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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訓中蘊含的中華人文精神

家訓對人的獨立意志或曰 志氣給予充分的重視,對人的重視,核心是重視人的尊嚴。要求子孫立志,因為這對培養獨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必要的。孔子說,匹夫不可奪志。三國時期文學家 嵇康在《家誡》中說,「人無志,非人也」,要求兒子嵇紹拒斥內外誘惑,秉持獨立志向。


清代學者汪輝祖要求後代「於身名大節所關,須立定腳跟,獨行我志,雖 蒙譏被謗,均可不顧。必不可舍己殉人,遷就從事」。曾國藩認為立志就是「金丹」。「家訓」重視人的情感,不但強調物理、事理,也強調情理。這是早期儒學人 文精神的固有特點。家訓對不近人情的東西多有澄清。顏之推談喪禮時說「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


禮根據人情而設立,恩情也可以根 據事理而斷絕,即使父母因為吃飯噎死,也不該因此而絕食。這在今天看起來很平常,但在禮教嚴苛的時代並不容易。儒學有尊重生命的傾向,講「生生之謂易」, 致中和、化育萬物。

顏之推說:「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即養生要以保全生命為前提。他又說:「夫生不可不惜,不可 苟惜。」珍惜生命並不是不講原則,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嚴是有貴於肉體生命的。


家訓主張出於人本身而尊重人。雖然總體上 屬於家禮、家法範疇,但幾乎全部家訓都強調「敬」。「敬」是禮儀文明的靈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袁采教導他的兒子說:「禮不可因人分輕 重」,「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概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


至視貧 者賤者,則禮傲而心邁,曾不少顧。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無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禮待人,對富者、貴者極其尊敬, 對待貧者、賤者則傲慢無禮,卻不知道他人的富貴貧賤,與個人的榮辱並無關係。這是對禮教微言大義的正本清源。


舊時明智的帝王貴胄也能注意到這一點。如唐太 宗,禮賢下士,他的《帝范》對「敬」特有講究,認為以國驕人必然招致辱身敗亡。曾國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

家 訓發揚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訓繼承中華人文精神信賴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傳統,注意給人以道德上的啟蒙。王夫之在《示侄孫生蕃》中,繼承孟子的人禽分別論, 說「人字兩撇捺,原於禽字異」,教育晚輩不要丟失人的道德理性。袁采說「人貴於反思」。


「反思」實際上是孔子「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諸己」、 「反身而誠」的新說法。早期儒學認為,人人能發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為聖賢。家訓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學做聖賢,為仁由己,自強不息。


家 訓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導後人認識幸福與努力的關係。早期儒學開啟了民本主義,關注民生,謀求人的幸福。家訓要求凡人都要盡人倫義務,盡人的使命,特 別重視家族、家庭與社會的人倫和諧幸福,每每引導子弟發揮主體能動性,建構社會和諧。


明末清初思想家陳確說:「敬於父母則孝順,敬於夫婦則肅和,敬於兄弟 則友愛,敬於朋友則利益,敬於僮婢則從令,敬於一切世俗則無辱,敬於言則不妄,敬於事則有成,敬於講誦則有得,敬於作書臨文則法日進。」


他所謂「敬」,不 是某些宋明道學家一味靜坐、主敬之敬,而是對於一切都要誠心竭力去做。家訓本於儒學精神,強調家庭中夫婦、父子、兄弟三親是所有社會關係的根本。《顏氏家 訓·兄弟篇》說,兄弟有不和,會導致群從疏薄,以至於童僕變為仇敵。為何有人能折腰巴結權勢,諂媚交通於富貴,而獨不能親其親?為何有的子女論才能可勝任 治理一方而獨不能盡兒女的孝行責任?有的家訓對人倫和諧提出了較為深刻的分析。

如袁采《訓俗》已注意到天下家庭不和諧,並非都因為父子責善、兄弟爭財,更 深的原因是「性不可以強合」,勉強不能帶來融洽、和睦的人際關係。所以他說家長不能獨裁,「父兄不必責子弟同於己,子弟亦不望父兄惟己之聽」。


有 的家訓遠遠超出了治家的目的。清初史學家萬斯同的家書具有較高的治理思想價值。萬斯同富有歷史理性,注重經國濟世。他從學術上勉戒後生,應當以天下民生為 學術使命。他感到同時代學者沉溺於詩文,不知經濟為何事;潛心於古文,未嘗以天下生民為念;他們講的聖賢之學,往往疏於經世,以此為粗俗之事而不屑做, 「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為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萬斯同重經世致用,強調學術與經世統一,極有意義。


萬斯同說:「苟徒竭一生之 精力於古文,以蘄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沉溺於詩文、學術以求不朽之名,即使作品能夠傳於後世,也無 益於人民的命運,又何況那些未必能傳於後世的呢?這是對古代經世實學、濟蒼生福祉的人文精神的發揚。


家訓與中國文化的清流


古 代家庭處在漫長的專制社會的籠罩下,不能不受家—國同構的宗法政治和一些陳舊的文化觀念牽連局限,因此也含有一些糟粕,例如愚忠愚孝、蒙昧迷信、男尊女卑 等。此外,受家庭情結的糾纏,家訓可能會導致重家庭不關心社會、國家,存在造成社會發育和治理相對滯後的潛在危險性。但是家訓的主流是積極的,對自身和整 個中國文化都有洗禮的意義。

傳世家訓,主要是為了教導後代成就人格、傳家立業、為人處世、自食其力、利國利民。凡是歪 門邪道、邪說淫辭、索隱行怪、惡習陋俗等行而不遠的東西,家訓一般是不道不教的。家訓吸取和堅持人文理性方向,對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辨正,對文化傳統常常 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訓既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化代代相傳、綿延長久的重要支柱。


家訓大多把對久經歷史考 驗的經典學習作為神聖的任務,由此提供了培植人文理性能力的活水源頭,從而使普通市井之家亦多以詩書傳家。《朱柏廬家訓》說:「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顏之推說:「所為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


袁采認為「子弟不可廢學」,「蓋子弟知書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強調讀書是為了使 人智慧、明達,擺脫了急功近利的狹隘的讀書價值觀。宋、元、明、清學者在家訓中多仰慕聖賢君子、崇尚天理、維護道德,教導子弟多讀書明理,克服野蠻、愚 昧、迷信、猖狂妄行。通過學習經典培植理性的價值是讀書做官、經商謀生等其他價值所無法比擬的。家訓所謂經典,並不局限於儒學一家,兼有對道佛教乃至百家 精華的取用。這些都是家教中人文精神得以保持健康存在的根本原因。


家訓對封建禮教的僵化多有批評。「五禮」之中喪、祭 二禮常流於傷殘浪費,婚、賓二禮常流於奢靡夸誕,失去古禮以虔誠、敬重、儉樸為本的精神。陸遊批評南宋愚昧的喪家花費大量錢財,侈於道場齋施。

他說,若貴 侈才能得福,那麼貪吏巨富之家豈不是華福不盡?而窮人家豈不是都要「淪墜」、下地獄?「佛法天理,豈容如是?」舊時處喪期間要求喝稀粥,陸遊遵循上古禮緣 人情的制禮原則,以為有些人體氣衰弱,不能去掉肉食,這雖於喪禮小有出入,但也是不得已,應當允許。


舊時陋俗有童子訂婚,袁采告誡他的兒子說不可前定終 身。家訓對禮教扭曲的自我反思與批判,基本上是對先秦禮學中人文理性的復歸。古代禮學講究時中、適度、稱情制宜等原理,在陳確的家訓中得以體現。陳氏《叢 桂堂家約》中的人文理性已達到啟蒙覺醒的水準。


他反對生子時祭拜父母、神佛,主張改革聘、嫁、喪、葬時禮,求從簡從儉從省。他勸誡不要竭盡親友之情、逼盡 僮僕餘力,不可褻使婢女等,反映對人的平等敬重。


家訓大多反對「巫覡禱請」、「符書齋醮」的迷信,反對道德上的絕對天 命論等,強調人為的努力。袁黃在家訓中以身為教。早年有人給他算命,把他的運程算定了,袁黃大半生就如此致誤。後來雲谷禪師告訴他,積善行可以改變命數。 他從此積極努力,打破了老者算命的結果。他訓示兒子說:「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為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


他進一步要求兒子在顯榮時要想到 落魄,在順利時常想到厄運。這是發揚辯證理性的人文精神。雖然家訓中有不少講「天命」的文字,但仔細分析可知:家訓所講的天命,主要是指「謀事在人,成敗 在天」的意思,不是教人等待命運安排、無所作為。這個「天命」起源上是消極的,用法上常常是積極的。


比如,當儒者講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時,是力避天命說 的,這在家訓中常見。曾國藩說:富貴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做主,不與天命相干涉」。袁采明示其子:窮達沉浮與道德操行不要扯 在一起,操行是「吾人當行之事」,不能要求操行高則榮貴,否則就必然弛廢道德。


中華人文精神起源很早,內容豐富,家訓 與家教開闢了中華人文精神教育的新途徑、新方法。家訓發揮其作用自有原因,顏之推指出:家訓教育建立在人倫親情的基礎上,對同樣的教導,人們一般從信其親 人;禁止童子暴謔,師友不如傅婢的指揮;阻止凡人的爭鬥,堯舜之道還不如妻子的勸導。


這是符合常情常理的。傳統家訓文化具有傳承人生哲理、知識技能和社會 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恆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長,也是社會化教育不可荒廢的環節。中國古代家訓蘊藏有珍寶,這些完全可以和封建糟粕剝離, 時至今日,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古代家訓文化的作用,應該發掘其時代價值,利用它們為社會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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