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黃專的友誼：學術上的對手 靈魂上的密友
黃專（1958—2016）
1988年8月，我離開北京，接受武漢大學趙冰博士的邀請前往武漢大學建築系任教。其時，趙冰作為中國建築界最年輕的博士（年僅25歲）正受到建築圈的批評家王明賢、顧孟潮等人的追捧，彷彿初出茅廬的諸葛孔明一般被建築圈的老一代大師視為天之驕子，寵愛備至。
我是在一次研討會上遇見他，由於理論上的共同旨趣，我們都在自己的發言中談到中國文化發展的未來趨勢。這種雅斯貝爾斯式的宏論招至好幾位社科院的博士們 的圍攻，作為隨後的發言人我所發布的論綱也同樣被這些「專業」學者們所不屑。其實，類似的情況在平日里我們藝術圈的「野心家」和社科院的「太子黨」們集會 的沙龍里也經常發生，他們總是嘲笑我們在理論上的狂熱。但是這對於正處於血氣方剛年齡段的我們來說，並不能毀掉我們的雄心。這種冷嘲熱諷反而激發了我們的 「不服氣」，他們越是鄙視我們的「學術」能力，我們就越要表現這種能力，「你不讓我碰哲學，以為那是你們的專利，我就偏碰， 我氣死你！」
正因混跡江湖這種無法躲避的政治性更加激化了我的「勵志的不滿」，於是我就更加如饑似渴地攻讀起那些被專家們公認的最難讀懂的「大部頭」。
到武漢大學後，懷揣著改革大學教育的文化夢想，我和趙冰一起開展了一系列的文化研究和教學實驗活動，我們按照包豪斯式的教學規制改版了武漢大學建築系的 基礎科目，開辦 了「每周名人一講」的課外「課程」，並和武漢文藝界的精英分子聯合舉辦了標誌著「中部崛起」的「沙龍49會議」。
對於我和趙冰在武漢學術圈的「興風作浪」，武漢的批評家們大多持寬容、愛護的姿態，雖談不上一呼百應，卻也算得上「積極回應」。
然而，有一個人卻對這種鬧運動式的狂熱始終冷眼旁觀，甚至格格不入，這個人就是黃專。
記得，有一次不知出於何故我們「武大幫」要和武漢批評圈代表談判，這邊，坐著趙冰、任戩和我，對面坐著黃專、嚴善錞和曾春華。曾春華劈頭一句：「你們來 了，武漢就又多了幾個打手啦！」我聽著覺得這小子說話很難聽啊，但又礙於談判要務在身，也不便立馬發彪，於是我展開長篇宏論，說明「強強聯手」的歷史意義 和我們胸懷的偉大抱負。會上，自始自終，黃專一言未發，在我慷慨激昂的「演講」時刻，黃專一直冷眼盯著我，就象薩特所描繪的「把你淪為對象」，淪為「地 獄」的那種眼神。每次我的目光與他的對視，心裡都會「咯噔」一下，儘管我努力表現得「談笑風聲」，但心裡還是埋下了陰影。這就是黃專留給我的最初印象，一 個難於相處的冷血動物，當然也肯定是條硬漢。
當時的武漢江湖，就是以我和趙冰為一方，以黃專、嚴善錞、祝斌為另一方的冷戰格局，在我們 這一邊是黑格爾、韋伯和雅斯貝爾斯的歷史哲學，而在黃專那邊則是卡爾·波普爾的批判的理性主義。最終，使這種「形而上的爭吵」的氛圍改弦易轍的並不是黃專 等人的波普爾理論佔了上風，而是呂澎帶來的新問題「理想與操作」。在呂澎看來，我和黃專都屬於空談理想的「坐而論道」派，而問題在於行動。
當時，呂澎來武漢對於年輕的藝術家而言簡直有點像貧農的兒子「路遇耶穌」，差不多在其所到之處充滿了談笑和掌聲。因為呂澎的主張給90年代初仍在失落和茫然中苦苦求索的「先鋒藝術家」們找到了新的奮鬥方向。
然而，面對這新一輪的狂熱或盲目樂觀，黃專的態度依然是冷漠的。就連黃專的同道密友嚴善錞都摻和在由王廣義、魏光慶和我組成的武漢「藝術家代表團」的隊伍里去火車站迎接呂澎，並戲謔地稱呼呂澎為「伊利奇」同志。
關於黃專和呂澎的首次會面已經通過呂澎發表在多處的回憶文字成為江湖上膾炙人口的軼事。此處，我還可以提供一幅關於黃專和呂澎第一次思想交鋒的歷史圖畫。記得那場論戰是發生在武漢大學我家的輪值晚餐會上。與會者有黃專、呂澎、祝斌、彭德、王廣義、魏光慶、任戩和我。
晚餐過後，呂澎發表演說，一方面意圖為「廣州雙年展」爭取輿論支持，另一方面則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為噱頭，發表了抵制「本質主義」的宏論。其後，黃專、 祝斌輪番對呂澎的論點展開了理論轟炸，其激烈程度是我投身85美術運動以來首次遭遇，由此可對范幫的「殺手鐧」窺見一斑。席間，我是幫呂澎說話的，我的基 本立場是：如果一個人，他有創造歷史的熱情，並且他堅定不移地行動了，那無論誰也擋不住他去這麼干，因為這是他的自由！不過，論辯中我也深深感到他們的質 疑是強大有力的，由此足見他們武漢批評圈的理論功力的確名不虛傳。
正是以這次理論交鋒為緣起，我和黃專之間開始了「發小式的」亦敵亦友 （學術上）的長期交往，平日里走得不近，心靈上卻息息相通。他跟廣義才是真正的密友，通過廣義，我會經常發布對於「黃專思想」的辯證性批判或評述。也以此 為契機，我開始了對於來自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的哲學著作的深入閱讀。
從1990年到1995年，由於受到黃專的刺激，除去用在畫畫上的時 間外，我幾乎是足不出戶地埋頭苦讀。期間我開始精研羅素、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卡爾·波普爾、拉卡托斯、蒯因、艾耶爾等人的學術著作。隨著閱讀的不斷深 入，我的思想開始發生巨大改變，如果用哲學家的術語表述這一變化，就可以說我已經由一個存在主義者（85時期）轉變為一個實證主義者，並進一步轉變為一個 結構主義或在話語策略上的一個解構主義者。
這都得歸功於和黃專的那場辯論，如果不被那場爭論的「域外之爪」爪傷，我肯定不會理會卡爾·波普爾或者卡爾納普那種曾被拿破崙譏諷為「小店東」的英國佬式的瑣碎嘮叨。
在生與俱來的稟賦上，我一直是哲學界所說的「歐陸哲學傳統」的狂熱信徒，這當然緣自我的學術野心，我幻想著成為馬克思、尼采式的人物，最起碼成為康有為、梁啟超式的影響了一個民族的歷史進程的知識分子。因此，我的「興奮灶」全部聚焦在具有顛覆性色彩的人文研究方面。
然而，卡爾納普對歐陸哲學所發起的那種極富挑釁性的，或者說尖酸刻薄的攻擊也實在魅力無窮，這常常令我想起黃專的風格，黃專常以波普爾自居，可我卻覺得 打起嘴架來他更像卡爾納普。卡爾納普給未經分析哲學洗禮的歐陸文風冠之以「表達的形而上學」的綽號，並進一步通過剖析這種文風的機理，將其貶低為「啊、啊 的呼喊聲」。或者由卡西爾提供的辭彙「情感叫嚷」。這種醍醐灌頂般的「棒喝」令我幡然醒悟，原來我多年來一直視若至聖真理的「革命哲學」也不過只是一個時 代的「劇本」，並不具有絕對性。
冷麵模寫的「現實」通過閱讀的銳化開始向我顯示出它赤裸的，帶有威脅性的一面。它讓我想起黃專不斷對我強調的所謂「情境邏輯」。
然而我在骨子裡其實始終是一個單向度的人，無法真實置身於辯證的現實生活中而從容不迫。正因此，我開始為自己再次虛構了一個英雄身位——「神聖的下降」——「象計程車司機那樣，哪裡叫喚就奔向哪裡！」
我開始滑向了文化虛無主義的維度，開始把曾經信奉的真理視為知識的敵人，甚至把所有的與人文研究相關的活動都斥之為「文化神經官能症」（弗洛伊德語）發作。以為自己真正窺探到了真理的謎底。
於是我遠離藝術圈，創辦設計公司，深入生產第一線，甚至在工地上和工人師傅一起干力氣活，在內心深處描繪著一個靠血肉之軀扛起世界的血性男兒的英雄畫像。
然而，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入，我才慢慢品嘗到了所謂「煉獄」，甚或「地獄」（薩特意義上）的滋味。這種滋味的苦澀之處也許並非源於工作上的壓力，而是來源於一種無法通過交往理性改變的政治作用力。具體地說這種
作用力即是排擠和歧視。我們原以為可以靠優秀的工作贏得尊重和業績，但實踐證明，在中國，這只能是一種知識分子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啦。
此次市調歷險讓我與齊澤克的所謂「真實域」不期而遇，一個現實域的「裂縫」，一副更加可怖的「世界1」面孔。這個「真實域的裂縫」是一個橫亘在我所虛構的劇本和現實本身的尺度之間的鴻溝，與其相遇讓我深受震撼。
我再一次在全身心投入的新信仰中敗下陣來，而且失敗得如此之慘，彷彿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
在我的精神履歷上，1996年是一個關鍵的節點，這一年黃專策划了「首屆當代藝術學術邀請展」，肯定是由於我開宗明義的文化虛無主義立場，黃專的這個展 覽未能對我發出邀請，但是我出席了該展的開幕晚宴，黃專在晚宴上和我碰杯時對王廣義、張曉剛等藝術家說，舒群是具有超越性的人，這個酒會，他敢來參加就證 明了他的段位！王廣義、張曉剛等人隨聲附和說：「那是，那是！」
也是在這一年，我在北京開辦的設計公司不能持續了，我必須尋求新的方向，「生活世界」的可怖又把我嚇回了書齋，然而對「形而上學」的不信任讓我仍不肯回到藝術寫作的舊路上來，我必須得到更為堅實的信仰基礎，否則對我而言便是一種「沉淪」了。
這以後黃專給我寫過許多信，勸我回到藝術探索的道路上去，但終因我尚未想透重拾寫作的理由，便未能如黃專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他的「創業夥伴」，而是仍舊徘徊在十字路口，在閱讀中尋找新的「認識論根據」，這個過程差不多整整花了8年時間。
直到2002年，我才在一種本能情緒的驅動下開始了「工農兵系列」的創作。
正如我在與黃專的對話中所描繪的那樣，這時我感到自己已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最起碼是陷入了嚴重的「抑鬱狀態」，畫「工農兵」對這種抑鬱狀態是一種克 服。然而由於這種本能直覺尙未在閱讀中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根據，因此，這種寫作於我尚不能起到精神解放的作用，我再次陷入嚴重的抑鬱狀態。此刻我想到了黃 專，當時我感到只有通過與黃專的對話，我才可能找到問題的根源、要津和答案。
果然，不負所望，黃專的再次「棒喝」才把我從徘徊於死神邊 緣的自我懷疑的陰影中解放出來。記得這次談話的現場是在廣州番禺黃專家附近的一個咖啡館，彼此寒暄過後，我便以像農民代表找列寧索要「真理」那樣的口氣質 問黃專，「為什麼畫壇不能給予一個世紀天才應得的禮遇？」大病初癒的黃專沉默良久，突然冒出一句：「你算老幾？」沉默、長時間的沉默……
大概這個「問題」真正達到了什克洛夫斯基所說的那種「打斷常備反應，重塑普遍感覺」的效果，我被這個「問題」的悶棍擊懵了，在神思恍惚的狀態中我告別黃專，踏上了返程。
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彷彿得了一場大病，耳邊依然迴響著那個問題：「算老幾？」這是一個問題嗎？
忽然，我若有所悟，莫非世界本身不過是無數個「飯桌」？不論圍坐在哪個座位上，都會自然形成從老大到老么的秩序，這種秩序是一種「默認主頁」。在中國， 這種秩序和舞台上的「演技」無關。即使你在劇目中扮演過大角色，也仍然決定不了江湖所給予你的待遇。你在江湖上的待遇是自然選擇形成的，就如同餐桌上的位 次，受不了這個「法則」，你就退出「飯桌」。那麼於是你也就退出了「世界」。因此，合適的態度就該是尊重自然選擇的禮俗秩序，能排老幾算老幾，哪怕排在老 么的位置上也能心平氣和地為大家服務。
悟透這個道理之後我就不再糾纏住「高人」追問了。那以後，再於藝術家聚會的場合遇見黃專我都自然地打招呼，自然地融入到大家共享的歡樂中。後來有一次，黃專對呂澎、廣義、曉剛等人說：「舒群現在有敬畏之心啦！」
再後來就是他給我做個展、編畫冊，相對深入的學術對話。這個時侯，我才發現黃專並不是一個「本質論」者。他對學術的態度傾向於阿爾都塞所說的「無主體思 想」，只要其中包涵著需要重視的認識論問題，他都會一視同仁予以對待，認真提問，認真研究，直到他覺得完全吃透了困住你的那些問題及你面對這個問題所展開 的工作，他才會發表意見或提筆寫出言簡意賅卻字斟句酌的評論。迄今為止，對於我的藝術工作的評價，我最滿意的就是黃專做出的。
此後我時常為在我的人生中遇見黃專而感到慶幸，感謝上帝以一個「對手」的假面賜予我的靈魂上的密友，我和黃專是學術風格上的對手，但卻是靈魂上的密友，我相信關於這一點，黃專在內心深處一定和我有同感。
記得在黃專已陷於彌留之際那段日子，我曾因一時興起給他打去一個電話。這是我打給黃專的最後一個電話，但是我卻在這次通話中聽到了黃專從我認識他以來的 最響亮的笑聲。現在回味起來，那笑聲彷彿來自天堂，過去我曾抱怨過黃專總不讓我把我要闡述的學術思想說透。如今發現，黃專的笑聲里其實已經包含了他對我的 畢生追求的透徹理解！「諸子」之間是靠著心領神會的路徑通達至聖之道的。
現將我曾發布在微信上的有關這個電話的回憶抄錄於此：
我給黃專先生的最後一個電話，是由於興緻所至，當時我在麗都和郭小力一起吃飯，我們談到黃專，我忽然感到我必須給黃專打電話，儘管小力提醒我黃專現在不 接任何人的電話，我說我的電話他會接！果然，沒多久電話那邊便是黃專那熟悉而親切的聲音，我跟黃專說，我和郭小力聊天，聊著聊著，就忽然覺得必須給黃專打 電話，並且我們都覺得必須給黃專說這麼一句話：黃專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的光束！我就這麼說了，電話那邊是黃專響亮的笑聲：「瞎扯瞎扯！」完全不像重病纏身 的人！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聽到他的笑聲……
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病情，他的消極自由部分，從形象到行動幾乎不曾向我開放過，這些方面大 概只有廣義、曉剛或者嚴善錞、邵宏他們才有緣親近第一線。我和黃專的緣份就是學術和靈魂上的。寫到此淚水已奪眶而出，為此，我的回憶就此打住，想和黃專討 論的學術話題我會珍藏於心，留待我也升天歸位那一天再找黃專暢敘！
2016年5月18日於成都犀浦棠蓉園
來源：新浪博客-詩書畫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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