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的「毛澤東信仰」
北京零點研究諮詢集團曾採用多階段隨機抽樣方式，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40個城鎮進行居民宗教信仰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人在家中奉祖宗牌位的是12％，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財神和土地爺的則分別是9.3％和8.8％
這說明，當代中國人在普遍追求物質享受的同時，從來也沒放棄過對信仰問題的探尋，在這些探尋之中，祖宗崇拜與聖人信仰，佔據了非常突出的地位，雖然這兩大信仰，乃自古迄今中國人的傳統信仰，但在歷經了30年改革開放之後，它無疑是具有了新時期精神生活的新內涵，特別是其中的「毛澤東信仰」現象，可說是事關中國變遷、權力民主、民族強大、精神關懷、社會正義，甚至涉及對改革開放的價值評價諸問題，使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1980年代，「文革」結束後的那幾年，毛澤東走下了神壇；30年之後，毛澤東再次登上了神壇。佛教寺廟、道教宮觀、民間神廟、土地爺、灶王爺的祭祀禮儀之中，隨處可見人們祭奉的毛澤東像。有的地方，乾脆就掛出了「毛主席神廟」的招牌。人們想陞官、求發財、保平安、考大學、希望生活安定，乃至於整治腐敗、以清官自勉，也要求祀於、祈福於毛主席。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無論是個人抱負的偉大實現，還是治國家平天下，毛澤東都是一個大人物；無論是陞官還是發財，毛澤東也是一個值得崇敬的偶像。所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頭的毛家祖墳，祭拜的人群絡繹不絕，身心虔誠。可是，在權力場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關係和思想衝突之中，那些信仰的目的則是重重疊疊，用心不一。
在這種信仰方式之中，人們儘管可以信仰，但是卻無法為自己的信仰去虔誠、去奉獻，或者是把自己隸屬於一個信仰認同的群體信仰結構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現實欲求，去認識信仰對象，解釋信仰對象，甚至是對信仰關係的盜用。最後就會出現那種人人費解的「信仰卻不信奉」、信仰只為個己的奇怪信仰了。
毛澤東信仰現象，實際上是當代中國社會中「信仰政治學」的現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關懷方式作為「隱喻」和實踐方式，進而展開對國家、政治、權力等現代現象的表述和批判。通過毛澤東信仰現象，我們能夠體會出一種事關中國社會、政治權力乃至改革開放合法性問題的要義。所以，「信仰政治」現象，已逐漸進入當代中國信仰社會學、政治社會學領域。
「毛澤東信仰」的形成
在當代中國人的信仰之中，對毛澤東的信仰和崇拜，應該一直是非常奇特的信仰現象。它源自傳統儒教對聖人的崇拜和信仰，並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為這一信仰、崇拜的文化基礎。但是，正因為傳統的儒教，可以分為政治儒教、哲學儒教、倫理儒教、生活儒教和宗教儒教若干層面那樣，儒教對於聖人的崇拜和信仰，同樣也與政治、哲學、倫理、生活、宗教緊密相關，從而使聖人信仰或聖人崇拜滲透這些重要內涵。所以，當代中國人的毛澤東信仰現象，同時也源自於當代中國人對30年改革開放在文化、信仰層面的認同與爭議。
1980年代，「文革」結束後的那幾年，毛澤東走下了神壇；30年之後，毛澤東再次登上了神壇。佛教寺廟、道教宮觀、民間神廟、土地爺、灶王爺的祭祀禮儀之中，隨處可見人們祭奉的毛澤東像。有的地方，乾脆就掛出了「毛主席神廟」的招牌。人們想陞官、求發財、保平安、考大學、希望生活安定，乃至於整治腐敗、以清官自勉，也要求祀於、祈福於毛主席。
不可諱言，在這種信仰方式之中，深藏著中國人對於毛澤東一代偉人的敬重和懷念。然而，在毛澤東信仰之中，人們燒香、上供、叩頭、跪拜、行禮，各種崇信方式，無不表達了人們對當下社會生活的理想要求和正義批評。特別是在觸及、事關人們對社會變遷、貧富分化、生活中的不穩定現象的各種議論之時，毛澤東信仰幾乎就是一種正義和批評的化身，似乎成為了一個價值標準，再次成為社會輿論中象徵著正義、公平、貧富均等的精神符號。
偉人信仰的私人化
權力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人生信仰的不確定性，常使中國人心存雙重憂慮。既想依靠權力政治來消解人生信仰的不確定性，亦想尋求人生信仰來表達對權力政治的批評和超越信仰經緯的是外在文明的合法性，權力統理的則是個人內在精神的穩定與表達。這一對矛盾關係，依舊還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於是乎，即使是一種信仰，也會內涵了太多太多的社會權力關係，衍生了太深太深的現實欲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權力的人，他們在毛澤東信仰現象中的關係變現，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這大抵就是複雜而豐富的毛澤東信仰現象。
一般老百姓，他們信仰毛澤東，無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財求運保子孫，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滲透了其他現實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澤東信仰現象，可能就會包涵了對政治、權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對理想的期待或對時代的批評。尤其是那種結合了現實欲求的信仰方式，往往會把信仰置之於非信仰的層面或權力關係之中，借信仰說事，用權力表達，使信仰變形。
這種信仰方式，一種是樸素的感情需要，一種是刻意的權力矯情。可除的老百姓多屬前者，有身份、學問的人多屬後者。還有一種，則可能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以及從中生產的民族精神認同。
相關的問題是，毛澤東信仰是一個什麼樣的精神象徵、社會現象?它能夠說明當代中國人在探尋、建構一種什麼樣的信仰呢?聖人、保佑、靈氣、風水、祖墳、陞官、發財、健康、平安。這種信仰的神秘方式，如微波蕩漾在心底，似象徵隱喻了社會的變遷，同時也能轉化為一種穩定而持久的認同格局。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無論是個人抱負的偉大實現，還是治國家平天下，毛澤東都是一個大人物；無論是陞官還是發財，毛澤東也是一個值得崇敬的偶像。所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頭的毛家祖墳，祭拜的人群絡繹不絕，身心虔誠。可是，在權力場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關係和思想衝突之中，那些信仰的目的則是重重疊疊，用心不一。
就其社會學意義而言，這種以毛澤東信仰或崇拜為象徵的信仰方式，無一不被信仰者個人的欲求所遮蔽了，最根本的則是個人信仰的私人化。儘管當代社會中觸目可見毛澤東信仰，但是在信仰者的個人與個人之間，他們始終缺乏聯繫，一種社會的關聯。一方面，傳統的乃至當代的聖人信仰、偉人信仰，本來就是極其個人化的一種信仰方式。另一方面，則是這種信仰方式從來就沒有一種得以成為群體信仰的社會空間。此當為「社會缺席，宗教何在」的政治社會學實質。談宗教無用，講信仰尚可。因為信仰的社會學本質，是僅僅對個人的關涉，個人的精神關懷。
這就是毛澤東信仰現象的社會學本質的所在。層累造成的中國人的私人化信仰結構里，信仰僅是私人的；如果這種私人化的信仰欲求，變成一個社會的公共信仰，就唯有依靠信仰者個人的搖身一變，具有獨特的身份和地位。那麼，這一私人的信仰，就有可能成為天下的公眾信仰。私人的不要緊，關鍵是如何把自己做成一個有身份、有信仰的個人。
正是因為這種信仰的私人化傾向，導致信仰者之間無法構成那種「休戚與共」的分享結構，只能中經某種權力秩序，才能以實現信仰群體的共享與認同，從而消解了這一信仰結構的神聖性，轉向成為對權力的信仰，變異成為被信仰的權力。私人的味道很濃厚，信仰的要求則變得淡薄了。
信仰卻不信奉
毛澤東信仰的當代神話，作為一種象徵形式，包括了中國人的存在形式、世界表象、價值準則、行動方式、權力合法性等等。
偉人信仰，常常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作為一種內向型的神秘主義，其慣用的方式是從內在關懷入手，以祛除所有外在的感觀知覺的運用為起點，漸漸地逐一除去了抽象思辨或各種心理運作的功能，使自己能夠退回到靈魂或自我的原初、純粹狀態，最終發現所謂的真理。這是一條朝內走的信仰路線。為了達到最後境界，信仰者不再注視這個世界，而僅只是注視自我。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外向型的行動主義。其慣用的方式是從外在利益著眼，以祛除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或各種利益認同為起點，逐步地除掉他人的利益保護功能或各種社會關係，使自己的私利能夠獲得最大的滿足。因此，與內向型的信仰神秘主義方法比較，這是一條往外努力的信仰關係。為了實現他們的信仰目的，信仰者不再注視信仰對象自身，而僅只是關注自己的私利和權欲。
為此，一種神秘的毛澤東信仰，不但把個人與偉人合為一體，消釋了個人與偉人之間的精神隔膜，同時也使私人的神秘、個人的私利得到了基本的滿足。在此，樸素的老百姓信仰者走的是內向型神秘主義路線，借信仰說事的則走的是外向型行動主義路線。一神秘，象徵了社會期待；一行動，表達著利益追求。涇渭分明，難以混淆。
值得指出的是，所謂神秘主義，乃是一種個人與超越對象進行交流的一種形式而已。在這種形式之中，世界與自我都會遭到絕對的否定，人的個性被分解、消散，最終被吸入與那無限神性的合一之中。不過，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權力、利益與信仰之間那種奇特的整合形式，是基於權力、利益的私人化信仰。偉人是一精神個體，而對偉人的信仰也是個體的選擇，至於那些借用了這種私人化信仰來表達私人目的的說事者，最終也還是出離不了私人利益的驅動。
不過，說到底，公共權力與私人化的信仰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私人的信仰方式，很容易把個己的信仰交由其他權力關係來予以表達。這就構成了權力的合法性奧秘，以及權力與私人信仰之間所具有的那種互惠關係。因為，這一權力本身，也是私人的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所以，無論是老百姓，還是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信仰者，他們最喜歡的，依然是這種私人化的信仰方式。
在這種信仰方式之中，人們儘管可以信仰，但是卻無法為自己的信仰去虔誠、去奉獻，或者是把自己隸屬於一個信仰認同的群體信仰結構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現實欲求，去認識信仰對象，解釋信仰對象，甚至是對信仰關係的盜用。最後就會出現那種人人費解的「信仰卻不信奉」、信仰只為個己的奇怪信仰了。
信仰的信仰
回歸傳統的祖宗崇拜和聖人信仰，表面上是後現代主義的特徵，本質卻是當下中國問題的總集。因此，毛澤東信仰現象，可說是傳統中國信仰之所以延續到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基礎；而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這可象徵著當代中國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國，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際交往關係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權力信仰的重要概念。這種關係主義的信仰模式，既不以個人為主，亦不是人們常說的集體主義模式，而受制於家族、倫理、文化及其權力關係。因此，中國的神人、聖人交往關係及其信仰方法，雖然是中國人處理群己關係、權力關係和利益關係的基礎，但它卻能使中國人的信仰模式，呈現一種與家族、倫理、社會、權力之間重疊與互動的複雜關係，進而使信仰關係退居其次。它會基於信仰者在現實社會中的身份地位和權力，具體表達為不同的利益和權力的追求。
毛澤東信仰現象，實際上是當代中國社會中「信仰政治學」的現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關懷方式作為「隱喻」和實踐方式，進而展開對國家、政治、權力等現代現象的表述和批判。通過毛澤東信仰現象，我們能夠體會出一種事關中國社會、政治權力乃至改革開放合法性問題的要義。所以，「信仰政治」現象，已逐漸進入當代中國信仰社會學、政治社會學領域。
作為權力、社會問題表達方式的中國「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人交往關係及其信仰方法，雖然是中國人處理群己關係、權力關係中預設好基本模板或認知框架，以此為基礎來觀察和歸納當代中國的各種問題，進行社會評價和權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這種信仰關係在社會空間中的功能發揮，真正從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角度評價各種信仰關係在社會、政治領域內的交互作用，即達成對於信仰關係的社會性理解，以一種徹底的歷史感來認識信仰及其關係結構，應當是當代中國「信仰政治學」乃至「信仰社會學」的基本目標。其中，關於「信仰」在中國政治、思想、精神關懷方式方面的能動作用，無疑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信仰在宗教領域中是神聖良知，在社會領域中是人際交往關係，在權力領域中則是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機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麼?依舊是中國人的信仰重建的關鍵。作為神聖良知來信仰的，可為中國信仰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作為人際交往方法來信奉的，可為中國的社會交往建構理想型的社會資本；而作為權力運作合法性機制來加以利用的，則可能會增加中國政治運作的成本。
人們應當清醒的是，「佛陀菩薩+毛澤東信仰」，可能是紅色信仰的民間化路徑，作為老百姓喜愛的一種民間信仰方式而已。至於毛澤東信仰與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則可能是建構當代中國信仰格局的一條必經之路。
※民間信仰中的「玉皇大帝」
※中國民間信奉的神仙之一紫虛元君
※碧霞元君：寄託民間國泰民安夢
※中國民間圖騰虎崇拜
※《華北民間道士與法事》——不多見的中國北方民間信仰研究
※中國古代四大美麗的民間傳說
※中國民間的藥鋪小神仙
※民間流傳西漢大將軍韓信是中國象棋的創始人？
※民間信仰：最真實的中國宗教文化傳統
※中國「國飲」民間習俗
※神秘的民間信仰，為什麼中國人喜歡拜狐仙？
※生態民俗鏈和北方民間信仰
※賽龍舟發源於中國，在東亞、東南亞地區是盛行的民間活動
※六大·中國傳統民間建築巡禮
※桂東民間故事：故壘蕭蕭山民淚
※從民間信仰「白鶴大帝」看仙鶴與道教文化的關係
※做傳播中國文化的民間使者
※中國真實民間怪談《燃壽》
※柯文哲：友「中」靠日 盼與上海民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