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說漢武帝和秦始皇沒什麼兩樣，那他是怎樣的人
後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清康熙等無一出漢武帝之左右者，正所謂前人植樹、後人乘涼；前頭拉車、後面有輒！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兩千多年的歷史，多少的人和事，都宛如煙塵一般，永遠地消失在了歲月之中。可是，這樣一句振聾發聵的話語，卻如遙遠的絕響，超越時空，讓大漢子民，仍然為之熱血沸騰。
這個叫劉徹的皇帝，像個真正的男人一樣，守衛著自己的女人、糧食、百姓。漢人身上的鐵血精神，在這個皇帝的身上，顯現得如此鮮明，又是如此堅定。
延續了幾代皇帝的「和親」隱忍政策，沒能阻擋住匈奴人對大漢子民的欺辱。女人、金錢，乃至城池，沒能阻擋這個彪悍而荒蠻民族的貪婪。他們騎馬揮刀，疾馳在曲折的邊境線上，甚至一度逼近到長安城下。
那時候，劉徹還是個皇子，對於天下大事，他還沒有多大的發言權。可是，他總有當皇帝的一天，他告訴自己，從那一刻起，大漢的女人，將不用再忍受那些荒蠻之民的凌辱。
大漠黃沙，落日殘陽。塞外的風很大，幾十萬驍勇善戰的士兵，賓士兩千餘里，在遮天蔽日的沙漠，草原之中勇猛衝殺。終於，吶喊消失了，馬蹄聲也漸漸遠去，當天空重新恢復了晴澈的時候，那個綿延了幾百年，名叫匈奴的強悍民族，土崩瓦解。
四十多年的漫長征程，十五次大規模遠征，漢武大帝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執著乃至冷酷，打下了一個廣闊的疆土，也重讓大漢子民，揚威天下。
這個男人為保護女人，採取主動出擊，從而實現漢朝歷代皇帝韜光養晦之計，一舉擊敗強大的匈奴人。使之部分遷移，並造成羅馬帝國滅亡。
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漢武帝也是創造顯赫功業的歷史英雄。近代學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國古代史》中說，歷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漢高祖，然而又「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漢武帝。說漢武帝是「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為他確認的歷史路徑、開啟的文化風氣、創立的政治制度、開拓的國家疆土 ，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都非常長久。
對漢武帝的歷史評價歷來有兩點，一點是雄才大略，開疆闊土；一點是獨斷專行、殺人如麻，簡看了一些歷代文人對漢武帝的評價無外於此。
宋人司馬光是這樣評價漢武帝說：「孝武奢侈無度，為滿足個人私慾，亂治刑罰，廣治宮殿，頻繁用兵，迷信巫術，到處巡遊，以至天下百姓苦難而群起為盜，所以他和秦始皇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現在仔細的思考一下司馬光先生的這段話，可對其歸納於幾點：
一是個人政治的需要，司馬先生與王安石先生同屬一朝代，在政治革新上，兩人的觀點存在巨大矛盾，一個主張變法，一個抑制變法，而漢武帝是一個敢於革新除弊的君主，與王安石先生有所同，革新就有得有失，司馬先生之所以這樣評價漢武帝，無外於個人的政治需要，藉此來打擊政治異己。
二是純屬於一種思想道德的譴責，自古為帝王者無一不奢侈荒淫，刑罰天下以求太平，對於這些，他們沒有錯誤，他們受制於歷史的局限性，取不去封建社會君臣父子這樣的社會等級緊箍咒，打破陳規者便被視為無道暴君，樂於現狀不思進取的便視為有道之君，用時代狹義的道德標準來評價一個更化改制的君主，所受的冤屈比那些碌碌無為的皇帝不是更為深重。
三是明顯的迂腐書生之氣。書生有兩種，一種是拿著筆杆子委曲求全的，另一種是抱著一顆赤誠之心為民族勾畫藍圖的，像司馬先生就如前一種。我所認為的北宋是一個富的連路都不會走的朝代，只因為這樣，是出了太多像司馬先生這類文人。他們的筆下除了去挖空別人的心思，用來打擊那些高瞻遠矚的人，除此就是用來研究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末了，國也亡了，雞與蛋的問題也沒究清。
所以我很不欣賞司馬先生對漢武帝的評價，這樣的評價其實簡單的不得了，無非就是說漢武帝是個壞皇帝，會吃、會喝、會玩，還愛打仗，把天下美女都摟到自己懷裡，為了幾匹『騾子』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其不值也。末了還好，司馬先生終於道出了一句更為簡單的話，漢之所以沒有步亡秦那樣的路子，是因為漢武帝遵循聖賢之道，賞罰分明，有悔過自新之勇氣，有納忠蔽奸之眼光。真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指頭。
清人吳裕垂的話，最具有獨見性和時代性，他說漢武帝並不是不知道征伐而勞民傷財，可是漢朝經歷了三代，總是受外夷的侵擾，生在哪個時代，又有誰人可以擔當削平四夷的重任那？所以，漢武帝就借三朝之力隨機而動，以戰為守，已攻為御，才從根本上解決了匈奴問題，以至於後代直晉，匈奴稱臣而也不敢肆意的侵擾中原之民，而是中原之生靈受其福，廟號『世宗』正合適啊！
短短的幾行字，漢武帝的功績就被百十年前的人給道出了。與吳先生一同細細品位漢武帝的一句名言，什麼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景帝之後天下殷富，什麼事情可以被漢武帝稱為『非常之功』那？難道是他自己故意吹噓誇大的，那時候社會不流行吹牛的吧！在漢武帝眼力，他的國家是富強的，是率領天下之上邦，可是！總有北方那個小匈奴來欺負，而且欺負了幾百年，美女與珠寶都滿足不了他們那貪婪的心，至此，在漢武帝看來，解決民族矛盾的重任非他莫屬了，所以，徹底解決前人幾百年未能解決的問題，留給後人一個寬鬆的生存環境這就是『非常之功』，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立場看這個『非常之功』還有什麼疑問嗎？我看另一方面也是時代民聲的呼喚！漢武帝是一個非常了解天下民心的君主，這一點不可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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