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精英為何熱衷於赴美留學？

摘要在19、20世紀之交、清末民初的關鍵時期，中國融入國際化遇到許多險阻和不堪，在大家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有沉重記憶的情況下，美國的做法極大地吸引了中國人。

「留美知識精英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現場

自1872年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繼以1908年美國決定將巨額庚款用以資助中國學生留學以來，留美的中國學生人數在近代中國留學生中始終是最多的。

中國人為何熱衷於留學美國？百餘年前最受中國學生歡迎的美國大學是哪一所？他們學什麼、畢業後從事何種職業，對近代中國的變革有什麼樣的影響？5月24日—25日在復旦大學舉行的「留美知識精英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上，40餘名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呈現了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

美國哪所大學最受青睞？

1872年—1920年間，美國共有72所大學和20所中學招收中國學生，其中中國留學生人數排名前五的學校依次是：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1920年代以後留美學生越來越多，而1922年和1933年的數據顯示，哥倫比亞大學仍然是北美大陸最受中國留學生歡迎的學校。

1922年和1933年中國留學生人數前十名高校統計。註：1933年排名第一為夏威夷大學，但北美大陸高校中排名最高的仍是哥倫比亞大學。

以上數據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的報告。他表示，自19世紀末接收留美幼童以來，哥大的中國留學生人數眾多、出類拔萃，胡適、蔣夢麟、唐紹儀、馬寅初、金岳霖、蔣廷黻、孫科、陳公博、顧維鈞、康同璧等知名人士均畢業於該校，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有重大影響。

為什麼是哥大？王成志引用了陳煥章（清末民初思想家，1911年獲哥大哲學博士學位）的文章說明當時國人的看法。哥大位於國際大都市紐約，「欲觀全球之新文明，紐約其選也」，這裡打工方便，「校內之自費生其謀生業於校外，以充學費者」，且華人眾多，各大博物館和藝術館和中國有關的收藏引人注目，在華傳教的機構總部和辦公室大都在紐約。另一方面，哥大的修學政策對外國學生一視同仁，且為中國學生特別設立研究生獎學金，還開設有中文系，「教授吾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及文學美術政治風俗種種」，對中國學生需求最了解。基於這些原因，陳煥章得出結論：「最宜乎中國學者何校乎？曰哥倫比亞哉。」

此外，王成志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任校長——羅校長（Seth Low）和巴校長（Nicholas Butler）功不可沒，他們推崇開放式大學理念，重視外國留學生，推進平民教育、大眾教育，二戰期間同情和支持中國，強調增進東西方交流理解，為中國學生在哥大學習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校友顧維鈞、唐紹儀、康同璧。其中康同璧是哥大第一位中國籍女畢業生。

讀什麼專業？從事什麼職業？

復旦歷史系教授王立誠根據1936年出版的《美國大學校友在中國》一書統計了上海美國大學校友會成員的學位狀況。240名華人會員中包括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孔祥熙、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始人陳光甫、近代醫學泰斗顏福慶等人，學習方向大多偏向社會科學、法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醫學等近代中國建設急需引進的專業知識。

截止到抗戰爆發，中國留美學生人數不下萬人，上述考察樣本只是中國留美學生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們是當時上海社會活動能力最強的一部分人，有一定代表性。「總的趨勢是實用性知識日益受到重視，如工商管理碩士和醫學中齒科醫學博士人數急劇增加。」王立誠指出，「這也與當時中國社會需要，尤其是上海的社會經濟狀況有關。」

這些留美海歸回國後都從事哪些職業？根據王立誠的統計，校友會中儘管有孫科、孔祥熙、宋子文等高官，但總體上政府官員比例不高，而且主要承擔外交、財經和工程技術方面職務，以其專業知識提供服務，如經濟學家馬寅初、法學家吳經熊、林業專家林道揚、鐵道工程專家薩福均、橋樑專家茅以升、無線電專家俞汝鑫、教育家陳鶴琴等。南京大學教授陳謙平在會上做了關於甘肅油田開發的個案介紹，指出1930-1940年代開發玉門油礦的技術骨幹即是一批留美歸國學生。

在以技術官僚為主的從政隊伍之外，金融、工商、交通領域的從業者實力雄厚，有宋氏三兄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銀行家陳光甫、實業家穆藕初等。

人數雖少但影響巨大的群體是醫師和建築師，除醫學泰斗顏福慶外，傳染病專家刁信德、骨科專家牛惠生、眼科專家張西銘、兒科專家富文壽等都是當時國內頂尖的專家；范文照設計的美琪大戲院、趙深的作品上海大滬飯店、董大酉的作品上海市政府大樓等，都展現了當時中國建築師的最高水平。

教育是留學生尤其活躍的一個領域。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介紹，37%的歸國留學生從事教育事業，成為近代中國大學師資的主要來源。1920年以後，大批留美學生歸國，國內教育制度逐步美國化，如實行學分制，推行六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的制度，等等。1931年的統計顯示，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有904人是「海歸」，如胡適、蔣夢麟、馬寅初、陶行知、郭秉文、陳鶴琴等等。

總體而言，留美學生的身影遍及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全國重要事業無不有留學生在其中」（1920年代舒新城語）。

「哈佛幫」VS「哥大幫」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在分析192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時指出，受西方教育的留學生一般被認為是新派，但主要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學衡派知識分子（梅光迪、吳宓、胡先驌、湯用彤等）卻是一群文化保守主義者，這個反差值得注意。

許紀霖認為，20世紀的中國思想界分為三個陣營：理性主義、浪漫主義和古典人文主義。理性主義主要是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以胡適為代表的「哥大幫」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義主要是留學德法的知識分子；而學衡派是對前兩種啟蒙思潮的反彈，他們的立場是受到了白璧德影響的古典人文主義。

「哥大幫」中不少人是學習理工農科，或者先學農科、再轉人文，如胡適、蔣夢麟，因此有很強的科學主義思維特徵。而推崇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衡派，作為「哈佛幫」與「哥大幫」有顯著不同，是「新派中的舊派」。

在「哈佛幫」看來，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臘的人文主義傳統，而胡適等人引進的以科學為中心的機械主義，和盧梭發端的、濫情式的近代浪漫主義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學衡派知識分子對中國古代文明傳統懷有深切的敬意，因為他們認為西方文明中最好的傳統是古希臘人文主義，而它與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古典主義是相通的。

在和五四啟蒙派知識分子的對峙中，「哈佛幫」堅持的文化的貴族氣質和精英傳統終究抵不過平民化、世俗化的時代大勢，日趨邊緣化。但許紀霖指出，邊緣的未必沒有價值，在現代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學衡派堅守的人文主義古典精神正放射出反思性的思想之光。

當然，也有一些「人生贏家」在哈佛和哥大都接受過教育，比如宋子文。

據復旦歷史系教授吳景平介紹，宋子文於1913年初從范德比爾特大學轉學至哈佛大學就讀本科三年級，入學推薦人是孫中山——這得到了哈佛方面的高度重視。就讀哈佛學院期間，宋子文主修經濟學，選修德語、歷史、政府學、公共演講等課程，曾獲該校最高榮譽獎。「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的經濟學教授不僅接受了宋子文的修課申請，還曾與他面談，鼓勵他在經濟學上有更多的投入。這種熱情給他極大的幫助，他後來也確實成了財經能手。」

自哈佛畢業後，宋子文在紐約花旗銀行工作的同時，於1915年入學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經濟學研究生課程。在哥大期間，宋子文更多地參與了在美中國留學生群體的活動，曾任「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會長、《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主編。

吳景平表示，在宋子文日後的思想主張、人際交往等方面都能看到這段留美經歷的烙印，尤其是從事對美外交工作，是其從政生涯中影響最大的兩個領域之一（另一個是財政金融）。1940年至1943年宋子文先後以蔣介石私人代表和外交部長的身份常駐美國，達成多筆財經援助和軍事援助，更致力構建中美互信和互動的戰略合作關係，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黨史視角和女性視角的「重新發現」

留美學生與中共的關係是過往討論中較少涉及的。多名與會學者指出，抗戰勝利後中共曾在美國大學領導反蔣愛國運動，新中國成立前後大批留美學生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其間中共的動員工作和留學生髮揮的作用還未被深入研究過。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麥金農（Stephen MacKinnon）在題為《陳翰笙與歸國留學生群體》的報告中指出，1946-1950年，在陳翰笙（農村經濟學家，碩士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領導下，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徐鳴、薛葆鼎等人在美國開展了頗有成效的活動，成功爭取到了大量在研究生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尤其是研究化學工程的薛葆鼎組織的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協會（全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等團體，在動員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同樣在歷史書寫中面目模糊的還有女性群體。復旦歷史系教授陳雁在會議報告《從女留學生到女保皇會》中指出，研究者追述近代中國最早的女留學生，多聚焦於4位赴美學習西醫的女性（金雅妹、柯金英、康愛德、石美玉），但她們的特點與經歷不能概括近代中國留美女生的全貌。

從一組2014年的拍賣文物出發，陳雁以新史料解讀幾位清末民初女留學生生平，其中包括中國最早的女權領袖之一、康有為之女康同璧，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被以「女刺客」為目標送出國門培養、後來成為教育家的薛錦琴等。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副研究館員宋時娟則從中國留學生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入手，勾勒宋藹齡、陳衡哲、胡彬夏等留美女生的足記。

梁啟超所寫《新大陸遊記》中的留美女生合影。照片中標註了三位女生的名字：劉采蘭、康同璧、葉美蓉。

近代國人為何熱衷於留學美國？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呈現了包括吳國楨、蔣廷黻、孔祥熙、楊杏佛、胡適、冀朝鼎、顏福慶、唐國安、陳光甫、王正廷、程天放、宋子文、康同璧、薛錦琴等頗具影響力的留美學生個案，探討其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關係。近代中國留學生中，赴美留學的群體無疑是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然而國人為何熱衷於留美？留美與留蘇、留日的差異體現在哪裡？澎湃新聞在會後採訪了會議召集人、復旦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中心主任、歷史系吳景平教授。

「整體而言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移民社會的特點使得這裡的學校很早就有世界性大學的觀念。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向國際學生開放且在評價體系上一視同仁，甚至有特殊的關照。」吳景平說，「留美學生在大學受到的關心和歡迎，體會到的進步與文明，使得許多人在回國後仍對留學生涯念念不忘。例如宋氏三姐妹赴美留學的過程其實充滿艱辛，入境時證件被扣押，被懷疑有非法移民傾向，但她們終其一生對留美學習的益處沒有任何懷疑。」

「在國際關係上，一戰後巴黎和會召開，美國在中日山東問題交涉上的態度顯然與其他國家不完全一樣，美國國會更以沒有成為國聯成員的代價否決了巴黎和約。儘管箇中原因複雜，但在中國問題上，美國的國會、社會輿論都不能接受巴黎和會的做法。這對已經留美以及剛剛留美的人，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在19、20世紀之交、清末民初的關鍵時期，中國融入國際化遇到許多險阻和不堪，在大家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有沉重記憶的情況下，美國的做法極大地吸引了中國人。」

吳景平認為，近代中國留美學生的群體特徵是明顯的，他們是知識精英，對近代中國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對近代中國人的美國觀、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甚至美國人的中國觀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以及中美經濟、文化諸領域的交往，都有關鍵的影響。例如主掌國民政府多位外交部長、除了魏道明之外的其他各位駐美使節都曾留美，他們在外交決策層中有相當大的發言權。」

而那些大名鼎鼎的精英人物的早年留學經歷，有許多基本史實仍很模糊，如入學情況，修課成績，校園生活，社會活動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在美國各大學不公開學生過往的學籍材料、成績單。」

「這些具體情況，對於留美學生整體和長時段的歷史書寫而言，可能無關緊要，但就其個人而言，對其人生理念的形塑、學識專長的養成、待人處事方式的確定，都直接相關。過去的個案書寫在這方面較為薄弱，我們希望復旦與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聯合舉辦的這次會議能成為推進資料搜集和研究的一個開端。」 吳景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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