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天京變亂之後，大清政府都做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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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情報工作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到了1856年秋，也基本弄清了天京事變的脈絡。皇帝也好，前方封疆大吏和將帥也罷，都認為「機不可失」，相信此時此刻太平天國已陷入混亂和危機，正是逆轉戰局、一舉成功的好機會。和日後表功著作里吹噓的「算無遺策」不同，在1856年後半年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樂觀情緒是普遍的，咸豐、官文、何桂清等自不必說，就連向稱穩重的曾國藩，也曾私下裡流露出類似情緒。
但在談論具體戰法時，雙方的反差就顯得十分明顯了。
皇帝此刻的想法，是趁熱打鐵，速戰速決，儘快把惱人的太平天國消滅。為此他首先調整天京附近各戰區的指揮體系，讓曾長期擔任向榮副手的和春南下，接掌丹陽一路清軍主力（也就是原江南大營殘部主力），讓德興阿接掌原江北大營指揮權，並同意怡良從上海租界設法購買外國火輪船入江助戰的計劃，首先出其不意，奪取太平軍設在金山的炮台，截斷江南鎮江和江北瓜洲兩地間聯繫，然後再設法各個擊破，奪取瓜洲、鎮江。接下來，德興阿部應堵住江北，怡良駐軍常州，防遏太平軍向京畿或江浙財賦區「旁竄」，和春部則先設法攻下天京城外圍成掎角之勢的兩座要塞——句容、溧水縣城，再從容圍攻天京。
至於其餘戰場，他希望各地督撫、將帥能「各掃門前雪」，自行了結本轄區內的太平軍生存環境。當時除了天京及其周圍句、溧、瓜、鎮，牽扯原江南大營、江北大營及兩江、閩浙兩總督，江蘇、浙江、安徽三巡撫的注意力，戰區主要集中在湖北、江西、安徽三地。
對於湖北戰區，他嚴詞斥責官文、胡林翼謊報戰果，卻「於進攻機宜仍復漫無把握」，要求兩人「身膺督師重任，須當統籌大局，謀勇兼施」，而不能以城堅敵悍為詞，「坐擁水陸重病日久無功」。對於官、胡「斷絕接濟以困之」的方略，奕詝顯得十分不耐煩，斥責為「不過借口耽延，掩其遷延之咎」，並質問既然這個方略如此巧妙，何以「為時已久尚未葳功」。他所希望的，是湖北諸軍「設法進攻，迅將兩城克複」，然後「分兵東下」參與對天京的圍攻，認為唯有如此，「大局」才能有所轉機，否則就可能師老力疲，別生變故。
對於江西戰區，他要求曾國藩和江西巡撫文俊乘此敵心渙散之時，「趕緊克複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並對曾國藩在石達開大軍東進後「江西失陷各郡尚無一處克複」甚為不滿。他還「風聞」石達開可能「投誠」，指示曾國藩預先考慮「處置之法」。
對於安徽戰區，他最關注的是太平軍盤踞最久的巢湖、無為等地，這些地方盛產糧食，是天京軍需後勤的主要來源。1856年秋、冬，他一再嚴諭安徽巡撫福濟、幫辦安徽軍務提督銜壽春鎮總兵鄭魁士加緊進攻，「激勵諸軍直搗江寧、復省垣（安慶）」而擒敵首，並抽調兩千援軍增援進攻安慶、太湖、潛山等地的清福建提督秦定三部。
不難看出，咸豐帝的戰略，仍然是圍繞著天京周圍打轉，且將最大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信賴的將帥尤其是和春、德興阿、怡良等旗籍大臣身上——不僅天京周邊各路將帥、疆臣幾乎清一色旗人，他甚至寧可從江北調旗人和春去丹陽接掌向榮留下的兵權，也不願就近提拔更勝任的張國梁或資歷更合適的余萬清兩位漢人將帥。
（圖）太平天國起義畫
對外圍戰區，他表現出「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矛盾態度，不停指責將帥們推諉、拖沓，將各種持久戰、封鎖戰和圍點打援、先外圍後中間的戰法一概指責為「借口耽延」，要求他們早日攻打核心城市，並最好能在完成本戰區攻略後加入天京圍攻戰中。為此，在天京城外圍他不斷要求進攻句容、溧水、瓜洲、鎮江，在湖北催促攻打武昌，在江西要曾國藩儘快攻下幾座城池，在安徽則索性將原本就不厚實的兵力分成兩股，由彼此不睦的鄭魁士、秦定三分別率領，去攻打太平軍佔領已久的皖北腹地。
之所以如此急躁，正如他本人所一再強調的，清朝財政出現嚴重危機，「餉糈日缺，調撥維艱」，他當然希望在「兵餉可不加增」的前提下早日「成功庶幾有望」了。
然而各路將帥督撫卻不能不考慮現實情況。對皇帝接二連三的上諭，他們一方面用「算無遺策」「曷勝欽服」之類諛辭搪塞敷衍，一方面絞盡腦汁避重就輕，將自己的想法偷換「欽定」的「廟算堂謀」，好使肩上的壓力稍稍輕一些。
先說江西，善寫文章的曾國藩用大段文字渲染自己的部署、進兵，強調自己的確在遵照皇帝指示，「設法克複數城」，並具體強調吉安、袁州兩路「大有振興之機」，給皇帝先吃一顆定心丸。至於招撫石達開，和對方打了好幾年交道的曾國藩自然不會像奕詝那樣容易激動，他先是介紹了自己所了解的石達開情況比奕詝精確但仍然有不少偏差，如奕詝以為石達開是「湖南拔貢」，而曾國藩說石是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梭村人，至少省、府無誤。
然後提出自己的分析，認為石達開和韋昌輝勢必火拚，石達開只有火拚失敗才有可能「投誠」，倘如此，則必須先交出安慶、九江、瑞州、臨江、吉安、撫州六座要塞中「一二座」以示誠意，才能相信和接受，「不敢貪招撫之虛名，馳防剿之實務」。很顯然，曾國藩態度務實、穩重，且說話留有餘地（比如袁州實際上已經收復，但他只是一筆帶過），既提出了自己認為最好的方略，又不掃皇帝的興，還為可能的受挫留下了伏筆。對這樣的「軟釘子」咸豐雖然不滿，卻也只好吐出一句「好為之」後聽之任之。
（圖）太平天國起義畫
再說湖北，官文和曾國藩兄弟關係緊張，但和善於搞人際關係的胡林翼卻相得益彰，兩人不斷以城堅敵悍、「港汊紛岐」等「客觀困難」為由，搪塞推託皇帝「速戰速決」、儘快對武漢三鎮發起總攻的要求。老謀深算的胡林翼讓母親認官文之妾為義女，通過次要方面的「低姿態」換取本就惰于軍政事務的官文對自己「放手讓權」，堅持先斷接濟、圍點打援的「笨辦法」。不僅如此，他們還抓住皇帝怕花錢怕調兵增援的心理，不時要求增調「吉林、黑龍江索倫馬隊（鄂倫春騎兵）」——你不是要決戰嗎？兵總得給我補足了吧，否則還是照我說的辦吧。
安徽的疆吏將帥也是如法炮製。接到奕詝要求分兵增援秦定三的上諭，福濟、鄭魁士視若無睹，一面上奏大談困難，甚至聲稱就算攻克一兩座太平軍佔領的城市也於事無補，一面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裕餉增兵」，也就是多給錢，以便安徽省增募更多兵勇投入前線，如果皇帝硬要速戰速決，立竿見影，那麼就請從外省增援吧。
（圖）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zhǔ）（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即咸豐帝
咸豐六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6年10月29日，太平天國丙辰六年九月廿三日），福濟、鄭魁士在上奏中獅子大張口，要求皇帝迅速調撥青州駐防八旗五百、綠營山東兗州鎮營兵五百、直隸兵一千、察哈爾蒙古馬隊一千「星速來巢（巢湖）」，聽候調遣；除此以外，駐紮蕪湖一帶、受和春節制的紅單船水師吳全美部也要「准臣等隨時調遣」。對這種「以攻為守」、反將一軍式的要挾，奕詝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援兵不能不派，又捨不得多派（實話說也派不起），撒胡椒面般派去數百人敷衍，對方正好借口「要求未滿足」而繼續消極怠戰。
平心而論，上游幾大戰區或太平軍經營很久、根基深厚的鞏固區，或是天京事變前太平軍戰果輝煌的地區，天京事變對這些地區的影響，相對天京戰區要小得多。而奕詝的樂觀情緒和速勝方案，是建立在「石達開和洪秀全鬧翻」「因此兩人會互不救應甚至互相拆台」的假定前提上的。但這個前提甚至在天京事變過程中也並非都成立，如石達開從天京逃出後起兵「靖難」，中途會轉救寧國，原本由秦日綱節制的陳玉成、李秀成等部進入皖南後，卻服從石達開調遣參加了寧國會戰，其中一部分後來又分赴蘇南、皖北增援等。既然整個1856年里，石達開都打著洪秀全的旗號，而洪秀全也樂於見到這樣的局面，清方速勝的前景除了在個別要點（如武昌，守城的是韋昌輝親弟弟、國宗提掌軍務韋俊，韋昌輝死後自然心中不安，而這裡又是離太平天國中心區域最遠的據點）尚有希望外，在大多數郡縣的確前景黯淡。曾國藩、胡林翼、官文、福濟、鄭魁士等分屬不同派系，卻不約而同主張持重，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圖）太平天國起義畫
就算明知是糊弄敷衍，既拿不出更多錢也拿不出更多援兵的咸豐皇帝也只能咬牙忍著，硬著頭皮稱各路將帥「所見甚合機宜」，畢竟當前局面，也還得靠他們去支撐下去。當然，他仍忘不了不時發一道上諭，強調一下「朕」對「聯絡一氣、迅奏膚功」的「不勝盼望」，要求和春等人「如有可乘之機即行馳奏」。
從旁觀者、後來人的角度看，天京事變後咸豐帝的樂觀、急躁顯得有些莫名其妙：畢竟，在事變之前，整個戰局是己方一敗塗地、對方高歌猛進的被動態勢；即便事變之後，對方攻勢有所頓挫，己方實力卻幾乎沒有明顯加強，他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憑什麼自己相信己方「勝利在望」，且逼著面面相覷的各路疆吏、將帥們去為自己圓這個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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