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我還在尋覓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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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楊絳
*這段文字見於2003年刊行的《我們仨》。
2016年5月25日凌晨，楊絳先生終於結束了孤獨的尋覓，踏上歸途。
「我們仨」再也不會失散了。
抗戰勝利後，約1946年，攝於上海。從左至右楊絳、錢瑗、錢鍾書
楊絳（1911-2016），原名楊季康，著名作家、翻譯家和學者，江蘇無錫人。畢業於東吳大學，清華大學研究生院肄業。1935 年與錢鍾書結婚後共赴英國、法國留學。1938年秋回國，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1952 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作品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長篇小說《洗澡》，散文及隨筆集《幹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我們仨》、《走在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譯作《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小癩子》、《斐多》等。
*今天推送的文章，節選《我們仨》部分章節，以及楊絳先生百年誕辰之際，《文匯報·筆會》對楊絳先生的書面採訪，以為紀念。
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節選）
文 | 楊絳
自從遷居三里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我們兩人每天在起居室靜靜地各據一書桌，靜靜地讀書工作。我們工作之餘，就在附近各處「探險」，或在院子里來回散步。阿瑗回家，我們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賞。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閑，逐漸發福。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例如阿瑗小時才五六歲的時候，我三姐就說：「你們一家呀，圓圓頭最大，鍾書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認為三姐說得對。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
他們兩個會聯成一幫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國期間，他們連床都不鋪，預知我將回來，趕忙整理。我回家後，阿瑗輕聲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時他們引經據典的淘氣話，我一時拐不過彎，他們得意地說：「媽媽有點笨哦！」我的確是最笨的一個。我和女兒也會聯成一幫，笑爸爸是色盲，只識得紅、綠、黑、白四種顏色。其實鍾書的審美感遠比我強，但他不會正確地說出什麼顏色。我們會取笑鍾書的種種笨拙。也有時我們夫婦聯成一幫，說女兒是學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們仨》 楊絳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年9月
我們對女兒，實在很佩服。我說：「她像誰呀？」鍾書說：「愛教書，像爺爺；剛正，像外公。」她在大會上發言，敢說自己的話。她剛做助教，因參與編《英漢小詞典》（商務出版），當了代表，到外地開一個極左的全國性語言學大會。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響應贊成。錢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說：「那麼，毛主席詞『寂寞嫦娥舒廣袖』怎麼說呢？」這個會上被貶得一文不值的大學者如丁聲樹、鄭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歡錢瑗。
錢瑗曾是教材評審委員會的審稿者。一次某校要找個認真的審稿者，校方把任務交給錢瑗。她像獵狗般嗅出這篇論文是抄襲。她兩個指頭，和鍾書一模一樣地摘著書頁，稀里嘩啦地翻書，也和鍾書翻得一樣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襲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師大外語系與英國文化委員會合作建立中英英語教學項目（TEFL），錢瑗是建立這個項目的人，也是負責人。在一般學校里，外國專家往往是權威。一次師大英語系新聘的英國專家對錢瑗說，某門課他打算如此這般教。錢瑗說不行，她指示該怎麼教。那位專家不服。據阿瑗形容：「他一雙碧藍的眼睛骨碌碌地看著我，像貓。」錢瑗帶他到圖書室去，把他該參考的書一一拿給他看。這位專家想不到師大圖書館竟有這些高深的專著。學期終了，他到我們家來，對錢瑗說：「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認「得益不淺」。師大外國專家的成績是錢瑗評定的。
我們眼看著女兒在成長，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們的「尖兵」每天超負荷地工作——據學校的評價，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我覺得還不止。她為了愛護學生，無限量地加重負擔。例如學生的畢業論文，她常常改了又責令重做。我常問她：「能偷點兒懶嗎？能別這麼認真嗎？」她總搖頭。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
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鍾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鍾書的小說改為電視劇，他一下子變成了名人。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采。他不願做動物園裡的稀奇怪獸，我只好守住門為他擋客。
他每天要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我曾請教一位大作家對讀者來信是否回復。據說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復呢。但鍾書每天第一事是寫回信，他稱「還債」。他下筆快，一會兒就把「債」還「清」。這是他對來信者一個禮貌性的答謝。但是債總還不清；今天還了，明天又欠。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煩。
他並不求名，卻躲不了名人的煩擾和煩惱。假如他沒有名，我們該多麼清靜！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鍾書於一九九四年夏住進醫院。我每天去看他，為他送飯，送菜，送湯湯水水。阿瑗於一九九五年冬住進醫院，在西山腳下。我每晚和她通電話，每星期去看她。但醫院相見，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處，我還能做一個聯絡員，經常傳遞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文章摘自《我們仨》第三部《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第十六節
一九九八年冬與錢鍾書在北京三里河宿舍院中散步
坐在人生邊上
*本文是2011年楊絳先生百歲誕辰前夕，《文匯報·筆會》主編周毅對楊絳先生的書面採訪，發表於該報2011年7月8日。徵得楊絳先生同意，收入《雜憶與雜寫：1992-2013》（三聯書店 2015年4月刊行）作為「代前言」，有刪節。
一
「
我是一位老人，凈說些老話。對於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麼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並不重要。
筆會：尊敬的楊先生，請允許我以提問來向您恭祝百歲壽辰。您的生日是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仔細論起來，您出生時紀年還是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尚未發生。請問，七月十七日這個公曆生日您是什麼時候用起來的?
楊絳：我父親是維新派，他認為陰曆是滿清的日曆，滿清既已推翻，就不該再用陰曆。他說：
「凡物新則不舊，舊則不新，新舊年者，矛盾之辭也，然中國變法往往如是。舊法之力甚強，廢之無可廢，充其量不過增一新法，與舊法共存，舊新年特其一例而已。」 「今人相問，輒曰：『汝家過舊曆年乎，抑或新曆年乎?』答此問者，大率舊派。舊派過舊曆年，新派過新曆年。但此所謂過年，非空言度過之謂，其意蓋指祭祖報神……今世年終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聖先賢，不過五路財神耳。此所謂神，近於魔鬼，此所謂祭，近於行賄。」
七月十七日這個公曆生日是我一歲時開始用起來的。我一歲時恰逢中華民國成立。我常自豪地說：「我和中華民國同歲，我比中華民國還年長一百天!」七月十七日是我生日，不是比十月十日早一百天嗎?
筆會：您從小進的啟明、振華，長大後上的清華、牛津，都是好學校，也聽說您父母家訓就是：如果有錢，應該讓孩子受好的教育。楊先生，您認為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麼淘氣就怎麼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說「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衝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麼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hào)讀書，讀好書入迷。
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志，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於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著，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
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幹什麼，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麼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
楊絳1920-1923年在啟明女校學習時，每天都要走過的長廊，今為上海第四中學啟明樓底層。
筆會：您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先生結婚後，進門卻需對公婆行叩拜禮，學習做「媳婦」，連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這麼多心血培養的寶貝女兒，在錢家做「不花錢的老媽子」。楊先生，這個轉換的動力來自哪裡?您可有什麼良言貢獻給備受困擾的現代婚姻?
楊絳：我由寬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麼，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
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麼?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我與錢鍾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台後，他在文化圈裡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齣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願的。握筆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纍纍，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錢鍾書知我愛面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說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衛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塗，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
詩人辛笛說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一九八九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
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贊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凈說些老話。對於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麼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並不重要。
《我們仨》插圖
筆會：您出生於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七年即產生了新文學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論是四十年代寫的喜劇，還是後來寫的《洗澡》、《幹校六記》等，卻沒有一點通常意義上「現代文學」的氣息。請問楊先生，您覺得您作品中和時代氛圍的距離來自哪裡?
楊絳：新文學革命發生時，我年紀尚小；後來上學，使用的是政府統一頒定的文白摻雜的課本，課外閱讀進步的報章雜誌作品，成長中很難不受新文學的影響。不過寫作純屬個人行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個性、情趣和風格。我生性不喜趨時、追風，所寫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從未刻意迴避大家所熟悉的「現代氣息」，如果說我的作品中缺乏這種氣息，很可能是因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傳統，旁汲西洋，背負著過去的包袱太重。
筆會：創作與翻譯，是您成就的兩翼。特別是歷經「大躍進」、「文革」等困難年代，最終完成《堂吉訶德》的翻譯，已是名著名譯的經典，曾作為當年鄧小平送給西班牙國王的國禮。很難想像這個工作是您四十七歲自學西班牙語後開始著手進行的。您對堂吉訶德這位騎士有特別的喜愛嗎?您認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門外語更重要?
楊絳：這個提問包含兩個問題。我先答第一個。
我對這部小說確實特別喜愛。這也說明我為什麼特地自學了西班牙語來翻譯。堂吉訶德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眼前的東西他看不見，明明是風車的翅膀，他看見的卻是巨人的胳膊。他一個瘦弱老頭兒，當然不是敵手，但他竟有膽量和巨人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塵滾滾，他看見的是迎面而來的許多軍隊，難為他博學多才，能數說這許多軍隊來自哪些國家，領隊的將軍又是何名何姓。這等等都是象徵性的。
我曾證明塞萬提斯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遺體埋在三位一體教會的墓園裡；他被穆爾人擄去後，是三位一體教會出重金把他贖回西班牙的。雖然他小說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辭，如說「像你媽媽一樣童貞」，他也許是無意的，也許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說不是說教。但他的小說確是他信仰的產物。
現在我試圖回答第二個問題。
「作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語更重要?」
是的。翻譯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得徹底了解原著；不僅了解字句的意義，還需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里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弦外之音，只能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只附著在字句上。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了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可是儘管了解徹底未必就能照樣表達。徹底了解不易，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地表達更難。
末了我要談談「信、達、雅」的「雅」字。我曾以為翻譯只求亦信亦達，「雅」是外加的文飾。最近我為《堂吉訶德》第四版校訂譯文，發現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當的文字或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就覺得譯文更信更達，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謂「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卻也現成。）福樓拜追求「最恰當的字」（Le mot juste)。用上最恰當的字，文章就雅。翻譯確也追求這麼一個標準：不僅能信能達，還要「信」得貼切，「達」得恰當——稱為「雅」也可。我遠遠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我相信，一切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意識到這麼一個目標。
二
「
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按：《斐多》），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鍾書並沒有走遠。
筆會：錢鍾書先生天分、才學過人，加上天性淘氣，臧否人事中難免顯示他的優勝處。曾有人撰文感嘆「錢鍾書瞧得起誰啊!」楊先生，您為什麼從來不承認錢先生的驕傲?
楊絳：錢鍾書只是博學，自信，並不驕傲，我為什麼非要承認他驕傲不可呢?
錢鍾書從小立志貢獻一生做學問，生平最大的樂趣是讀書，可謂「嗜書如命」。不論處何等境遇，無時無刻不抓緊時間讀書，樂在其中。無書可讀時，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碩大的韋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辭典，被他逐字精讀細啃不止一遍，空白處都填滿他密密麻麻寫下的字：版本對照考證、批評比較等等。他讀書多，記性又好，他的旁徵博引、中西貫通、文白圓融，大多源由於此。
錢鍾書的博學是公認的，當代學者有幾人能相比的嗎?
解放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徐森玉老人曾對我說，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見」。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里·萊文(Harry Levin)著作等身，是享譽西方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對慕名選他課的學生，他挑剔、拒絕，理由是「你已有幸選過我一門課啦，應當讓讓別人……」就是這個高傲的人，與錢鍾書會見談學後回去，悶悶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I"m 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
錢鍾書自己說：「人謂我狂，我實狷者。」狷者，有所不為也。譬如鍾書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乖乖地把自己變成一具便於使用的工具，只悶頭幹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張。他的領導稱他為「辦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積極。
人家覺得錢鍾書「狂」，大概是因為他翻譯《毛選》，連主席的錯兒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說孫悟空鑽到牛魔王的肚裡，熟讀《西遊記》的鍾書指出，孫猴兒從未鑽到牛魔王的肚裡，只是變了只小蟲被鐵扇公主吞入肚裡。隱喻與原著不符，得改。
錢鍾書堅持不參加任何黨派，可能也被認為是瞧不起組織，是驕傲。其實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並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點兒怕錢鍾書，因為他學問「厲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無遮攔，熱心指點人家，沒有很好照顧對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較收斂。鍾書非常孩子氣，這方面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但錢鍾書也很風趣，文研所里的年輕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對他又佩服又喜愛。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的《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幾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對他又敬又愛的好友。
筆會：錢鍾書先生擬寫的西文著作《〈管錐編〉外編》當初是怎樣構思的？為什麼沒有完成？有沒有部分遺稿？
楊絳：錢鍾書擬用西文寫一部類似《管錐編》那樣的著作，取名《〈管錐編〉外編》，起意於《管錐編》完成之後。這種想法並非完全沒有基礎，他生前留下外文筆記178冊，34000多頁。外文筆記也如他的《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一樣，並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經過「反芻」悟出來的心得，寫來當能得心應手，不會太難，只有一一查對原著將花費許多精力時間。鍾書因為沒有時間，後來又生病了，這部作品沒有寫成。
錢鍾書開的賬多，實現的少；這也難怪，回顧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太少太少，尤其後半生。最後十來年干擾小了，身體又不行了。唉，除了遺憾和惋惜，還能說什麼呢?
筆會：在您翻譯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學的範疇而進入哲學，蘇格拉底面對死亡「愉快、高尚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本主治憂愁的譯作，有紀念錢先生的特別意義嗎？
楊絳：一九九七年早春，一九九八年歲末，我女兒和丈夫先後去世，我很傷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
我選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譯的習慣，一句句死盯著原文譯，力求通達流暢，盡量避免哲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譯成戲劇似的對話。
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鍾書並沒有走遠。
應該說，我後來《走到人生邊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啟發。
楊絳在中關園宿舍
筆會：聽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二十冊即將出版，是嗎?
楊絳：這個消息使我興奮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務印書館內外所有參加這項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謝。《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依據錢鍾書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筆記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規格大小不一，因為年代久遠，紙張磨損，有殘缺頁；鍾書在筆記本四周和字裡行間，密密麻麻寫滿小注，勾勾畫畫，不易辨認。鍾書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對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編排，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此次商務印書館組織精悍力量，克服種種困難精心編訂目錄，認真核對原件，核對校樣，補充注釋，工作深入細緻，歷時三年有餘，成效顯著，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鍾書和襄成此舉的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二〇〇三年出版時，我曾作序希望鍾書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能對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現今中文筆記出版，我仍這樣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還能親見《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三
「
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筆會：楊先生，您覺得什麼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最值得驕傲的品質，能讓人不被摧毀、反而越來越好的品質?您覺得您身上的那種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裡?
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後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麼會。到會後，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說：「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說：「不簽，就是不簽!」我說：「簽名得我們一筆一畫寫，我們不簽，看他們怎麼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裡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麼樣。
到「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鬥、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於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
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鬆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著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羊。我於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筆會：能談談您喜歡的古今作家嗎?
楊絳：這個題目太大了，只好作個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歡和人民大眾一氣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歡超出人民大眾的李白。李白才華出眾，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較起來，杜甫是我最喜愛的詩人。
筆會：楊先生，您一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與「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卻始終是一物兩面，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斂抑、「穿隱身衣」，「甘當一個零」。這與一個世紀以來更廣為人知、影響深廣的「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怎麼回事?
楊絳：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絕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麼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裡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禦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筆會：孔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話，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生命的參照坐標，不過也只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期頤之境，幾人能登臨?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嗎?能談談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嗎?
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 day。
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床上起來，就想：「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悅；翻閱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鍊。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了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邊緣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楊絳著譯七種
幹校六記
將飲茶
雜憶與雜寫：1933—1991
雜憶與雜寫：1992—2013
「隱身」的串門兒：讀書隨筆
我們仨
斐多：柏拉圖對話錄之一
《聽楊絳談往事》吳學昭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10
三聯出版的楊絳先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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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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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anlianshu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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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面對死亡，先生已尋覓到她的歸途
※萬里夢終 無需再覓歸途
※回家的路 心的歸途
※《敦刻爾克》：家就在對岸，活著才有歸途
※願你浩浩湯湯的奔赴，是歸途
※五台山，我心靈的歸途！
※莫問來路，不知歸途
※漫畫七言：舒心不過是，你在忙碌，卻有等待和歸途
※人生就是一條歸途，所有的出發，都是回歸！
※皇帝讓他去遠征，回歸途中聽聞皇帝已死，悲傷之餘自己建立個國家
※故鄉已矣 歸途何兮
※你是我的塵路，我是你的歸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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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已遠歸途無期 誰能解難民之困？
※遙遙歸途路漫漫 一掛拖車走天涯：《歸家異途》
※回望天地，回望古人——為了在歸途中獲得一段助跑
※生命如落日 修行是永恆的歸途！
※心有所依便是「幸」，歸途通暢即為「福」
※倦客紅塵，不見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