨政府在溫哥華的領事，他們後來選擇回大陸。三姨父周忠著是李澤厚的老師，他原本準備寫一部「中國外交史」，後來編了「英美詞典」，編完了就去世了，也沒有得到認可。他選擇回國以後不久，碰到「院系調整」，把他們這批舊教員從大學裡清理出來。我很小時看媽媽和三姨媽寫信，一邊寫一邊擦眼淚。你想，一個教授，年紀也就30多歲，去工地上拌三合土謀生，腿都被石灰腐蝕了。「文革」的時候，我去三姨媽家，問她，那個時候你和卓林小姐妹好得不得了，你為什麼不去寫封信投訴投訴，說你們教授回來被搞成這個樣子。三姨媽說，如果她不來找我，我也不會找她。

我在書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沒有來得及寫，我是盡量避免寫那些名人。比如，我的四姑奶奶，她有兩個女兒，一個是植物學家，後來到了香港；另外一個，講到她後來將一位老人照顧得非常好，人家很感激她，其實那個人是楊振寧，我故意不寫，我很不喜歡人家把名人什麼的都扯進來。這不過是機緣，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

問：您的自傳讓我備感溫暖、明媚，和我前些時閱讀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的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的感受非常相近——她也說，「我最不喜歡看別人的控訴文學，我認為那是沒有深度的作品」。這應該不僅僅是因為您「文字好看」吧？

熊景明：看了我寫「軍墾農場的大學生」那章的幾個同學，第一次看了以後就說，我們農場那麼苦，你怎麼寫出來好像很好玩、很愉快的樣子。每個人的記憶都會過濾，一定會把快樂的事情記得多一些，痛苦的東西本能地希望把它忘掉。而且回味過去的時候，不可能回到原來的痛苦中，要不然人怎麼生活呢？

我的書里並沒有把當時描述得那麼苦，也由於後來到農村扶貧，對那段經歷有另外一個看法。我在書裡面寫了一點點，說我們扛大石頭，有幾個同學弄到腰椎間盤突出，我加了一段話，說這種病在農民中間非常普遍，意思是說，我們的苦是理想失落，你壓抑，為看不到前景而痛苦；客觀上，每個農民比你苦多了。

本文來源:《經濟觀察報》

熊景明女士，1988年－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研究中心工作，1988年起多次參加大陸國際扶貧項目，主編《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著有《母親和我》、《家在雲之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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