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中為何翻起劉少奇致命舊賬？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興翻舊賬。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就跑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去翻舊賬，專揀那些「文物級」的報刊翻。翻著翻著，一大疊1936年的《華北日報》直叫他們欣喜若狂。翻到灰頭土臉的《華北日報》10月14日第2版，一則「反共啟事」赫然入目：

高仰雲反共啟事

仰雲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鬥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高仰雲

這個高仰雲是南開大學前任黨委書記。高書記的「反共啟事」，使南開大學的紅衛兵找到了「寶貝」：平時張口閉口都是革命詞藻的高書記，竟然躲在歷史的深處反共這震得南開紅衛兵目瞪口呆，欣喜之中一股革命的義憤油然而生，他們直覺得自己的革命熱血一個勁兒地往上涌。

紅衛兵繼續翻檢《華北日報》。「反共啟事」一個接著一個，有時一人單幹，有時多人合夥，從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總共9批，不多不少，61人。

1949年：劉少奇和王光美在香山

六十一人出獄是執行中央的決定

九一八事變剛剛過去，北平西城區的草嵐子胡同突然間建起了一座監獄。監獄由一個並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監」和「北監」，有狹小牢房20間，關人規模為100人。這明明是監獄的東西卻不叫「監獄」，叫做「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專門關押共產黨人，企圖運用「軟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劉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這個春天其實是一個醞釀著大轉折的春天，胡服一路風塵，跋涉三月有餘，正是為了順應並促成這個大轉折的到來。中共與張學良的談判，甚至與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談判，也都在秘密進行。白區的地下工作，過去是關起門來干，或者打開大門，沖向大街，赤膊上陣地干。胡服說，不行，再也不能那樣干!所以，那個時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發出的聲音，主要就是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

關押在草嵐子反省院里的這一批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害。這批人的處境，在這個春天固然出現了新的轉機，卻也隱藏著更大的危險。如果華北淪陷，他們就會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們被轉至南京，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甚至獄方為甩掉「包袱」，隨時都有可能殺害他們。

以胡服為首的北方局，越來越為這批人的處境擔憂。與此同時，胡服還發現，在新的正在轉好的形勢下，許多方面都可以大幹一場了，他卻找不到更多的幹部。後來的「柯老」柯慶施，當時的「柯敬史」，在胡服手下當組織部長。他也覺得應該解決「草嵐子問題」了，就向胡服建議，可讓草嵐子里的人履行監獄當局規定的手續出獄。胡服一聽，覺得建議不錯，立即寫了報告，請示陝北中央。當時的陝北中央，經過商議，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議。

1936年6月，一封轉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經過秘密渠道送至獄中。信的大意是說，目前外面的形勢非常好，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開展了，就是沒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主要是在敵人預備好的《啟事》上按手印登報出獄)，爭取早日出來。獄中黨支部經慎重研究，懷疑是獄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絕執行。過了不久，第二封信又來了，仍然是催促獄中人儘快履行手續出獄，信中鄭重寫道：「上次寫給你們的信，你們知道是誰讓寫的么?就是中央代表胡服同志讓寫的。」還警告說：「過去你們堅持不履行『出獄手續』是完全正確的;但如果現在你們繼續堅持不履行『出獄手續』，不執行黨的決定，那你們就要犯嚴重的錯誤」。收到第二封信後，獄中黨支部又設法向獄外打探虛實，獄外反饋的信息，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獄中人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決定，同意履行手續出獄。從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作9批在《華北日報》上登了「反共啟事」，陸續走出草嵐子。

61人的出獄，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事情本來就是一清二楚，61人是執行中央的決定，而不是執行劉少奇的決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澤東彙報他們被營救出獄的經過，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同時，還對他們在獄中的鬥爭給予了肯定和讚揚。

1936年61人出獄事件，弄出了很大動靜，除了中央幾位主要領導，黨內許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藉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彙報關於反特鬥爭問題，說：「在河南紅旗政策下，有假聖旨自首者如×××，有真聖旨自首者，如劉少奇允許薄一波等自首。」又據于光遠和曾彥修回憶，1947年，康生率中央土改工作團到山東渤海區，幫助當地搞土改。第二年春節，渤海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劉格平請康生一行吃飯。飯後，康生與于光遠、曾彥修等工作團成員漫步閑談。閑談中，康生從劉格平曾蹲過草嵐子監獄談起，說到薄一波等人出獄的事。康生說，薄一波等人履行手續出獄，是中央的決定。唯有不屬薄一波他們這個支部的劉格平沒有辦理手續，直到日本投降後才放出來，多坐了8年牢。康生大約是想說，劉格平這個人很怪，傻乎乎地吃了不該吃的苦。

1955年朱德被授予十大元帥劉少奇祝賀

為翻歷史舊賬，紅衛兵尋找突破口

南開大學紅衛兵開始翻這筆歷史舊賬，大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間。按照紅衛兵自己的說法，他們發現「劉少奇大叛徒 集團」，是從搞高仰雲開始的。

高仰雲早已於兩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此時正在南開大學的家中休養，他的夫人李琛還在南開大學工作。校園裡打「黑幫」的邪火已經燒起來，很快燒到了李琛，她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高仰雲自然不幹了，說：「搞李琛是給我高仰雲臉上抹黑」。又說：「李琛不是反革命，這是政治陷害!」高仰雲認定搞李琛乃是現任黨委書記臧某某的主意，因而與臧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當時《新南開》報記者描述說：「一時間，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鬧市。休養在家的高仰雲成了南開園裡的忙人，接待來訪、座談、遊說、講演、『紮根串聯』」，而且「隨著高臧之間的鬥爭的激化，群眾斗群眾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武鬥逐步升級，流血事件接踵出現」。

邪火就這樣輕易地燒到了高仰雲。據說南開紅衛兵彼時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間的鬥爭究竟是什麼鬥爭?」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高仰雲「又是何許人」?據說還出現了這樣的場景：「多少個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將圍坐在一起，捧著紅彤彤的寶書，討論，冥思苦想，尋求答案。」答案出來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大搞社會調查，揭開高仰雲的歷史，進而揭開南開大學階級鬥爭的大蓋子。

顯然是有人向紅衛兵透露了一絲線索：高仰雲曾坐過國民黨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還有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等;高仰雲與楊獻珍交往極深，楊在牢中曾經給高餵過飯。或許南開大學裡確實有人自覺或被迫向紅衛兵提供了線索，但為他們撐腰打氣並為他們指點迷津的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8月18日，也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的當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忽然發現就在自己身後的不遠處，一位紅衛兵也在觀禮。康生走過去搭話，一問是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紅衛兵見是「康老」，受寵若驚之餘連忙請教「下步該如何搞法」。康生說：「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歷史。定個走資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定個叛徒特務，就永世休想翻身!」紅衛兵又問：「如何去查呀?」康生回答：「到圖書館、檔案館，去查解放前的報紙，查檔案!」說完，康生還當場給紅衛兵寫了一張條子：「為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有紅衛兵小將前來查閱有關歷史檔案資料，望予支持。」條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

康生不僅為南開紅衛兵指點迷津，而且還向他們發放了「抓叛徒」的「特別通行證」。至於具體地揪高仰雲，並以此作為突破口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後揪出劉少奇這個「黑後台」，康生似乎不曾向南開紅衛兵徹底點透。實際上，康生有自己的班子。早在1966年8月初，為了呼應徹底打倒劉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專案組」對1936年的出獄事件進行調查。「彭真專案組」領旨後，很快成立了「1936年專案」(簡稱「三六專案」)。這個專案組在1967年3月7日的調查報告中寫道：「1966年8月初，我們根據康生的指示，自8月間就開始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謂簡單手續出獄的問題，進行調查。查閱了當時北平出版的各種報紙，審查了這批人的檔案。」約在1966年9月間，「三六專案組」已經查到《華北日報》上的「反共啟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澤東：「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平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報紙的影印件。

8月18日後，南開紅衛兵立即殺向北京，殺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楊獻珍。他們找不見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楊獻珍。在「首戰楊獻珍」前夕，紅衛兵曾集體發了毒誓：「楊獻珍，你就是『鐵』老虎，我們也要敲掉你兩顆牙!」

其實，此時的楊獻珍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對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傾」之風將他從中央黨校校長降為副校長，繼而又親手導演了批判「合二為一」的「好戲」，徹底將他掃地出門。在哲學所，南開紅衛兵一上來就將楊獻珍圍在屋子中間，像審犯人一般進行突擊審問。他們單刀直入：「楊獻珍!你和高仰雲是什麼時候認識的?你們之間是什麼關係?」楊獻珍知道來者不善，一口咬定說：和高只是一般認識，沒有什麼聯繫。此後，無論紅衛兵怎麼問，楊獻珍或者說聲「老糊塗了，什麼也記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開口。紅衛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語錄並放出狠話：「楊獻珍!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你們的邏輯!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鐘考慮，五分鐘後我們再來。」五分鐘後，紅衛兵果然殺氣騰騰地來了。此時，年屆古稀的楊獻珍已是滿頭大汗，嘴唇哆嗦，再也無力抵擋紅衛兵的「革命攻勢」，不得不承認他在1936年和高仰雲一起蹲過敵人的監獄，還在獄中給高餵過飯。紅衛兵頓時一陣狂喜，急不可耐地追問他們在獄中的情況。楊獻珍說我據實交代吧，就把他們在獄中如何立場堅定如何英勇鬥爭直至出獄的故事說了一遍。紅衛兵突然大喝一聲：「楊獻珍，收起你的鬼把戲吧!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他們竟能對你這位立場堅定英勇鬥爭的共產黨員大發善心?老實交代你們是怎麼出獄的吧!」

楊獻珍心裡十分明白，這段出獄歷史容易讓人誤會，也特別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至於眼前的紅衛兵，就更難以理解那段歷史了。不到最後一刻，他是不想「交代」的。現在，「最後一刻」到了，他不得不「交代」了他和高仰雲是如何奉了上級指示，通過發表「反共啟事」出獄，並且不得不「供認」，同時發表「反共啟事」的還有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

劉少奇視察(資料圖)

「千辛萬苦」摸清關鍵環節

從楊獻珍身上打開「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缺口」後，南開紅衛兵立即又殺向北京圖書館，一頭扎進故紙堆中。要翻出那些「反共啟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紅衛兵「每天只吃一頓飯，喝幾口冷水，啃幾口冷饅頭」，奮戰了三天三夜，終於從《華北日報》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啟事」。

可是，「反共啟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張永璞」，劉瀾濤化名「劉華甫」，楊獻珍化名「楊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覆翻閱「反共啟事」，紅衛兵仍舊一頭霧水。死材料不會說話，還得抓活的，他們很快總結成了兩句話秘訣，叫做「死人活對，死材料活查」。從故紙堆中出來，紅衛兵又先後六次提審楊獻珍。紅衛兵自己也承認：「攻破楊賊是破獲叛徒集團的關鍵」。他們還自豪地宣稱：這是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教導的結果。根據「供出」的線索，紅衛兵乘勝追擊，「直搗」廖魯言(農業部長)，「怒斥」徐冰(統戰部長)，「激戰」朱則民(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到1966年10月，紅衛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這個龐大的「叛徒集團」、「叛黨投敵」的幾個關鍵環節：「這伙叛徒自首出獄是劉少奇指示的。劉少奇指示『獄中黨員可以履行自首手續』。劉少奇是叛徒之首。劉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傳給孔祥禎(第一輕工業部長)，孔又傳給獄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間木工房裡燈火通明，紅衛兵正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奮筆疾書，起草給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請示報告」。紅衛兵寫道：「現已查明，他們是一夥叛徒」，「劉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請示報告」中，紅衛兵向中央請示：(1)劉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過這個問題沒有?(2)這個問題黨內有過結論沒有?如果有，是誰做的?我們認為必須重新評價這個問題。(3)不管如何，我們認為他們都是叛徒，必須徹底揭發、堅決打倒!至於什麼時候往外打，請中央指示。請示報告最後寫道：「此事關係重大，刻不容緩，望速回示。」還附上了高仰雲的「反共啟事」。

幾天後，紅衛兵又給他們的校友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根據佔有材料看來，這伙叛徒多屬『高幹』，職位很高，權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廣，危害甚大。因此，我們建議黨中央立刻成立專案組搞這個問題，我們協助黨中央堅決把這伙叛徒剷除凈盡!」言下之意，大約是懇請周恩來看在南開校友的份上，為他們搞這個「驚天大案」助一臂之力。

紅衛兵的「請示報告」名為「請示」，實則根本就不想「請示」什麼。在那樣的「革命氣氛」下，他們也不必「請示」什麼。紅衛兵剛送交了請示報告，就在南開園裡貼出了《看!高仰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臉》的大字報，並開始揪斗高仰雲夫婦。與此同時，他們拉出了許多個「抓叛徒戰鬥隊」，殺向全國各地。據1967年10月他們自己的統計：「踏遍全國二十幾個省份，走訪了北京、天津、上海……數百個大中城市，歷時一年左右時間，先後出動一萬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萬公里」。

紅衛兵的一支戰鬥隊殺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們的目標是一頭白髮的「白匪」劉瀾濤。20多天過去了，仍舊沒有抓到劉瀾濤。紅衛兵便將西北局辦公樓團團圍住，「果斷地採取了靜坐示威的革命行動」。終於，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紅衛兵認出了劉瀾濤乘坐的小轎車。小車在前面跑，紅衛兵在後面追，最後，「奇蹟出現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八一八小將，就憑著一雙腳，追上了劉瀾濤的小轎車，在深山中逮住了劉瀾濤」。

還有一支戰鬥隊，在白山黑水間跟蹤追擊。他們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團」中的「羅霖祥」和「汪德光」「盤踞」在東北局。「羅霖祥」如今叫「趙林」，任東北局委員、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汪德光」真名叫「王鶴峰」，任中央監委候補委員、中央監委駐東北局監察組組長。揪斗趙林，因為周恩來的干預而出師不利，於是，戰鬥隊就集中火力搞王鶴峰。不料王鶴峰聽到了風聲，走為上策，躲到了大連。戰鬥隊日夜兼程趕往大連，將他當場「抓獲」。面對紅衛兵的審問，王鶴峰拒不承認自己就是「汪德光」。這一次，紅衛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縱」的「好戲」。王鶴峰卻有些急了，連夜從大連給東北局組織部發電報，請求有關人員幫助轉告各地的草嵐子難友，如果紅衛兵向他們打聽他在獄中的名字，「務請絕對不要告訴」。紅衛兵果然「神通廣大」，電報落入了他們手中。王鶴峰發了電報，仍不放心，急忙趕回東北局，從家中翻出在草嵐子與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飛機到了北京。紅衛兵仍舊不動聲色，坐了火車，尾隨而至。在北京，王鶴峰的警惕性提高了，發現紅衛兵在跟蹤自己，他一面讓隨從與紅衛兵周旋，一面搬了住處。自以為很安全了，他就滿北京城找難友，「大搞攻守同盟」。他當然不能想到，「小將們暗暗跟著王鶴峰，找到了一個又一個叛徒的家」。紅衛兵簡直比昔日搞過地下工作的王鶴峰還厲害，所以，事後他們在自己的小報上大肆嘲笑王鶴峰：「大叛徒王鶴峰為小將領了路，做了嚮導，他還自鳴得意。」

1955年：劉少奇和彭德懷在旅順觀看軍事演習

六十一人被定為「叛徒集團」並揪出「總後台」

全面出擊的南開紅衛兵也並非總是那麼春風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買他們的賬，或者索性跟他們對著干。南開的另一派紅衛兵「衛東」，與「八一八」爭著「抓叛徒」。他們也遠征大西北，發誓要揪出劉瀾濤。11月23日，南開「衛東」夥同當地紅衛兵準備在西安召開大會，批鬥劉瀾濤。西北局電話請示中央，周恩來於24日回電說：「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在將電報稿送毛澤東審批時，周恩來特地附信說明：劉瀾濤等人出獄事七大、八大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

全國各地的抵制乃至反擊就更多了。紅衛兵曾自述他們所遭遇的「革命低潮」：「階級敵人手忙腳亂，以垂死的瘋狂加緊了對八一八小將的政治迫害」，「迎面而來的是圍、追、堵、截、砸、打、搶、抄、抓」。但是，紅衛兵很快迎來了「一月革命」的風暴。1967年1月9日，紅衛兵又寫就一份《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報告》，送交「中央並中央文革」。請示報告曆數「劉少奇叛徒集團」30多年來的「三反」罪行，列出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表。最後，就「今後怎麼搞」作出了戰略部署。自此以後，南開紅衛兵日益獲得中央文革的青睞。中央文革多次說過：「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為，我們完全支持他們」。尤其是康生，「一月風暴」以後，不只一次公開支持南開紅衛兵。他曾在中央組織部煽動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的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南開「八一八」自己也說：「在南京遇到困難時，康生同志親自打電話給南京軍區，幫助我們解決困難。陳伯達同志、謝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長曾多次給我們作了重要指示。」

南開紅衛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謂的「寒天風雪月，三審張聞天」。各地戰鬥隊的一條條重要線索，匯聚到天寒地凍的北京城。又一個大目標出現了，紅衛兵發現自己正在逼近「叛徒集團的總後台」。北京戰鬥隊斷然決定提審張聞天。1967年2月14日，紅衛兵一審張聞天。他們一涌而上，團團圍住了張聞天，你一言我一語，「憤怒揭發張聞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張聞天似乎並不把紅衛兵放在眼裡，「他傲慢地又吸煙，又喝水」。問得急了，就聲辯說：「我是一貫緊跟毛主席的。」這很是激怒了紅衛兵，他們又質問張聞天：「(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你夥同彭德懷，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進行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活動，這難道就是你的所謂一貫緊跟毛主席嗎?」張聞天只好承認：「我就反了這一次。」紅衛兵這才大聲喝住了張聞天，單刀直入問：「你歷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1936年，你就曾經勾結劉少奇，指示別人自首出獄。」張聞天被突然襲擊，半晌說不出話來。紅衛兵再三要他「放老實點」，他含糊其詞：「也許劉少奇給我打過電報。」紅衛兵步步進逼：「什麼內容?」張聞天說：「我不能說。」紅衛兵問：「為什麼不能說?」張聞天答：「記不清 了。」

張聞天顯然採取了拖延戰術。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如何說，以後的二審三審，他其實也在故意拖延。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被南開紅衛兵審問的那段日子，張聞天「很為躊躇」。他既不願不顧事實，將責任推卸給劉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願尊重事實，明言此事毛澤東知曉，而領受「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張聞天考慮再三，決定給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張聞天只是含蓄地說，此事回憶的結果是「經中央批准」，這樣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檔案後明示。接連去了兩封信，都不見迴音，張聞天決定獨自承擔責任，在向南開紅衛兵的「交代材料」里，他寫道：「我現在記得，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審完張聞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變節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專案組」寫成，而批示不過是更加提綱挈領。批示說：「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乾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劉少奇的這個決定，就成為他們自首叛黨的合法根據。」批示還引用了毛澤東1月31日在別處的一段批語：「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六十一人案」當事人及受牽連人員不斷向中央申訴，要求平反。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正式為「六十一人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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