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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絳忌日,說幾句不合時宜的話

在楊絳忌日,說幾句不合時宜的話



錢鍾書先生的名氣主要源自其學養博雅,按他自己的話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

世間人物對錢鍾書的讚賞也主要是因為其「博聞強記」。典型的讚譽來自他的清華同學「二喬」——喬冠華、胡喬木。喬冠華說:「鍾書的腦袋不知是怎麼生的,過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ry(照相式記憶)。」胡喬木則說:「同鍾書談話是一大樂趣,但是他一忽兒法文,一忽兒德文,又是義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實在聽不懂。」


其實錢鍾書本來並不重視博聞強記的,後來之所以重視,是受了宣統皇帝的英文教師庄士敦的刺激。錢年輕時在牛津讀書,庄士敦對他的論文提出過批評,說是引據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我以前哪裡懂得這個,以後就注意了。」


但難道僅僅靠博聞強記,錢鍾書就可以被尊為學術大師嗎?


好在一片讚譽聲中,還真有人敢對他略露微詞,而這幾個人既不是嫉妒他,也不是無名鼠輩,更不是不服他的淵博。他們只是惋惜錢鍾書長於淵博而止於淵博而已。

在當今海內外華人學者中,余英時被公認為是「人中龍鳳」,可見學界對其學術水平之推崇。


余英時是錢穆的學生,錢鍾書與錢穆都出於無錫錢氏,通譜而不同支,故余英時與鍾書也算是有些淵源。余英時訪問大陸時曾拜會鍾書,鍾書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互之間評價也很高。不過,後來在評論錢鍾書的學問時,余英時的看法是,錢鍾書是「一地散錢——都有價值,但面值都不大」。


李澤厚與錢鍾書曾為社科院同事,當然錢是李的前輩。錢、李曾在任繼愈家裡見過面,錢還曾給李寫過信。李澤厚對錢鍾書的評論概括起來是「買櫝還珠」四個字。具體來講,就是「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麼東西?解決了什麼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義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國、外國怎麼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麼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上面說到的任繼愈是李澤厚的老師,任繼愈對錢鍾書的評價最有意思,就兩個字「自私」。為什麼?因為錢鍾書的學問是老師教的,應該把他回饋給社會,而他一個學生都不帶,所以自私。


如果說余英時對錢鍾書的評價充滿歷史感,李澤厚對錢鍾書的評價重在思想力,任繼愈這個看問題的角度確實獨特。

錢鍾書的小說《圍城》風靡天下幾十年,但李澤厚也不喜歡,因為「《圍城》除了賣弄機智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他賣弄英國人的小趣味,我不僅不喜歡,還很不舒服。這當然或許是我的偏見。」


文學作品風格鮮明當然也好,但《圍城》里看不到其發表時中國社會一丁點兒現實危難,這未免也過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從這個角度說,近年來把錢鍾書、張愛玲的小說捧得如此高是不是有點「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味道呢?


現在有人苛責錢鍾書在「文革」中翻譯「紅寶書」的事,我以為無論事實如何,都沒必要過於追究。畢竟,與郭沫若、馮友蘭等人比起來,錢鍾書的選擇確實有不得已之處。但是,錢鍾書1998年才去世,整個八九十年代都沒見他對「文革」公開而系統的批判過,這就不能不說他有些太「冷」了。我的朋友甚至用四個字來評價錢鍾書:冷眼冷腸。


總的來說,錢鍾書在性情上是一個近於莊子的人物,喜逍遙而厭俗務;在學術上承接、發揚了乾嘉學派的傳統,重考證探源而輕義理。但他雖然高蹈,畢竟終生未擺脫「名」的束縛,甚至給人留下「恃才」的鮮明印象。而在目前這個時代,他的學術大概只剩下供幽人品鑒的價值了。試問,如今有幾個人願意細讀《管錐編》、《談藝錄》?如今盛產所謂「知道分子」,怕是連「知道分子」都未必知道錢先生在學術著作里到底寫了些什麼吧。


今天(2016年5月25日),錢鍾書夫人楊絳去世了,她終於可以到另一個世界與她深愛的丈夫團聚了。中國人有「喜喪」的觀念,楊絳得享高壽,自然是喜喪,因此我們可以緬懷她,但也無需為她悲傷,反倒應該為她的解脫高興。

楊絳生前其實並未達到解脫的境界。她太愛自己的丈夫,甚至偏向於認為錢鍾書是她一個人的,所以處處維護丈夫的聲譽。錢鍾書在給友人的通信中曾直言臧否現當代人物,在錢先生去世後,友人多次與楊絳協商出版其與錢先生的書信集,這本身是很有價值的,但均被楊絳明確拒絕。也可以說,楊絳生前為學者們對「錢學」的研究划了框框,出於對楊絳的尊重,研究者也只能作罷。想來楊絳去世後,相關書籍很快就會出版了吧。


錢楊夫婦本質上是傳統的知識分子,能潔身自好是其長,不能奮勇擔當是其短。他們的道德文章還能助推我們這個時代嗎?在我看來,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與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動者。


按中國傳統的說法,人死為大,在此刻批評錢鍾書是不智的,我們還是應該保留點世故。但問題在於,中國人不是世故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我們總是把世故當聰明。如果我們少一點世故,像哈維爾說的那樣,「活在真實中」,我們或許就會多一些自由。我這一篇小文的前半段,此前其實已經在網上發過,因此並不是非得要現在來湊熱鬧。我之所以修訂、增補以後在此刻再次刊發,實在是希望文中所提問題引起讀者諸君重視。知我罪我,其惟蒼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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