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楊絳：不趨時 不媚俗
2003年底攝於三里河寓所。
「平淡」是表象，「奇崛」是內涵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讀楊絳，有點特殊性，那就是基本上按寫作時間順流而下，先看喜劇，再讀小說，最後才是諸多散文集。三十多年前，為撰寫碩士論文，我閱讀了很多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諷刺文學，包括楊絳的《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可最後成文時，這兩部我很喜歡的喜劇放不大進去。原因是，戲劇衝突不強烈，不像其他同時代作品（包括《圍城》）那樣鋒芒畢露，讀起來痛快淋漓，而是綿里藏針，溫婉多情。這種既聰明絕頂居高臨下，又故作謙卑自我節制，蘊含著某種處事風格與審美趣味。這一點，一直延續到她的小說《洗澡》以及散文集《幹校六記》《將飲茶》《我們仨》等。在我看來，這樣的姿態，更適合於看似平淡實則奇崛的散文，而不是風起雲湧變幻莫測的小說戲劇。因此，日後文學史上談論楊絳，很可能主要把她作為散文家論述。
作為散文家的楊絳，「平淡」只是表象，「奇崛」才是最值得關注的內涵以及力量。薄薄一冊《幹校六記》，既不同於臧克家不明大勢，為五七幹校唱讚歌的《憶向陽》，也不同於巴金直面慘淡人生、反思「文革」慘禍的《隨想錄》，保持了特立獨行，但又不擺出對抗的姿態。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悱惻纏綿，句句真話」，既是寫作風格，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策略。脫離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一味唱高調者，不太能體會楊絳文章的好處。我在北大課堂上說過，上一代人所經歷的風浪，比我們嚴峻多了；可他們中不少人挺住了，一輩子憑興趣讀書，憑良心做事，不趨時，不媚俗，雖略有妥協，但較好地保存了本真的性情。這是很不容易的。在我看來，楊絳及其夫君錢鍾書就是這樣的人物。
這世界上，有大學問的人不多，有學問而又有機遇充分表達出來，這樣的人更少。而更為難得的是，低潮時不卑不亢，高峰處從容淡定，如此有定力的人物，很值得後人敬仰。
《幹校六記》有不怨不忿的力量
陸建德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
我第一次接觸到楊絳先生的文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最早讀的是她的翻譯作品《小癩子》。寫的是個流浪漢，抱著投機的生活態度，在呈現人物活力的同時，也有批判的意味。
到八十年代，看到《幹校六記》，跟其他同題的回憶相比特別不一樣，蘊含著一種不怨不忿的力量。當年知識分子到鄉下去很不容易，需要克服重重困難。楊絳無論在什麼樣的非常時期，都能夠看到生活中的價值，這讓人敬仰。
楊絳對於生活有很強的觀察力。比如，在五七幹校，知識分子本來是被下放到農村進行改造，拜農民為老師，但在農民眼中，他們依然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錶的『他們』」。這種有趣的細節，得益於楊絳敏銳的觀察力。
我一直都在關注楊絳先生的回憶文章，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楊絳文集》時，我很急切地買來去看。我寫過一些有關她姑母楊蔭榆的文章，有些細節也是通過楊絳的回憶文章來了解的。說到這裡，我又想到楊絳先生的父親楊蔭杭，現在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了，更熟悉錢鍾書先生的父親錢基博。其實楊蔭杭在當年的《申報》上寫過很多時政短評，讀起來很有味道。90年代，楊絳和錢鍾書兩位先生還共同整理過他的文集。
楊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一樣，對文字都有精益求精的責任感，這特別可貴。在他們的文字中，哪怕有一點兒累贅，都一定會去掉。看楊先生在40年代創作的劇本，就能感受到她對文字的一絲不苟。她的翻譯貼切到位，風格典雅，帶有古文的味道。
楊絳先生的散文清清爽爽，以平易暢達取勝，一點也不事誇張。收斂的背後是可貴的感情。反觀那些充滿誇張和叫囂的文字，情感就不值錢了。楊絳先生用精益求精的文字保存了文化價值。她的文章中沒有空話、套話，表述中卻體現了藝術感，提升了中國的文字。
楊絳先生生前在外文所研究過英美文學史。在所里主辦的《文學評論》1957年創刊之初，就發表過楊絳先生討論英國作家菲爾丁現實主義的問題。聽到她過世的消息，真的非常可惜和驚訝。在我印象中，她小小的身體里蘊藏著強大的生命力。我至今都還期待，她能從醫院中走出來，回到三里河的家。
《堂吉訶德》楊絳譯本影響最大
路燕萍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講師）
我最早開始閱讀楊絳先生的作品，是源自對錢鍾書先生的喜愛。因為中學時喜歡讀《圍城》，於是在大學畢業前，就把錢鍾書先生的部分文章以及楊絳先生的一些作品順帶讀了一些。楊絳先生的作品，我讀過的第一本就是她翻譯的《堂吉訶德》。當時我還沒有讀過這本書的原文，直接讀楊絳先生翻譯的版本，最大的感受就是語言的流暢和簡潔，行文間沒有一點「翻譯腔」，讀起來特別舒服。
後來，對她有了進一步了解後，我知道她其實是一個歸化類的譯者。所謂歸化，就是指當翻譯出來的語句中遇到一點繁複和累贅時，她會按照中國人漢語的表達習慣進行調整，來適應本土讀者的閱讀。而且，她的譯本，並不是一次「全譯」，中間進行了一些刪節。這種翻譯策略下的譯本，更適合沒有閱讀過很多翻譯作品的人來閱讀，而在《堂吉訶德》譯入中國的過程中，對於大多數普通讀者，楊絳的這個譯本影響是最大的，直到今天仍然值得閱讀。
當然，對於楊絳先生的翻譯方法，有過爭論，楊先生也有過回復。但是從具體的翻譯細節上看，她有些地方的處理是相當好的。在我而言，楊絳先生是一個非常有才、聰明又充滿靈性的譯者。尤其是她為了翻譯《堂吉訶德》，在50多歲時開始自學西班牙語，這實在令人敬佩。
說實話，最近幾年，我沒有特別閱讀楊絳的作品。前些年，除了她的翻譯之外，我還讀過她的散文，對《我們仨》印象較深。因為這本書講的是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呈現出錢先生作為普通家庭成員的一些面貌，更接近生活，親切、感人。
楊絳最精彩的論說是關於人的
黃梅 （中國社科院英美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先生的文章不似佈道，不像講課，也不是信馬由韁地「侃大山」，而像一位朋友娓娓敘談，字字句句透著不同尋常的誠意。讀楊先生的文章，能感到一種人格力量，還有一種如聞其聲的親切感。
她的議論彷彿在談人，又似乎在說己，但總之是在很平等很懇切地和讀者交流讀書和做人的感想，重心不在書本，而在人和人生。不知是不是個人偏見，我覺得楊先生最精彩的論說是關於人的，關於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說人物。
譬如關於堂吉訶德的「瘋」和桑丘的「半痴半黠」，關於蓓基·夏普的伶俐和工於心計，每每講得真切、中肯、精妙。她說堂吉訶德是「知其不可而勉為其難」，從他鬥風車戰羊群的荒唐事中看到他執著的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說理想與現實結合的不易，嘆他的可敬和可悲。
不管談論什麼，楊先生都一絲不苟地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她筆下，平常的字句有很驚人的容量。比如，《堂吉訶德和》一文中有一段談英國人對該書的看法，起始一句話是：「《堂吉訶德》最早受到重視是在英國。」為了這句簡短的陳述，作者做了近一百八十字的長注，說明該書的三種早期英譯本的情況等等。不是說注釋比正文長就一定可欽可敬，而是因為在楊先生筆下注釋特別體現了作者的治學精神。
當然，若不是得益於書，楊先生恐怕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知的那位在各種風潮和境遇里不失本色，不失尊嚴，聰慧淡泊，從容努力的學者——這是事情的另一面。
——經作者授權，節選自舊文《「聽」楊絳先生話文學》
上一代人所經歷的風浪，比我們嚴峻多了；可他們中不少人挺住了，一輩子憑興趣讀書，憑良心做事，不趨時，不媚俗，雖略有妥協，但較好地保存了本真的性情。
——陳平原
采寫/新京報記者 修佳明
編輯：李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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