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還是喝糠咽稀？千古一帝，康熙？
縱覽滿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開創了滿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評說。康熙皇帝，是其中最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謂「秦皇漢武，稍遜風騷。唐宗宋祖，略輸文采。清代康熙，雄才為略，無人可比」。這可是閻崇年最推崇的一代帝王吧。
康熙，名愛新覺羅.玄燁，清朝第二代皇帝。順治十一年生於景仁宮，為表世祖順治帝第三子。順治十八年即位，時年八歲登基，幼年登極，他所繼承的是一個飽經戰火、經濟凋零、國弱民貧、群雄逐鹿、四分五裂的國家基業，但他嚴於律己，自習不強，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幫助下，終成帝業，成就一代千古帝王。但真的是這樣嗎?康乾盛世的真相又是什麼?喝糠咽稀嗎?
所謂「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續115年。某些學者作家們頌揚這百年輝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歷史奇蹟」。
我們必須追究：歷史真相到底如何?
滿清入關吞佔全國以後，實際上跟元代蒙古貴族入主中原類似，造成中華文明的毀壞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統治者對外實行閉關鎖國，中止了明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對內大興文字獄，扼殺了科技文藝事業的進步。因此，所謂「康乾盛世」時期中國逐步落後於西方，並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為光榮和「民族驕傲」，而必須深入清算，總結歷史教訓。
直到如今，它的後遺症仍然阻礙著我國現代化的發展。始終存在著血腥的民族衝突。
幾乎沒有文化(甚至剛剛開始使用文字)的滿族統治者從入關開始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血淋淋殘酷暴行，到覆滅前夕「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齒詛咒，從始到終，哪裡有什麼「清朝政權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漢族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江浙一帶(包括崑山平湖乍浦海鹽海寧金華)、江西全境、還有廣州都遭受屠城之災，竟將四川全省屠凈。歷史上哪一次改朝換代給中華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難?那些令人髮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紀中葉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殺才可與之相比。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是在經歷近百年的屠殺、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後迫不得已的所謂「仁政」。
清朝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的很長時間內，一直把它征服的中華各民族看作奴隸，實行野蠻血腥的民族高壓政策。強調滿漢不通婚;築起種族隔離牆，不準漢族去東北，不準蒙族平民入漢地。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民族歧視。
從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復明」到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華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滿清皇朝的鬥爭。
「康乾」社會比明代大倒退
滿清入主中原，造成社會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習、農奴制的烙印，隨處可見。野蠻的「圈地運動」更嚴重地破壞了中華全國的生產力。社會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厭惡的喳喳聲。推行愚民政策、灌輸奴才意識，馴養卑劣怯懦、蠅營狗苟的國民性。
關於當時社會經濟狀況，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攤丁入畝」的稅制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扼殺了產業化的苗頭。
旁觀者清。英國特使馬戛尼在乾隆後期的出使日記中指出：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第四章第一節所引)
「康乾」工商業遠遜前朝、落後西方
我國宋代工商業早已非常發達。經過蒙古元朝的大破壞而逐步復甦，明代工商業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一半（一說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重還要高。而所謂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國工業產量僅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
不但要在國內比較，還要到國際上比較。歐洲復興以來，啟蒙運動、體制改革、產業革命蓬勃發展，蒸汽機、紡織機、火車輪船、機械製造、現代工廠林立，就連相對落後的俄國也在彼得大帝時期向英法德學習，走向進步。而老朽的滿清帝國卻妄自尊大、閉關自守；在這「康乾盛世」幾乎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和技術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艦前來敲開「滿大人」鏽蝕腐爛不堪的國關大門。
人口劇增並非「好事」
康乾時期之所以被吹噓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劇增。明代全國人口穩定在六千萬左右（據王世貞記載，明代人口最高數字6330餘萬 ）；經過戰亂後的恢復，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有人將此歸結為清朝統治者勤政的結果；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進番薯、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在全國農村推廣，導致「人口膨脹」。
滿清起初徵稅的原則是按人頭收稅。這後果，是地方官吏不願據實上報人口，因報得愈多，則地方上繳的稅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賦」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積上繳固定的稅金，與人口數無關，藉以鼓勵地方據實上報人口——人丁興旺是所謂太平盛世的表徵。以這種方式來彰顯「盛世」不過是穩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賦稅不均，富者營私舞弊，雖坐擁千畝田產而少繳稅；貧者無立錐之地，卻仍盡勞動之責。
歷史證明：人口劇增並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負擔，使得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就業人口的比例失調，緊縮了優質勞動力的增長空間（餘地），從而嚴重製約了現代化進程。
日益腐敗的八旗體制
滿清入關侵佔全國，主要依靠八旗體制。每年旗祿幾千萬兩白銀，滿蒙漢八旗成了滿清政權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視下的滿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缺德少才的滿蒙王公、貴族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朝廷執掌大權的達官貴人和各省巡撫總督，大多數為滿蒙世襲，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此後，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驕怠，他們憑藉權勢，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不僅軍紀敗壞，訓練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賭，包伶嫖娼，敲詐勒索，蹂躪百姓。曾經剽悍英武的八旗兵，變成不能打仗、只會擾民的老爺兵，八旗子弟成了遊手好閒的紈絝兒、坐吃山空的敗家子;他們的形象就是提鳥籠、逛妓院、趕飯局、玩金魚兒、斗蛐蛐兒、唱小曲兒……的一群「無知、無恥、無畏」的寄生蟲。
後來，清廷但凡有戰事，主要依靠綠營兵(八旗以外招募漢人組成的軍隊，因用綠色軍旗而得名)。但60萬綠營兵在衰敗的社會大環境下也很快腐化：剋扣軍餉，兵匪勾結，貪污中飽，弊端叢叢，也淪為徒有其表，只能嚇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隊。嘉慶皇帝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曾經隨乾隆皇帝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鬧劇(《嘉慶朝東華錄》，卷7，嘉慶4年正月)。
以至於鴉片戰爭中，八旗、綠營、鄉勇、團練都不管用，數十萬清軍被萬餘名英國遠征軍打敗。中國從此陷入挨打的深淵。
文字獄
清朝文字獄的興起旨在震懾反清勢力，特徵是：罪狀由權勢大人對文字的曲解而起，證據也由權勢大人對文字的曲解而成。一個字或一句詩一旦被認為誹謗皇上或諷刺滿清政權，即構成刑責。滿清王朝初期，順治、康熙「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時則成為一種暴虐的文字檢察制度。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反常瘋狂者則是所謂「愛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滿清乾隆像
關於「避席畏聞」的文字獄，史料極多;魯迅先生也有所闡述。本文選取乾隆時期幾個典型的文字獄，引錄如下：
(1) 1753年，乾隆屢次到江南遊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頌。案發後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廣西巡撫滿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
(3)1764年，秦州知州賴宏典向北京官員請託謀求升遷，信里說「點將交兵，不失軍機」，乾隆認為他明目張胆謀反，砍頭。
(4)1778年，江蘇東台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早已去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
(5) 乾隆非常賞識內閣大學士沈德潛，作詩常請他刪改，乾隆作不出詩時還請他秘密代筆。沈德潛死後，乾隆命他的家人進呈沈的詩集，發現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也收錄其中，這對乾隆的虛榮心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恰好詩集中有詠黑牡丹一首，有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乾隆認為是影射入主中國的滿族為「異種」，下令剖棺戮屍。
(6)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銓所著書中自稱「古稀老人」，又有句說「為王者師」。乾隆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絞死。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乾隆製造的「文字獄」是強加的「莫須有」罪名，目的旨在維護專制。
(某些內容轉引自《清高宗乾隆帝》和《關於康乾盛世》等文，有改動;原作者未詳，特致謝意!引用歷史檔案資料恕不一一指明出處。)
[附錄]滿清和西方記載的屠殺紀錄
諸如《揚州十日記》《嘉定乙酉紀事》《江變記略》這類記載的滿清暴行，大家或許都不陌生。
下面，主要列舉滿清官方資料，以及第三方敘述的滿清暴行。
第一部分：滿清官方屠殺文告
首先，滿清自己發布過大量屠殺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滿清官方資料《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記錄：
「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剃完。若規避惜發，巧詞爭辯，決不輕貸」。並宣稱：
「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爝火錄卷四)
滿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氣也非常類似：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滿清另一份官方史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則記載：「不隨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殺無赦。」
鎮江知府告示則是：「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並將反抗者的人頭，集中起來恐嚇人民。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髮、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
在以上滿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盡行屠戮」、「殺無赦」、「全家斬」、「全村斬」的兇惡威脅。
滿清(後金)入關前的大屠殺
首先，滿清入關前，其對遼東漢人的大屠殺，也大量見諸於原始文獻，以下列舉若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九次汗諭，清查所謂「無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漢人)，並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谷之人視為仇敵」，「捕之送來」，最後於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谷之尼堪(滿語之謂漢人)」。這是公開的種族滅絕!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又指責漢民「窩藏姦細，接受札付，叛逃不絕」，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對村莊的漢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
作為第三方的朝鮮史料，《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記載了遼東漢人的悲慘遭遇：「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 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
滿清入後的大屠殺
1、 滿清官方資料和第三方資料
滿清入關後，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亮揭貼 ：「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
滿清檔案：順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遠題本《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 20中，更是由於「城破盡屠」，只好請求釋放剩下的5個「無憑究擬」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認：「城破，悉遭屠戮」。
廣州大屠殺，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資料證實。義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韃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 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杜文凱: 《清代西人見聞錄》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凄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 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 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 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經過滿清的大規模屠殺後，「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官方檔案中記載如下：
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彌望千里，絕無人煙」(劉余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
2、各種時人筆記和地方志的記載
崑山大屠殺，「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一兵紀)，「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研堂見聞雜記罰》)
南昌大屠殺，「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
還有著名的《江陰城守紀》：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
3、清軍的性暴行(揚州十日和江變記略中的常見資料，以下不列入)
順治二年7月30日，清軍至沙鎮，「見者即逼索金銀，索金訖，即揮刀下斬，女人或擁之行淫，訖，即擄之入舟。」「遇男女，則牽頸而發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腸。」(《研堂見聞雜錄》)
清軍江陰大屠殺，抗拒清軍姦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志統計為101人。(道光《江陰縣誌》卷20《烈女》)
清軍揚州大屠殺，抗拒清軍姦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志統計為100多人。( 雍正《揚州府志》卷34 ) 清兵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污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明季北略》卷11)
4、滿清掠奪虐殺漢族奴隸
崇禎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軍在畿輔、山東一帶掠去漢民四十六萬二千三百餘人，崇禎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軍又「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清太宗實錄》)
滿清入關後，繼續劫掠人口。 順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諭兵部「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清世祖實錄》)
漢人奴隸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殺。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僅自殺的漢人，在滿清入關前後幾十年間，就不下10萬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數。
由於滿清的瘋狂虐待，大量漢人奴隸逃亡，「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清世祖實錄》)
滿清統治者為了制止逃往，強化其1626年頒布的《逃人法》，順治皇帝，「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順治六年又改為「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之日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清世祖實錄》)
甚至投靠滿清的大漢奸靖南王耿仲明，由於收留了逃亡漢人奴隸，也被迫自殺。
5、滿清遷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為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台灣鄭氏始末》)
「一時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台灣外志》)
福寧州， 「州地以大路為界，南路以州前嶺為界，松山、後港、赤俺、石壩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柵，牛馬不許出入。每處懸一碑曰：敢出界者斬!」「越界數步，即行梟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寧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縣，「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里內居住，二十里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頓時斬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殺。……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記」 」(《清初莆變小乘》
(廣東香山縣)「初，(廣東香山縣)黃涼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眾，平藩左翼班際盛誘之曰點閱，抱大府即許復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復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埠，樹碣曰木龍歲冢，木龍者，甲辰隱語也」(道光七年《香山縣誌》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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