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送別楊絳先生
送別楊絳先生
送別楊絳先生
文| 徐泓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5月18日的晚上，聽到一個揪心的消息：楊絳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讓搶救，恐怕難過去了。
遠在深圳，7天來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為老人家祈禱。
今天凌晨1:30分，楊絳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終於在天國團圓。
一
楊絳先生，在我的父親口中，始終喚她「季康」。而楊絳先生稱呼父親「獻瑜學長」。
他們之間有過一段大學的同窗之誼。
更巧的是他們的生日相隔一天。父親是7月16日，楊絳先生是7月17日。
楊絳先生和父親說：「你九十大壽之後，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過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親過百歲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楊絳先生的賀卡：
好一尊老壽星。
多福、多壽、多子、多孫
一家人和和順順無比溫馨。
今日壽星百歲生辰
料想賀客盈門
人人喜笑歡欣
我也一片至誠
祝賀您
萬福萬壽萬事如意稱心。
二
1928年，楊絳先生從蘇州振華女中，父親徐獻瑜從湖州海島中學，同時考入設在蘇州天賜庄的東吳大學。第一年入學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學業修成，楊絳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親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佔領了東北三省。國土淪喪、時局混亂，學潮風涌，東吳大學於此際停課。1932年2月下旬，楊絳先生和父親、沈福彭、孫令銜、周芬等五人結伴北上，來到北平燕京大學寄讀。
在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中，對這段行程有過記述：他們是坐火車到南京，由渡船擺渡過長江，改乘津浦路火車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經是2月27日。費孝通（父親的東吳大學、燕京大學雙重校友）接站，到燕京大學東門外一家飯館吃晚飯，飯後踏冰過未名湖，父親等三個男生住進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備齋，楊絳先生與周芬住進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楊絳先生在6年前寫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中感慨：「我們同到燕京借讀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倆個了。」
父親向我講過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親是湖州同鄉，中學時就曾一起結社，把湖州世界書局的新書幾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37年獲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國留學的父親同一年，他倆都放棄了國外優越的工作條件，返回祖國。沈福彭先生是山東大學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歲年富力強的時候，被錯劃為「右派」，被迫離開了講台，1979年錯案才得以徹底糾正。
楊絳先生和父親回憶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孫令銜先生，他是錢鍾書先生的表弟，後來與楊絳先生的妹妹楊青結為夫妻，和我們家同住在燕東園多年。孫先生1934年獲燕京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也是在1939年前後回國任教，是精細有機化工方面的專家。文化革命中不堪凌辱，自殺三次未遂，歷經折磨去世。
楊絳先生和父親感嘆五人中他倆是倖存者。
三
楊絳先生寫的書，父親每本必看。最早的《幹校六記》，我就是從父親那裡知道的。他和母親說：「季康寫的，一定要看，文筆太好了。」當時，我還沒有把「季康」和楊絳先生對上號。
楊絳先生的《洗澡》1988年先在香港、台灣面世，1989年初三聯書店出了樣書。我那時已經是中國新聞社的一名記者了。楊絳先生是看在我父親老同學的面子上，打破了不接受記者採訪的慣例，讓我完成了對這本書的報道。
第一次見到錢鍾書伉儷的情景，我永遠難忘。
走進錢宅，只覺滿室書香。
他們的客廳與書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間都被書櫃書桌佔據著，兩張老式的單人沙發擠在一隅，權且待客。
除了書櫃，屋裡必不可少的還有書桌。一橫一豎，兩張舊書桌，大的面西，是錢鍾書的；小的臨窗向南，是楊絳的。
「為什麼一大一小不一樣呢？」我問。
「他的名氣大，當然用大的，我的名氣小，只好用小的！」楊絳回答。
錢鍾書馬上抗議：「這樣說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義。是因為我的東西多！」
楊絳笑吟吟地改口：「對，對，他的來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書桌。」
我看到錢先生的案頭確實堆滿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舉著毛筆告訴我：「每天要回數封信，都是叩頭道歉，謝絕來訪。」
兩位老人待客熱情，毫無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錢鍾書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楊絳：「人家報道了你，讓你筆下揚名，筆下超生，該賄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楊絳先生趕忙快步走進裡屋，取書、題字，然後交到我的手裡：「這是我送的第一本書。」
四
聽兩位老人談話，妙語清言，議論風生，真是一種享受。尤其那逸興遄飛的淘氣話兒，時不時地似珠玉般湧出，令人仍俊不禁。他們的幽默與眾不同，有一股通達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彷彿置身於一個智慧世界裡。
我告訴錢鍾書先生，不少人看過《幹校六記》都覺得楊絳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錢先生在厚厚的眼鏡片里閃動著狡獪的目光：「可愛與否，要由她的老公來說。」
話題不知怎麼轉到中西文化比較，那段時間正以此為時髦，許多人趕浪頭似地大談「比較」。
錢鍾書先生憎惡這種學風，他忿忿然起來：「有些人連中文、西文都不懂，談得上什麼比較？戈培爾說過，有人和我談文化，我就拔出手槍來。現在要是有人和我談中西文化比較，如果我有手槍的話，我也一定拔出來！」
在一旁的楊絳先生，馬上伶俐地從書桌上的筆筒里抽出一把鋒利的裁紙刀，塞進他的手裡：「沒有手槍，用這個也行。」
兩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應答的機敏，竟如年輕人一般。
五
父母親從此和他們有了聯繫。通過我的信互相傳遞著問候。
錢鍾書先生的簽名很獨特，三個字合一。他用毛筆寫，楊絳先生用鋼筆寫，一手娟秀，柔中有剛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親病逝。這以後，楊絳先生還時有信函問候父親，7月酷夏，她在信中說：「請問候你爸爸，天氣悶熱，希望他善自珍攝，你自己也保重」。
1998年錢鍾書先生病逝。2003年楊絳先生出版了《我們仨》。
這本書剛一面世，父親就催著我們馬上買回來。這本書在他手裡停留的時間很長，經常不忍卒讀，長長嘆氣。反覆看完以後，他讓我們收起來，此後再也不去翻動。
2009年以後，楊絳先生和我父親開始通信往來，她給父親寄來幾張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註明這是那一年拍攝的。其中1997年的一張照片，背後寫著幾行字：
「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溝寓所，錢鍾書在醫院裡，1998年12月去世（北京醫院）女兒在西山腳下醫院裡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學校、醫院和女婿都一直瞞得緊騰騰，我以為她的病一定會好，到病危時方才告訴我，但我還是很鎮靜。」
父親反覆看，喃喃自語：「季康啊，季康。」
六
2010年7月16日，父親百歲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楊絳先生的生日，父親特意打電話問候。兩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靈光，沒有多談，但從父親的第一句問候：「季康，你好勿啦」，兩人就開始用吳儂軟語交談。
三天以後，父親因肺炎高燒住院，三個月以後，10月23日父親病逝。
所以，這是父親生前打過的最後一個電話。
在病重住院期間，父親高燒時曾有幻覺，總覺得他對面的牆上有字。其中幻覺之一：他問：這是季康的信啊，你們回了嗎？
父親收到楊絳先生的最後一封信，大約是在當年5月里，信挺長的，兩頁紙說了不少老古話憶舊，還問了一些當年的問題，楊絳先生特意說明：「你不耐一一回答，讓你任何兒女代答，或打個電話就行。」
父親辦事從來認真，何況是對老同學老朋友的來信，於是他口述，讓我妹妹代筆回復，還特別叮囑我看看，話說的是否妥當，回答的問題有否遺漏。
回信早已發出。但冥冥之中，父親最後還在牽掛。
父親去世後，我和楊絳先生通過幾次電話，一直想和妹妹們去看看她。她都以「見到你們會難過的」婉拒了。
她在電話中說：「1933年同到燕京大學借讀的5個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如今，楊絳先生也走了。
已獲作者授權，刊於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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