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嶺：日本需改變「逢中必反」，中國需改變「不需與日合作」

張蘊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劉華 發自北京 任何一對國家的雙邊關係都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於國際格局之中。因此，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也將直接對雙邊關係產生相應影響。近年來，中日關係成為中國對外關係中的重要熱點。那麼，如果將中日關係置於國際變局的大背景之下，應當如何定位與判斷？國際格局的變化又將如何作用於中日關係？在思考中日關係之際，這是應首先解決的重要前提。5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編輯部在北京舉行了第二屆「日本研究論壇」。「日本研究論壇」是2015年創設的中國日本研究的高端學術平台。在論壇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先生以「國際變局下的中日關係」為題，闡述了對國際格局變化及中日關係的相關看法。張蘊嶺先生曾長期擔任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日本研究所所長，他對於國際格局變化前景的分析，以及由此對中日關係的定位與判斷，對於讀者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在此，本報將張蘊嶺先生髮言的重要內容擷取編髮於此，以饗讀者。

中日力量對比又回到歷史原點

　　看中日關係，要放開眼界，放長遠一些。
如果要談國際變局下的中日關係，在「國際變局」方面，首先我們看的是大國力量的轉變，這是最大的變局。二戰以後，美國長期「一家獨大」，蘇聯的綜合實力在鼎盛時曾上升至美國的67%，日本鼎盛時曾上升到美國的一半，但此後都在下降，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蘇聯解體，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陷入經濟停滯。這是戰後第一輪大國力量的轉換，冷戰結束後，特別是2000年以後，世界發生新的重大變化，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快速上升，目前已經超過美國的一半。自美國上升以後，只有中國的製造業能力能夠超過美國，這一指標影響力很大，這是以往趕超國家所沒有的。預計至2040年左右，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可能超過美國。另一個被看好的國家是印度，預計其2050年經濟總量可能會接近美國的60%。由此來說，至本世紀中期，中美印將成為世界三大經濟強國，這是目前對大國力量轉換的較有共識的看法。這將是一個巨大變化。
在變化當中，中日之間的經濟力量對比轉換最為顯著。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2015年已相當於日本的2.2倍，2050年可能達到日本的8倍。這是什麼概念呢？明治維新開始時，中國的經濟總量約為日本的8倍。到本世紀中期，即從明治維新開始近200年後，也就是二戰結束約100年後，兩國經濟總量的對比完成了一次輪迴。經過100年的下降和100年的上升，到本世紀中葉，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又回到了歷史的原點，這恐怕是我們看中日關係變化的一個很重要的視角。
當然，關於這一對比，在研究日本的學者、研究中日比較的學者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觀點，也有很多分歧。日本是發達國家，人均數值很高，製造業的質量、創新能力等等各個方面也很強。但我主要強調的是綜合實力，儘管經濟力不完全等於綜合實力，但是從綜合指標看，包括人均財富、創新能力、貨幣、軍力等指標，對於世界格局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的觀點是：國家的綜合經濟力也是一種國家動員能力，它要動員這個經濟力，集中起來辦大事，這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非常大。

日本需改變「逢中必反」，中國需改變「不需與日合作」
我的觀點是，如果從未來世界主導力量格局的層次來看，中日關係並不屬於這一層次的問題。日本等國均屬於區域性和領域性的結構中。中日關係並不屬於大國力量格局的問題，而是兩國力量對比的轉換，這種轉換主要發生在「雙邊」與「近地緣」區域。也就是說，觀察中日關係，首先要注意兩國力量對比的轉換——從明治維新、甲午戰爭……到未來的變化，這個轉換主要發生在雙邊之間，包括力量、認知、文化等各個方面，還有近地緣地區。
如果放在世界發展的格局下，中日關係可以找到很多利益的共同點，共利性和競爭性遠大於矛盾和衝突。因此，中日之間應當尋求共利的基礎，加強合作，拓寬中日之間的利益機制。這其中關鍵是日本的定位。
此輪力量的轉換和上一輪不同。在這一輪中，是日本下降，中國上升，就牽涉到一個問題——綜合實力下降的這一方如何定位自己。日方不要把自己位置擺錯。比如，它要去做大國，去跟中國競爭，它要阻止中國的海洋活動，並似乎將此作為首要戰略。如果是這樣，那麼我覺得它擺錯了位置。
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中國的認知，不要把它定位在大國，不要把日本看作主要的制約力量。對於這一點，可能存在分歧。有人認為日本是我們主要的威脅之一，我認為制約中國的肯定不是日本，如果把這個東西看清了，我們對日本的認識就能符合實際。
關於中日關係面臨的挑戰與把握，首先就要看到，中日之間因力量對比轉換髮生矛盾和競爭是必然的。這其中有兩股力量主導：
第一股力量就是中國利益訴求增加，作為和影響增大，這是使中日關係發生變化的主導性因素。我將影響因素首先放在中國而非日本，是因為隨著中國上升，其利益訴求增加：先是變成最大的貿易市場，取代日本；其後又是最大的投資國、援助國等等，而且出現在所有的區域，這個變化是很大的。
第二股力量就是日本的拼力競爭，到處「摻和」與「攪和」，哪有利益肯定它要爭。「攪和」是中國說法，亦即攪得你亂了，把你攪黃了，對它就有利了。理解日本，要從這個角度。由於利益，由於力量轉換，日本對華的矛盾競爭是必然的。這是一個正常現象，不要看成不正常。問題可能出在我們把它看成「不正常」，想把它拉到「正常」，那個「正常」其實是「不正常」。
因此，一方面日本必須要改變「逢中必反」。另一方面，中國需要改變「不需要與日本合作」的觀念。

東北亞已走出中日對決時代
我的觀點是，東北亞進入了近代史以來的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時期，這就是擺脫中日對決。
從近代史甚至近代史之前的很長時間，中日兩國就在東北亞競爭。在近代，中國敗下陣來。目前正在出現一種新的局勢，為中日擺脫直接競爭提供了合作空間。在尋找共同利益的過程中，中日曾經關注過沙塵暴，後來是核問題……中日能找到比過去更多的共同利益空間，這與近代歷史完全不同。
在今後的東北亞地區，由於不再是中日對決的時代，所以可以尋求創造性的合作，中日韓機制就是其中一例。在近代史上，從來就沒有中日韓平等共同參與、坐在一個桌上平等說話的歷史。也許中日韓機制目前的成就相對還沒有那麼大，但這一機制至少可以避免很多負面情況的出現。過去，人們曾經想推動在六方會談框架下重建一個東北亞的國際體系，而且是包括美國參加的東北亞國際體系，這應該說是一個很理想的東西，有沒有可能呢？這可能是最佳的選擇，是值得探討的。
當然，具體做起來可能要比設計更麻煩。比如，中日韓的自貿區談判很艱難，牽涉談什麼標準問題，因為美國和韓國有自貿協定，日本參加TPP則是按照高標準，但是東亞達不到這個高標準，這就涉及各方妥協的問題。
關於中日經貿關係，雙方的往來數據下降有其必然性。2014年，日本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20%，這恐怕是相當長時間內的歷史高點。在目前仍在持續的國際產業轉移進程中，隨著經濟結構調整，日本很多的傳統產業收縮，很多公司被收購，另有一些向東南亞、印度等地轉移，甚至有一部分向歐洲轉移，因此其對中國的市場肯定要慢慢下降。日本會繼續向中國投資，中國市場也接受，但是中國向日本投資很難大幅度增長，在雙邊經貿結構中，未來還是日本更多依賴中國市場。而關於中日雙方在第三國的合作，目前在國家層面可能較為困難，但在全球利益方面，特別是在企業層面，這一空間是很大的。有國家參與更好，沒有國家參與，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總的來說，中日兩國需要把握轉換期的基本穩定大局，「爭而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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