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問題的根源有可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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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秉真 譯/岳心怡
摘編自《明清思想與文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本公眾號獲授權刊登
母親，建構的回憶
近代的中國母親，正如其他傳統社會的母親一樣，是美德與苦難的象徵。這一點唯有她的親生孩子最能理解。
她的兒子與女兒見證了母親每日的操勞，但是兒子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他可以向母親表示同情和感激，並且用自己的成就解救母親所受的苦難。
在中國明清時代，儒家的孝道使兒子們可以並必須在感情上和實際行動上終生銘記母親的關懷、奉獻和不幸遭遇。因此，這種親密且互相仰賴的母子關係，在中國明清時代的性別與家庭角色特殊建構的背景下，呈現了特別重要的面向。
明清時期的情況又更複雜了，因為小男孩認為是其「母親」的那個人，並不一定指的是他的生母。一個由第二任太太或妾生的小孩，他正式或法定的母親，稱作嫡母，是其父第一個明媒正娶的太太（雖然她本身可能沒有生育）。
這些嫡母時常參與這名孩子的日常教養，實現作為一名母親的社會角色，因此可以如同孩子的生母一般，進一步期待孩子日後的報答。從許多明清男性的話語與行為中，我們發現，對他們意義最深遠的是他們的嫡母，也就是「正式的母親」。
在歷史文化上，嫡母與她「法定兒子」的關係，或是繼母與繼子的關係，強化了許多社會科學家的信念，那就是母職可以是生物鏈結下的產物，也可以是由社會文化建構的一種現象。
在中國歷史上，女人在生活中經常必須透過男人來表現自己。而唯有她的兒子，可以讓她的聲音被聽見，讓她的行動被稱許。她必須依靠自己作為一位賢妻，尤其是作為一位富有獻身精神的母親角色，使自己在社會上留名。
袁世凱和母親
當一名好母親，會讓她的孩子記得，若是兒子有出息，還會獲得公眾的認可。我們之前用來查照母親生活片段的資料，幾乎都是出自她們兒子事後的回憶。
事實上，大多的婦女傳記材料並不只有男性觀點的記錄，還有很多是從兒子的角度寫下的事迹。因此，這些敘述中往往帶有高度充滿感性的內容。
當我們讀到兒子所記錄的母親，想到他們個人對母親的虧欠時，很明顯地，這些記錄呈現的就是一種建構的回憶。
母親的形象
在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國，孝道重於一切，親戚、僕人、鄰人可能都會不斷告訴那個兒子，他的母親為他吃了多少苦，就為了把他培育成人。而母親自己的作為，影響力更甚於他人，在她不斷地重複提醒兒子過去發生了什麼事的情況下，也提供了兒子建構自我記憶的基本素材。
我們發現母親的世界充滿艱苦與悲情，生活里沒有愉悅與快樂。近代中國，已婚婦女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必須扮演挑起家庭重任的角色，但很少能有愉快的成就感當報酬。
在這些資料中，大多數都屬於兒子對女人與她們孩子主觀認定的敘述，而少有中國婦女的生活被真正客觀描述的事實。
堅貞苦難的一生是母親與她的兒子希望旁人記得的形象。許多的悲慘事例的確也能彰顯她本身的德行。因此，在婦女的傳記文學中，她們的兒子用操勞、痛苦、疾病與死亡記錄她們。
事實上，虛弱病危的母親也形成紀念性文章偏愛的一種主題。清朝中葉的經學家俞樾記載，他的母親在生下他三天後就患了重病。「母姚太夫人產後三日大病，幾危，至二十餘日未離床褥，將彌猶扶病擁衾而坐，自製兒冠。」
陳衍生於1856年陰曆四月八日，出生前數月，他家遷入龍山下位於城東北的北井樓。剛遷入時，荒蕪的後院里荊棘滿地，雜草叢生，還有榛樹的殼。
他的母親不顧人們的勸阻，抱病懷著身孕，堅持要親手清除荊榛，伐樹以供柴薪，不久就生下陳衍。但是4個月之後，母親開始有了病徵，經常暈眩，昏厥在地。
一開始她昏倒時，陳衍的父親由於略知草藥，能夠往她喉嚨里強灌進一種刺激性的湯藥，使她蘇醒過來。但是經過幾次發病，很快地，她的乳汁枯竭了。而當時家裡很窮，無力為嬰兒雇奶媽，只得由他的幾位姑姑用稀飯餵養這個才4個月大的嬰兒。
除了卧病在床的母親，許多文章還描述了瀕臨死亡的母親。例如，晚明思想家李贄（1527-1602）的母親在生下他不久後就去世了。
康熙時期的官吏黃叔琳（1672-1756）七八歲時喪母，不久父親也過世，只得由他後母的兄弟收養，他本姓程，後來隨著養父改姓黃。幾十年後，他仍能回憶起和亡母在一起的日常情景。
一日，他站在門口，看見幾位學生前來拜訪他的父親（當時他的父親擔任曲陽地區的訓導），但那天他父親恰好不在家。叔琳鼓起勇氣上前招呼他們，發現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然後，他就像個大人一樣，走進屋去告訴母親為客人們備飯。那一年他6歲，再過一兩年，他的母親就去世了。
許多人回憶起他們母親的美德，她們富於犧牲的精神，與她們逝世時悲慘的處境。清朝中葉的進士梁章鉅（1775-1849）的母親死於1784年，當時他10歲。從他4歲起，母親就對他進行啟蒙教育。根據他的記載，她是位孝女，未嫁時曾有過割下手臂的肉治療父病的孝行。
許瀚（1797-1866）生於山東省日照縣的鄉村。小時候，他和村裡的孩子們一樣放牛。當他的母親去世時，他只有9歲。日後，他於《家祭文》中回憶母親逝世前的悲慘日子。他的父親屢參加考試不中，只能以教書微薄的收入為生。
1805年，他的母親患病時，他家被迫與伯父分家產。分家產這件事帶給他患病的母親很大的打擊，「與叔父析箸，吾母旋逝矣」。母親逝世的那一天，他父親恰好又一次應鄉試到省城去了。許瀚回憶：「吾父應試在郡，星夜歸，而吾母蓋棺已數日。」
心理與社會遺產
從母親的生命中，男性第一次了解到婦女所受的不公平對待，以及中國社會的病態。一代又一代的兒子們都不能忘記他們受苦、受病痛折磨的母親。
他們最終決定通過自己的言論、行動，把自己的個人感情公之於眾，讓大家都來思考：傳統家長制、等級制、專制集權的政權有多麼黑暗，有多麼壓抑。
16世紀的學者歸有光寫出各種體裁的文章，懷念他深愛的母親。她操勞一生，在他8歲時就早早去世，這是一名已婚婦女辛苦卻不完滿的一生。歸有光進一步寫文章抨擊「貞女守節」，這是他從那個時代婦女的生活中看到的一種社會暴行。
歸有光
幾世紀以後，現代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先驅瞿秋白（1899-1935）則承認，他母親的自殺使他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現實社會的可憎。他的母親在一個苦寒的冬日服毒自盡，從他母親悲劇的命運，他開始了解到傳統社會是如何把許多人逼到貧困和絕望的境地。
陳獨秀在他的自傳開頭就想讓人知道「我出生幾個月，我的父親便死了，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接著再描述其寡母的不幸生活。
孤兒寡母似乎特別容易遭受到生活及社會的不公對待。兒子年輕時，和母親一同忍受著生活及社會的種種壓力。當他長大，完全可以理解，他會覺得有責任代表他的母親說點什麼，做點什麼，因為他深深體會到母親的聲音與行動是如何被這個社會剝奪的。
在傳統中國的性別關係中，母子之間感情的聯繫就是建立在童年親密的相處間。在這層關係中，兒子不僅深切體認母親命運的細節，也會把自己與母親的悲苦連在一起。
儒家所說的孝道要求兒子永遠對母親保持絕對忠誠。母親有充分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對兒子進行更多的投資，並期待或要求他們長大以後能給她忠誠的報答。懷念女性與母親的文獻特別豐富，證明了這一心理與社會的遺產。
他們展現的母子關係模式不只限於晚清時代，也不只限於士人階級。在台灣、香港鄉下地方的婦女也進行投資，極力強化與她們兒子的關係，這與過去其他士人階級的婦女的想法基本上並無二致，至少在缺乏對老人照顧和物質報償的新選擇時，她們只能依靠她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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