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只為論證「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屬品」？

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

——《金瓶梅》第二十四回

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奶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奶哥兒。

——《金瓶梅》第三十回

歷史是人的歷史，天下是兩個人的天下——男人和女人。封建社會實行了兩千多年，在這兩千多年裡，廣大女性卻並沒有同男性一樣，享有廣泛的權利。自古就為女性世界裡定下了「紅顏禍水」這個名詞。就是孔老夫子也有走眼的時候：惟小人與女子難養也！由此，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可見一斑。《金瓶梅》是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當然也少不了關於對女性地位的描述。可是在整個書中，展現給我們的卻是一個買與賣的關係。

上面是摘自書中的段落，它清楚地告訴人們，人也是可以論價錢的。從他們平靜的對話中，看出人口買賣一事是如何的平常，甚至已經有人以此為一種職業。在買賣之中，女性是佔有絕大多數，不管是女孩還是少婦，她們都處於一個底層，甚至可以說是來自沒有任何權利群體的底層。女性一直是作為一個弱勢群體存在著的。在整個封建社會的男權世界中，女人只是他們的附屬品而已。在男人利益的世界中，國家面臨危險，可以犧牲女人來換取暫時的和平——和親；家庭生活困窘，可以用女人來「周濟」——賣妻女；錦衣玉食時，要有眾多女人來服侍——納妾。成功時，女人是男人的棋子；失敗時，女人又成了「紅顏禍水」。總之，把好的留給自己，壞的就推給女人。

晚唐詩人羅隱曾經寫過一首詩——《西施》中道：「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歷來多把亡吳的根由歸之於一個女子西施身上，客觀上為統治者開脫了罪責，這是多麼的荒唐。還是羅隱此詩道破了天機：越國亡來又是誰？遠在周初，武王滅商之後，就明確打出了「女不幹政」的旗幟，他們認為，商滅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被歸責於商紂王的寵愛女色。這以後，女性就被擠出了政治舞台，女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直到唐朝建立以後，世風一變，女性干政終於重見天日，這才出現了一代女皇武則天。

在宋朝開始興起了程朱理學，但是理學的傳播與影響和其他文化形態一樣，都是在社會生活中逐漸深入、逐漸發生作用的，總的看來，整個宋朝對女子的約束，對女人貞節觀的影響還不算太大，而到了明清兩代，這種約束力才爆發出來，尤其是貞節觀的影響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當然是出自統治階級的需要，封建社會越是到末期，越是衰微，統治者就越是要加強對各方面的控制，加強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壓迫，同時也加強對婦女的壓迫。

明朝是獎勵貞節最厲害的時代，明太祖在建國之初，即洪武元年就下過一個詔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

這一來，對社會風氣有很大推動，寡婦守節，不僅政治上全族光榮，而且經濟上又有很大得益，於是人們就紛紛效尤。而且，由於明太祖的詔令上有年齡的規定，有些人為了貪圖榮利，竟弄虛作假，虛報寡婦年齡，這類事不在少數，所以明憲宗成化元年奏准：「如有夫亡時，年紀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婦人增減年甲舉保者，被人首發或風憲官覆勘得出，就將原保各該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這種弄虛作假之事雖然荒唐，但是也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

明代統治階級不僅大力表彰節烈，而且嚴懲那些所謂不節不烈者。天順年間，山西提刑按察司(掌管山西司法與監察的衙門)僉事(正五品)劉翀，娶再婚之婦朱氏為妻，由於違背了女子貞烈的規範，遭人檢舉，一直告到京城。就這麼一件事，明英宗直接干預，下令將劉翀逮捕來京，下獄審訊。朱氏原系安陸侯吳傑之妾；吳死，改嫁張能為妾；張死，再嫁程鵬為妾。程因犯罪被殺，劉翀慕朱氏姿貌，不拘一格娶以為妻。朱氏是十分不幸的，最後嫁劉翀為妻，算是得到了一個較好的歸宿。可是最後，明英宗指斥二人「忘廉恥，配失節婦」、「有玷風憲」，並命令將劉翀削官為民。

封建統治者的這些做法，就是要迫使無數個劉翀、朱氏「就範」，以貞節壓迫女性，扭曲、分裂人格，使民眾服服帖帖地服從封建的統治秩序。

由於封建統治者這樣大力倡導與施加壓力，到了明代，所謂節女、烈女迅速地增加了。一部《二十四史》，其中錄載的婦女，《唐書》54人；《宋史》有55人；而《元史》竟達187人。而到了《明史》中，共有308人，幾乎是《元史》的一倍。《古今圖書集成》，收入的烈女節婦，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而明代竟達3.6萬人，這些數字更清楚地顯示出明代倡導貞節之劇。

《明史·列女傳》開篇云：明興，著為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於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其著於實錄及郡邑志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為多，嗚呼，何其盛也！豈非聲教所被，廉恥之分明，故名節重而蹈義勇歟？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類從，具著千篇，視前史殆將倍之，然而姓名湮滅者尚不可勝計，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勸雲。

大意是明朝建朝以來，就把貞節烈婦作為一項法律條文去實施。地方上的官員們每年都要上報本地方的貞節烈婦事情，事情屬實的還要給予建祠堂、立貞節牌坊。一時間，不管是鄉下村婦還是豪門貴婦，大家都在默默遵守，記錄在案的人員可能有上萬人。

明代《列女傳》記錄：

明代蘇州崑山有一個叫李惠的婦女，19歲時夫亡，也沒有生育。她留在夫家決心守節，有人勸她：「沒有兒子，老了靠誰？」她說：「丈夫是天，天只有一個。夫死無子，是我的命不好，你們不要用這些髒話來污我的耳朵！」為了「明志」，她幾次想自殺，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時，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連入獄。有人又勸她說：「如果你改嫁，離開夫家，這事就與你無幹了，你就可免罪了，否則，將死在獄中。」李惠怒氣沖沖地說：「我不會因為危難而拋棄禮義，只要能守節，就是死一萬次也在所不辭。」她的行為深受官府賞識，明太祖還下詔旌表了她。

有的女子只是許聘於人，並未過門，夫死，也終身守節，或以身殉夫。如據《開封府志》記載，明代開封府杞縣有一個女子鄭京姐，10歲時許聘給王念祖，不久，王病死。當時年僅十一二歲的鄭京姐力請父母讓她歸於王家。去王家後，穿上自備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一如婚儀。禮畢，來到念祖靈柩前哭奠、守靈。5天後，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換上吉服，在柩旁自縊身死。

明代開封有個農家女單三姐，年僅14歲，貌美。單家近鄰有一惡少，覬覦她的美色，趁她父母下地幹活時越牆來強姦她。她極力反抗，到無路可走時，三姐就緊緊抓住中衣，惡少死命掰她的手，怎麼掰也掰不開，一怒之下，操起菜刀來殺了三姐。父母回來發現她時，她仍死攥著中衣，堅不可解。官府聞知此事後，對她進行了檢驗，在確認她未失身後，才旌表她為烈女。如果死前已被強姦，那就一錢不值了，不僅失去了作烈女的資格，連她全家都不光彩。

在明律上，「夫尊妻卑」不僅使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不能由自己決定，而且表現在夫妻相互犯罪時也是「同罪異罰」，這種現象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權的損害。如妻子毆打丈夫，「杖一百」，至折傷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毆打妻子，「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可見，在相同的斗傷程度下，法律對妻子的處罰，遠遠重於對丈夫的處罰。更有甚者，丈夫過失毆殺妻子，一概列為「各勿論」。可見，把妻子視為丈夫的私有財產，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明顯體現了明朝法律中「夫尊妻卑」的基本原則。

明代婦女處於封建社會沒落期，社會地位極其低下，並且封建統治者用封建禮教毒害婦女，造成社會上節婦烈女的大量存在。如陸毅、明欣在《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中認為「明清的婦女，不管在倫理意識、法律地位還是在實際生活中，都墮落到了深淵的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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