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古代掃黃史，比東莞狠多了！
春秋時期管仲設「內閭」國人「非之」
有不少性學家認為，人類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現在公元前594年，時古希臘雅典城邦第一任執政官梭倫創設了「國家妓院」。實際上這個「最早」應該屬於中國古代女子，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時期，在今山東境內的齊國，便出現了一批性工作者。時齊國上卿管仲在齊桓公的宮城中設立「內閭」，一次就安排了多達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內閭也稱女閭，即官辦妓院，比梭倫所設的國家妓院早了半個世紀。
梭倫創設國家妓院的目的，是為控制和減少當時雅典城內日益嚴重的淫亂現象，而管仲則是為了增加齊國的中央財政收入，「以充國用」。所以，不論是動機上，還是時間上，在內閭「上班」的700名古代中國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
但是，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現，便爭議不斷。《戰國策?東周策》上有這樣的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內閭七百，國人非之。」所謂「非之」，即是反對開妓院這件事，時人並不支持有組織的合法賣淫，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禁娼」聲音。
管仲的「性產業」政策儘管「國人非之」，但在此後卻異常發展了起來。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了「樂戶制度」、「官妓制度」，並伴之出現了所謂的青樓文化。
從筆者查到的史料上看，雖然青樓文化成為古代中國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但古代中國各朝政府有關禁娼的呼籲從未失聲過。特別在民間，最底層的老百姓對娼妓制度是深惡痛絕的，賣淫和嫖娼行為為人不齒，均有悖於正常倫理和性愛文明。為此，民間常用「敗家子」、「賤貨」這類粗話，咒責進行性交易的男女雙方，引導社會風氣，這實是一種「道德禁娼」。
宋仁宗趙禎規定官員「不得赴妓樂」
道德禁娼並不是政策性的，所以相當乏力。針對禁娼呼聲，出於凈化社會環境、調整倫理秩序、規範官場行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會對賣淫嫖娼行為從政策上進行限制，這種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法律禁娼」。
「法律禁娼」在古代中國很多時候是有條件的「掃黃」。古代中國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較複雜，有宮妓、官妓、營妓、家妓、私娼、暗娼等。其來源早些時候是奴隸性質的女子、戰爭俘得的女人，後來則以失夫女、罪人(臣)女、賣身女為主。但每個朝代幾乎都禁止「逼良為娼」，從准入機制上進行控制，避免社會風氣整體變壞。如明朝法律就規定：「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者，「杖一百」。
與此同時，又對性消費者即所謂嫖客的性消費行為進行限制，其中尤以對負有社會責任的官員的限制最多最嚴。如宋代，便禁止官員狎妓。趙禎(宋仁宗)當皇帝時便規定，負責分管刑獄的官員提點刑獄不得召妓，當時的說法是「不得赴妓樂」。
四五十年後，趙頊(宋神宗)當皇帝時則擴大到整個監司範圍，不僅是提點刑獄，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鬆」一下，就是趙頊過生日那天的「聖節」。時人詩句中所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說的就是聖節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國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產業是最為發達的，性工作者的素質也最高。當時唐政府確立了官妓制度，從法律上給性工作者一個地位，賣淫成了合法的產業。
當時，唐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教坊」，對在京師營業的娼妓予以統一管理，所有從業人員均須註冊登記，登記後須進行崗前「職業培訓」。嗓子好的培訓成歌妓，有音樂天賦的擔任樂妓，身段好的發展為舞妓，有點酒量的則做飲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總有青樓女子的影子在字裡行間晃動。
當時，性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長安城的「紅燈區」—北門附近的平康里，「平康」、「北里」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稱。孫棨所撰的《北里志》，記述的就是時人逛「紅燈區」的所見所聞。
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締「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一直到明代，這一制度才被取締，中國古代的禁娼運動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趨勢。
或許有讀者會問，明代禁娼嗎?開始並不禁娼。和尚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建國之初不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性消費。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礎上，明朝將教坊升級為「教坊司」，隸屬掌管教育、外交諸事務的禮部。
據明姜明叔《蓉城詩話》記載，當時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寶門(今中華門)一帶，沿著內外秦淮河興建了輕煙、淡粉等14座高檔酒樓，這就是明代著名的「紅燈區」秦淮河畔的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這些酒店實是明代的「官妓院」，營業前因性工作者人數不足，朱元璋下令從全國各地徵召有從業經驗的女子，催她們儘快上崗。由於政府提倡、官員帶頭，性消費確實拉動了明初的「內需」，私人聚會少不了妓女助興，公款宴請也允許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發展很快就引發了很多問題，社會「禁娼」要求強烈。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明宣宗)當了皇帝後，便下令取締官妓，並嚴禁官員涉足紅燈區。明代由此出現了一場「禁娼運動」。
朱瞻基這一舉動，在中國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官妓還有私妓，一些大款則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沒落後，私妓大量出現，被時人稱為「私窠子」的暗娼特別多。
朱瞻基前後僅做了11年皇帝，38歲時便死了。之後，放鬆了對賣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流動的性交易場所畫舫多多，成了當時全國的性產業中心。清朝人余懷所撰的《板橋雜記》，實際就是時文人、學子、官員在紅燈區的性消費實錄。所謂「秦淮八艷」，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們皆出現於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頒律令 「夥眾開窯」為首者處以「斬決」
與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嚴厲了，但也是反反覆復。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設教坊司。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宮中搞活動時，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順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後，便選出48名太監替代樂妓歌女。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揚州自隋唐起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並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娘」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天朝布告天下 賣淫嫖娼被發現「斬首不留」
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為明確的，但實際上也沒有禁住，民間賣淫嫖娼依然嚴重。特別是在咸豐皇帝奕詝主政後，北京的娼妓又趨活躍，「禁娼令」名存實亡，在封建時代行將結束前，管仲提倡的性產業罕見地出現了最後的輝煌。當時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個「紅燈區」，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時稱「十里洋場」，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記的妓院還有800多家。
性產業在清末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後，商業經濟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產業;二是皇帝帶頭享樂，同治皇帝便喜歡「冶遊」，經常喬裝私訪妓院，坊間傳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並非空穴來風。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現鬆動，史家稱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實上承認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但是，在古代中國也有真正禁娼的時候，那就是太平天國時期，即史家眼裡的「天朝」。
太平軍所到之處，妓院一律取締，禁絕娼妓。一則名為《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歸正道》文告中稱，「倘有習於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鄰右擒送者，有賞。故縱者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從這則布告來看，賣淫嫖娼被發現了是要砍頭的。這一古代中國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時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國人呤喇，在其回國後撰寫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一書中，以肯定的語氣稱，太平軍的政權範圍內「娼妓是完全絕跡的」。
無疑太平天國的禁娼是最徹底的，卻未能持久。在曾國藩的湘軍攻下天京(今南京)後，出於恢復城市經濟的一時需要，曾國藩發布了告令弛禁，允許和鼓勵民間開設妓院。
古代中國的禁娼，始終是在這種禁與非禁中博弈的。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禁娼才變成了現實。(據《北京晚報》)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倪方六，原題：中國古代「掃黃」?太平軍發現賣淫嫖娼即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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