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翔：大歷史寫作的嘗試——勞馬《哎嗨喲》的思想價值
大歷史寫作的嘗試
——勞馬《哎嗨喲》的思想價值
艾翔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原刊《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第3期）
內容提要：滿族作家勞馬是近年迅速崛起的文壇新秀，對其關注大多在其中短篇小說創作上，對作家迄今唯一一部長篇小說關注度並不深入。本文通過對小說敘事模式和歷史觀的解讀，以及主人公吳超然「政治人」、「邊界人」而非純粹的資產階級的塑形，梳理出作家的大歷史觀，即當下現狀往往起源於前三十年的歷史語境，從空間上來說城市的發現也於農村息息相關。並通過思想性的分析連帶出藝術價值的細密配合，以期較完整呈現小說的貢獻。
自1990年代起長篇小說越來越為批評界、文壇和閱讀市場所看重，雖然不時有學者對中短篇小說的重要性給予強調，但還是流傳著一條日益被強化的認識，即創作出有分量的長篇小說是自身地位的重要保障。不但同為短小說作家的藤剛曾試圖進行長篇的嘗試[1]，許多詩人、散文家、編劇都曾有過長篇小說的轉型之作。勞馬的中短篇小說逐漸引起文學學界關注後，身邊好友數次勸說勞馬嘗試長篇小說寫作，在這一背景下完成了20萬字的《哎嗨喲》，首先刊發於《作家》2009年3月的長篇小說春季號，7個月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一
《哎嗨喲》出版後，劉芳坤很快閱讀並撰文指出：「在吳超然、伊百這些從農村走到城市的成功者那裡，鄉村和城市具有內在同一性。……勞馬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找到了『笑』的傳統，這種笑是嚴肅的笑，也是作家有意的笑，是介於『庄』與『諧』之間的範疇。勞馬用『笑』統一了城鄉兩個對照的世界，為新世紀文學的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可以看出，劉芳坤受《哎嗨喲》獨特的寫作模式啟發，從中提煉出可以觀照作家全部作品的創作觀或研究視角。
「城鄉一體」首先意味著小說並置城市與鄉村作為情景空間，其次表明二者同時具有主體性而非對方的參照系，另外這一命名還暗示出內在的連接，這種寫作模式在《子夜》、《紅旗譜》等處似曾相識，但絕非俯拾即是。
在人們的普遍認識中，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著述為標誌共產黨實行的都是「農村包圍城市」、縮小城鄉差別的方針政策，革命的需要令農民地位獲得了顛覆性的提升，城市裡的資產階級、舊官僚貴族以及市民階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當城市經濟成為政府工作中心後，農村再次成為城市的附庸。憑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跨國集團產業轉移的推進，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一批現代化大都市隨之建立。時下，勞動力成本優勢向東南亞轉移，產業轉型的呼聲日益高漲，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成為未來中國著重發展的領域，實際強化了城市的核心地位，人們心中斷裂性的歷史觀因此增強。在文學上，表現城鄉二元對立和矛盾日益加深是許多作家的良心所在，城市帶來的巨大現代性焦慮也在強化著作家心中虛幻的鄉村蜃樓。
勞馬在自己首次創作這種長度的作品時便選取了長達40年的時間跨度和城鄉一體的空間跨度。小說一共65節，其中鄉村背景9節，城市空間下的情節發展綿延56節，篇幅比例為14%和86%的關係。幾位主要人物都經歷了情節歷史全過程，也就是說都經歷了農村身份向城市身份的轉變，其中對吳超然的描述最為豐富。吳超然這個人物生於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一體化」思維的縫隙，在一個「一大二公」、「狠斗私字一閃念」的「平面化」社會，吳超然有一個無法磨滅順手牽羊喜好的祖父，對此他自己描述道：「替人家挑水能捎回個瓢來，幫人家劈柴能把斧頭回家，至於撿糞檢回來的東西可就多了，黃瓜、茄子、玉米棒子，包括我的名字。幸虧他老人家撕下的『春聯』四個字完整，如果前頭掉個字或者選了中間兩字，叫了『然物』，那才叫費解，神仙也琢磨不透。關鍵是，我這名字，沒沾上牛糞，不像我從爺爺手裡接過的黃瓜、茄子，總是臭烘烘的。」[3]作為成功資本家的吳超然試圖消解自己帶有小農意識的前輩/歷史，其實正是歷史斷裂論的影響產物。毛澤東曾經辯證地指出腳上沾著牛糞的農民比受到豢養的知識分子更「乾淨」，吳超然卻以牛糞為恥，並為自己「沒沾上牛糞」的、帶有城市智性色彩的名字沾沾自喜，通過名字——確切地說這是一種後置式賦義的歷史命名行為——劃清自己的城市身份（西化、現代性、資本）與險些誤取「然物」之名而被滑稽化的祖父（傳統鄉村、前現代、勞動）的界限，方便自己解釋歷史並與官方話語口徑協調一致。
趕大車的吳前方作為資本家吳超然的「前史」出現，又因相似性與其祖父發生歷史關聯：「不管去鎮里還是縣上，吳前方總忘不了替村裡的大姑娘小媳婦捎一些針頭線腦、皮筋細布、雪花膏等雜七雜八的小零碎，有些玩意兒村裡人平常難得一見。……他會從中賺點辛苦費，這點小錢他不明要，而是根據貨品的多少暗中加價。」[4]祖父自不吃虧還能順得好處的經濟頭腦得到了後輩繼承發揚，所不同的是日後將成為資本家吳超然的農民吳前方的「進化論」意義在於他發現了權力和收益的關係，因此效率相較糞里尋寶的祖父大大提高：「吳超然手裡的資金所剩無幾，根本做不了什麼大生意。他要想翻身，必須走一條捷徑，玩一把『空手套白狼』的遊戲。……一趟下來吳超然搞到了好幾份『批件』，這可是無本萬利的買賣。『緊俏物資』的短缺，讓許多官員發了財。有了『批件』就有了鈔票。吳超然的口袋又一次鼓了起來，臉上放出了自信的光芒。」[5]這正如梁鴻所見：「吳超然的成功並非是依靠改革開放這一頗具現代性的制度而獲得的純粹商業活動的成功，他的成功更多地來自於他深諳中國的官場文化及權力制度的運作模式。……
吳超然的商業軌跡作為貫穿的線索給我們展示了中國權力制度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基本存在樣態。」[6]勞馬和梁鴻的觀察啟示我們，雖然改革開放持續了三十餘年，其間不斷對改革進行論證和「改革的改革」，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按照所追求的西方標準衡量，當下中國並沒有一支成熟的、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僅僅是一批吳超然式「東一頭西一頭碰大運，投機倒把非法所獲」「對辦企業、開煤礦一竅不通」的「先富起來的人」，這對整體上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其他相關領域難以產生正面推動力。
無論吳超然能否歸入「資產階級」，都不可否認其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以及社會上的如魚得水。如若僅僅呈現主人公資本帝國的斷代史，對於這種人生狀態只能解釋為社會發展不成熟、過渡時期等有氣無力的論斷，「城鄉一體」寫作模式的價值再次體現。
吳超然的經營意識和實踐起步源於「投機倒把」，此外還具有強烈的從政意識。作為成功商人，吳超然擔任過一屆政協委員及一屆政協常委，之後勞馬進行時空切換，從現時城市退回少時鄉村，講述葫蘆鎮中學初三年級的「野心家」侯家常為了實現「國家主席和三軍統帥」的宏願而秘密發起並最終破產的「陰謀活動」。童年吳前方作為「行動」的參與者得到豁免，但近距離接觸到的政治核輻射改寫了主角基因排列方式，歷史從一開始塑造出的便是一個「政治人」而非「經濟人」。這種歷史關聯還通過暗示得以呈現，令伊萬頗感棘手的中學垮樓事故中垮塌的教學樓並非吳超然承包的工程項目，與學校一牆之隔的新時代廣場則由吳超然承建。廣場固然發生了禮炮炮架傾倒而引發爆炸，但並無人員傷亡，事先準備好的新聞稿如期刊出，正劇也因草草結束而成為一出笑劇——情節層面（官場）和閱讀層面（笑）均為牽扯到問責機制——事態比教學樓垮塌的嚴重程度輕微許多。在這裡，作者將富於政治、歷史意味的「廣場」[7]與吳超然關聯，並撇清其與教育[8]和豆腐渣工程的聯繫。
二
從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走來，吳超然不可謂不順利，也不可謂不艱辛。在村裡，參與「陰謀活動」險受牽連，成為車把式前又遭人質疑，通過威脅村長才換來高考資格，讀書期間因打麻將被送入公安局，後因於辰家長狀告校方導致退學，在蛇口做搬運工，在深圳走私商品，遭遇離婚和驚人補償費，為幫助伊萬而承包的煤礦事故不斷，妻子王小麗的貶低，同心腹助手田一禾分道揚鑣，被剝奪省政協席位，成功道路上的吳扯淡及吳超然從來就沒少遇見過失敗。相反，同村的伊百則更有成功者的希望，高考成績是前者的四倍多，進入了北京一所綜合性大學，選取了當時熱門的哲學專業，順利完成本碩博階段學習，評上了副教授又破格晉陞教授並擔任教研室主任，成為小有名氣的學者。勞馬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是，歷史發生了什麼令原本的失敗者搖身一變為成功人士，原本優秀之人卻何以落敗凄苦。
然而如果換一視角，吳超然其實一直是一個「邊界人」或者說「跨界人」[9]，有私心的無產者、被退學的大學生、官商黑三道存勢、鑽法律空子的守法公民、對公正心存敬意的唯利是圖者等等，這種身份會遭受板塊間的擠壓，也能看到板塊內部難以尋覓的機遇。另外，由於身處不同板塊之間，他就不能按照正常軌跡生存，不斷地試錯造成了表面的不斷失敗和內在經驗的不斷積累，這正是伊百給學生講述得頭頭是道、自己卻並未領悟的「世界是運動的、運動是絕對的」這一哲學教義。敬文東在他奇異而睿智的評論中提醒大家重視哲學型傻瓜形象：「真正的哲學是『做』，不是『想』和『說』；哲學必須要成為可以用於做事的學問；……哲學很早就走上了概念自慰的險途……勞馬在幽默、狂歡化的敘事中，為自己的小說寫作貢獻的隱蔽基礎（或基本邏輯）無疑是：如果哲學不與生活發生肉體關係，……哲學休想『知道』生活之本質。」[10]一定意義上，不僅英子是吳超然的影子，伊百也是吳超然的另一種可能，乃至於伊萬和主人公的命運關聯和內心默契也有雙胞胎的錯覺。由此生髮開，伊百是作家勞馬的一種可能，畢竟都具有哲學背景；吳超然也是一種可能，畢竟更貼近勞馬自身感悟，並且知識分子下海潮也同後者擦肩而過；伊萬也是一種可能，畢竟都在從事行政管理。這樣，通過小說編織的真實幻境，歷史與社會的紛繁複雜被歸納為幾位主角，幾位主角其實是一個人的不同狀態，而這些狀態又或多或少與作家自身發生聯結，由此實現「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的互相推動。
拋開制度化生存的壓抑性和邊界人的靈活性，比較吳超然和伊百的言行和相關敘事不難發現，「城鄉一體」的敘事策略僅落實於前者。小說對家鄉的兩個評價「在在者的在中存在著」和「抹布」都出自伊百，體現著哲學家的機智與概括力，但這種富於深度的思考並未與後來的歷史形成有效對接，如同小說題材劃分一樣，「哲學」被分割在「鄉土」和「城市」不同空間內，面對政治運動，無論是語言或行動上，伊百都不能真正理解並介入其中，知識分子從變革的健康力量漸漸變成了歷史的旁觀者。伊百面臨的問題正是我們所有人的困境，為什麼西方理論無法解釋當下？為什麼傳統觀念喪失導引力量？為什麼「現代化」進程發生頓挫？為什麼青年行為變得「不可理喻」？中國應該向何處去？伊百因其「哲學」而顯得「笨拙」，人格也趨向「分裂的統一」：憤世嫉俗的清流和屈膝資本的世俗轉換十分平滑，並不影響正常生活。
與伊百形成鮮明差別，「吳超然……必須在巨大的變動中尋找到那些不變的東西，那些能夠固守本原的東西，藉助這些東西，吳超然才能處變不驚，才能在完成自我的同時不至於陷入人格上的分裂。由此，這部小說同時又是一部『向後看』的小說，它同時也是一個關於尋找和救贖、回憶和堅守的故事。」[11]拒絕「去歷史」，而是主動將自己「歷史化」，通過歷史認識現實。同時，在主動行為不能到達的潛意識層面，也有快板書《奇襲白虎團》帶來的經商啟示[12]。楊慶祥講述了一個相似的故事，即在一次學術會議結束後的夜晚，回程路上陳福民、孟繁華二人在車中唱起《智斗》，並驚訝於這種「文化記憶」的堅固：「共和國的早期歷史與他們個人的生活是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致的，……因此當他們回首往事，書寫歷史的時候，他們不僅僅是在一個個人的空間裡面思考和想像，而是與歷史進行有效的互動。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那段歷史，這段歷史都是與他們的身體、生命接觸過的實體，而不僅僅是一個敘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話語宣傳。正是這種歷史與生活的同一性使得這一代人具有一種厚度和韌性，在與歷史的對話中，他們構建了自己的主體意識。」[13]在此我們看到，吳超然用以堅守自我並認識社會的基礎，正是勞馬自由轉換「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的保障，外在的「城鄉一體」敘事策略也與內在的主人公心理機制構成了高度一致性。缺少這種設置的伊百，縱然具備高超的思辯能力和全套西化教育訓練，仍然困在專業辭彙、政治事件和生活瑣事之中，勞馬的哲學和伊百的哲學之間橫亘著鮮明的鴻溝。此外，這種歷史勾連不僅體現在小說敘事、象徵層面和主人公行為及思維方式，也通過身邊人如王小麗不經意的吵罵中加以提醒：「我小學教師出身怎麼了配不上你一個趕大車出身的是不是？」勞馬是荒誕化和戲劇性的高手，完全無懼歷史意識分配在不同人物上的巨大反差，意圖得到了充分彰顯。
可見，作家編製長篇是為了實現其藝術雄心，即以吳超然的事業成功為引子，通過有意識的「城鄉一體」的敘事策略貫連起前後三十年進行歷史闡釋。回望勞馬以往的作品，短篇小說雖然同時處理歷史和現實，但主要針對具體現象；中篇小說有意識地處理某一明確段落的歷史：十七年之於《傻笑》、「文革」之於《抹布》、改革開放之於《伯婆魔佛》、八九十年代之交之於《飄揚的迷彩旗》、二次改革之於《煩》，這些小說連綴起來就是一部藝術化的當代歷史。同時還有《抓周》，跨越了從十七年到新世紀全程當代中國史，但正如文題暗示的，小說雖然有歷史跨度但並不主要處理歷史問題而是鄉村經驗，另外也限於中篇的長度。
最終《哎嗨喲》以如此面貌示人：打通時間和空間的間隔，包納了建國初期、「奪權」時期、改革時期和新世紀以及之間的過渡段，跳躍在北京、廣州、深圳（及蛇口）、「省城」、葫蘆鎮歪脖子村乃至洛杉磯、拉斯維加斯，活躍著資本家、官員、知識分子、農民、偽宗教人員、學生、城市居民、普通職員乃至涉黃服務業工作者，拉起幾個頂角，高效地撐起了全景式的的當代史，以有意分配的「城鄉一體」敘事構建的獨特歷史觀，回答了中國歷史、社會、官場、商界、學界、社會思潮等關鍵領域現狀何以如此的問題。在作家看來，歷史和生存空間是彼此連接、互為因果的，改革時期和革命建設時期並非斷裂而是有機一體——前者由後者的間隙乃至部分地由中心發展而來；城市和鄉村並不是相互分離或對立的批判參照物，前者受到後者支持、推動，彼此之間的人事都有緊密的聯繫，反過來城市也帶動了鄉村的發展並將其吞噬、毀壞。由此生髮，「政治挂帥」和「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是互相排斥又互相關聯、互相支撐的兩個歷史階段和觀念系統，並不因宣傳方式的變更和學者一廂情願的否認而改變。
劉芳坤在其論述中，「城鄉一體」主要是針對「笑」的對象無差異性提出的，這與勞馬一貫的創作思路一致。笑一切可笑之事，無論是光彩熠熠的吳超然、伊萬，還是灰頭土臉的村長、伊十，通過「城鄉一體」的敘事打通的當代歷史，在勞馬看來都有可笑之處，都需要通過笑對其進行調整和重新認識。至於笑的細節，比如知識分子的迂腐、官商兩界的潛規則、海歸的狂妄無知、改革潮造就的「經濟動物」[14]、農民的閉塞等都是作家擅長的技能施展領域。另外對從歷史走來、叱吒當下的同齡人的嘲弄，搭配的另一端是對下一代的希冀[15]。對學生的關愛可以歸入這種情感，也令其小說呈現出樂觀的光芒。作家雖然與時下的年輕人具有年齡上的代際差別，但一直以開放姿態彌合心理代差，喜歡在小說中插播流行音樂便是表徵之一，甚至一些敘述語言和人物對話都像是個別網路用語的先聲。可以說，勞馬的小說是創作給評論家、學者看的，也是創作給普通民眾尤其是其中的年輕人看的。與時代同步的年輕人同正在前進的歷史一樣不可避免地具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勞馬看來，願意笑的人（社會）遲早會解決存在的問題。
從另一方面來說，勞馬又與閻連科尤其是張承志等作家構成明顯差別，雖然認為歷史和現實存在問題，但不是以悲愴和憤怒引導出堅定的決裂姿態。達爾文認為笑的功能之一「就是向冒犯者表明他不過是引起了高興。」[16]對歷史綻放出笑容，暗示了笑者寬容的態度：他認為所有問題都不是嚴重到無法解決的程度，通過笑的懲戒效力足以拆解並修復受損的歷史和現實機制，同時因為被笑者的潛在威脅已經被「笑」所「繳械」，成為櫥窗里的陳列品而不是「潛伏敵人」，反而拉近了觀賞者對歷史的距離，讀者發笑行為表明他們也受到作者的感染而不再懼怕或憤恨歷史癥結，這就不但是作品自身具有歷史觀的深度價值，而具有傳播這種全面冷靜歷史觀和健康社會力量的突出貢獻。
三
當然在認同《哎嗨喲》的傑出價值的同時，還必須看到出自業餘作家之手的長篇處女作存在的「不掩瑜」之「瑕」。在一次研討會上，青年評論家傅逸塵談過勞馬小說的長處後，直言不諱地指出了作家心悅誠服也早已發現的局限：「離開這種幽默和形而上的思辨，勞馬的寫作可能相對笨拙一點，這在他的長篇小說體現的比較明顯。……在寫長篇小說時也有一些細節、情節，但是更多是為了讓故事情節完整、讓人物生活的邏輯更完整而去硬寫，所以缺乏一點文學的感覺。我認為在寫實和還原生活能力的方面可能並不是勞馬最擅長的。」[17]一方面是寫作長篇的技巧準備不足，另一方面其短小說的長處用於構造長篇則難免掣肘。傅逸塵的批評恰恰體現出其訓練有素的文學涵養，《哎嗨喲》在結構和細節方面存在較為顯在的疏漏。雖然前幾節城/鄉、今/昔之間的轉換頗富於創意，但未能持久，大部分篇幅不能實現這種意圖，甚至轉換略顯僵硬，情節線索的連貫性也有些許問題[ 18]。短小說中作家擅長的高手過招般點到為止的含蓄，也因長度需要而加入鋪墊，致使許多嘲諷成了赤膊上陣式的批判，影響了局部笑意的生成。
即使如此，這部看似不成熟的作品仍然會令人愛不釋手。小說敘事上陳現出一定程度的乾澀與小說的容量相關——以20萬字篇幅包容了一部關於40年鄉村變遷、40年城市變革、40年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數十年商界波瀾、40年宦海沉浮以及40年社會風貌的長篇小說，要麼成為長河小說，要麼凝練成為光碟跳碟式的正常篇幅，而這種容量又與作家「城鄉一體」的大歷史觀一脈相承，因此其中缺陷很難悉數避免[19]。小說的不精巧未必就不能視為獨特的貢獻，莫言、閻連科先後大膽地將中篇小說聚合稱之為長篇小說，余華將語言簡化到令人膽寒，都成為文學研究者津津樂道的話題。除了別具一格的深度歷史觀，短小說合集的長篇結構方式、簡練深邃的哲學式語言、笑的全程廣泛運用等，不妨是一次有益的寫作實驗。另外長篇小說固然需要飽滿的細節作為支撐，但我們反思勞馬小說的同時，不妨參照其作反思文壇創作現狀。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的「細節肥大症」越來越引起學者的注意，由此不難看到勞馬小說矯曲枉、正視聽的重要價值。
宋徽宗趙佶是書畫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創立的「瘦金體」書法瘦挺爽利、筆法犀利、鐵畫銀鉤、飄逸挺勁，運筆飄忽快捷，至瘦而不失其肉，轉折處可明顯見到藏鋒，是一種風格獨特的字體。當代著名學者、書法家啟功先生或許吸收了瘦金體精義，創造出影響深遠的「啟（功）體」。觀看這種字體，與勞馬小說的閱讀效果十分接近，犀利簡捷，如同暗夜閃電，又能折射出書寫者自身的精神氣質。有人認為瘦金體適合畫旁題字，但仍然有《穠芳依翠萼詩帖》這樣充滿氣勢的大楷精品。擅長寫短小說的勞馬貢獻的出人意料的《哎嗨喲》，正是這樣的瘦金體大楷作品。
注釋：
[1]盧翎：《藤剛評傳》，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
[2] 劉芳坤：《『庄』與『諧』之間——勞馬小說的對照世界》，原載《當代文壇》2010年第2期，收入林建法主編：《說勞馬》，第30頁，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 勞馬：《哎嗨喲》，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4] 勞馬：《哎嗨喲》，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5] 勞馬：《哎嗨喲》，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頁。
[6] 梁鴻：《「玩笑」與「嬉鬧」背後的中國鏡像——讀長篇小說〈哎嗨喲〉》，原載[7]《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6期，收入林建法主編：《說勞馬》，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頁。
[8] 出於群眾遊行集會的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廣場規模大多較為宏大，相反資本主義國家出於方便管理遊行及商業開發等因素的考慮，廣場相對狹小。時至今日，政治色彩雖然淡化，「廣場須大」的理念已經作為民族文化基因和歷史活化石延續下來。
[9] 更確切地說是西式教育或精英教育模式，這是建國後尤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共和國極力反對的事物，改革開放後，教育的等級性和精英性得到恢復，並且在改革深化後因為教育產業化導致精英教育披上了市場模式的外衣。因此小說中「廣場」/「教學樓」的意象基本可以作為這種社會思潮及歷史階段的象徵。
這一概括同樣適用於勞馬本人，當然具體內涵因其與吳超然的人生經歷而有顯著差別。
[10] 敬文東：《小說、哲學與二人轉——勞馬小說閱讀札記》，原載《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3期，收入林建法主編：《說勞馬》，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9頁。
[11] 楊慶祥：《現實主義的「變」與「不變」——讀勞馬的〈哎嗨喲〉》，原載《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6期，收入林建法主編：《說勞馬》，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頁。
[12] 勞馬：《哎嗨喲》，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頁。
[13] 楊慶祥：《希望我們可以找到那條路》，《天涯》2013年第6期，第45頁。
[14] 王小麗和吳超然的對比體現出作家對人物辨識的精確把握。後者可謂具有經濟頭腦的「人」，前者更大程度則僅是「經濟動物」，在倉儲購物中心撞車不賠反賺的細節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因此不服丈夫的成就。勞馬通過直接嘲弄王小麗兩次被騙及間接反襯其夫各方面能力，表達了對人的「經濟動物化」的不認同。事實上，勞馬譏諷的這一現象是時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受部分學者影響，不少普通民眾思考爭奪釣魚島、建造航母、奧運奪金及泛市場化等問題時都片面從經濟角度衡量，造成視野的狹隘和判斷的失當。雖然供職於名以經管法等應用學科的人大，但哲學出身、進行文學創作、擁有獨特歷史觀的勞馬堅決捍衛文史哲對民族和個體發展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張小剛：《智者的歷史敘事與想像——讀勞馬的長篇小說〈哎嗨喲〉》，收入林建法主編：《說勞馬》，第165頁，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6] [紐西蘭]拉爾夫·皮丁頓：《笑的心理學》，潘智彪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頁。
[17] 《勞馬作品研討會會議紀要》，收入林建法主編：《說勞馬》，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頁。
[18] 《哎嗨喲》出現頻次較多的主要人物有四位：吳超然、伊百、伊萬、英子，以主導或出現節次統計各自出場分別佔全部的75%、29%、26%和12%，但出場方式並不全是吳超然帶另三位非主要人物及其餘次要人物，間或出現非主要人物成為節內主要人物的現象，並且語言狂歡的玄談一度中斷情節演進。
[19] 這裡不得不承認勞馬同世界頂尖作家相比存在的較大差距，其鍾愛無比的《百年孤獨》同樣以20萬字收容了浩瀚的歷史過程，但憑藉其動態的敘述語言獲得了藝術上的巨大成功。參考閻連科的相關評論：《我的現實 我的主義——閻連科文學對話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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