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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圖書不僅是用來讀的,還能幹啥,你絕對想不到!

唐朝圖書不僅是用來讀的,還能幹啥,你絕對想不到!



在唐朝,寫本書可不像今天賺個稿費、掙個名聲那麼簡單,而圖書也不僅僅是用來讀的。

在唐朝那幫腦子好使、腦洞大開的大小官員們的全力創新下,寫書、讀書這樣一個風雅的事兒,居然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奇妙用法。


一、最過癮的用法:打擊政敵


用來打擊政敵最著名的書,當然是《羅織經》了,作者來俊臣、朱南山、萬國俊。「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


《羅織經》其實就是《整人經》,內容講的就是羅織罪名,陷害殺人。

唐朝圖書不僅是用來讀的,還能幹啥,你絕對想不到!



雖然歷朝歷代,直至今天,我們身邊一直都不缺乏整人專家。但真正將整人行為上升到理論高度,白字黑紙地寫下來,這書是第一本。當然,也是最後一本。


因為這書是史上唯一一本明目張胆總結整人經驗的書。


後來的整人專家,都沒有來俊臣等人如此厚的臉皮,只敢在暗地裡創新整人方法,再也不好意思將自己的實踐經驗進行公開總結了。

所以,此書實在是「整天琢磨著怎麼整人」、「不想整人但怕被人整」這兩類人士,居家旅行、殺人放火之必備良藥。這裡隆重推薦。


據說,「整天琢磨著怎麼整人」的另一酷吏周興,看過此書後,自嘆自己理論水平不夠,甘願去死了算了。


而「不想整人但怕被人整」的一代名相狄仁傑,看過此書後,決定破罐子破摔,認命了,不喊冤枉了,也去死了算了。


《羅織經》,就是這麼生猛。


當上皇帝之前的武則天,也會用寫書這招兒來整人。

她的親兒子李賢,在日益成為武則天通往皇帝寶座的絆腳石的時候,她就開始想招兒對付他了。


畢竟是親兒子,而且第一個親兒子、前太子李弘已經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武則天對李賢直接下手,顯得有點兒不大好意思。那就繞個彎兒下手整你吧。


繞個什麼彎兒呢?寫書!


武則天親自創作,為李賢寫了兩本書,一本《少陽政范》,一本《孝子傳》。

光看書名,不錯,很偉光正,很正能量啊。


別以為她是好心,其實,她這前一本書是指責李賢做不好太子,後一本書則是指責李賢做不好兒子。


潛台詞是:我就是因為你幹得不好,這才寫書給你,你給我好好學著點。


「則天又嘗為賢撰《少陽政范》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


如此一來,輿論氛圍營造完成:這兩本書讓大家都知道了,李賢既做不好太子,也做不好兒子。只是苦了武則天這個當媽的,還要辛辛苦苦地寫書來親自教育他。


多好的親媽啊!

唐朝圖書不僅是用來讀的,還能幹啥,你絕對想不到!



所以,這以後,武則天再來對李賢下手,要他的命,就順理成章了,就符合大眾心理預期了。《少陽政范》《孝子傳》這兩本書,為武則天最後拿掉李賢這個絆腳石,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為了打擊政敵,還可以假託他人之名,創作偽書。


在唐朝牛(僧孺)李(德裕)黨爭達到白熱化的時候,出現了一部作者署名為「牛僧孺」的《周秦行紀》。這本書,就是為達到政治目的、打擊政敵而編造的偽書。


那麼,一本署名為「牛僧孺」的偽書,為什麼就能起到打擊牛黨領袖牛僧孺的作用呢?


來看看書的內容。《周秦行紀》用的是牛僧孺自述的方式,說他有過的一段艷遇:


他在唐德宗貞元年間舉進士落第回鄉時,經過鳴皋山,因暮色蒼茫而迷路。忽為異香吸引,夜入漢文帝母薄太后廟。薄太后召來包括戚夫人、王昭君、潘妃、楊貴妃在內的前朝及當朝帝王的貌美妃子宮人,與之宴樂賦詩。全是美女啊。


關鍵之處來了:席間,薄太后詢問當今皇帝是誰?牛僧孺回答說是唐德宗。因唐德宗為唐代宗沈後之子,故書中的楊貴妃,戲稱唐德宗為「沈婆兒」。


酒後,薄太后又令王昭君陪牛僧孺寢宿。次日晨,牛僧孺辭去,回望廟宇,見「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


艷遇,絕對的艷遇。王昭君陪睡覺啊。


大家在口水一地之餘,別忘記了本書的關鍵,不在美女。


本書的關鍵,在於書中居然敢稱呼當今皇上唐德宗的母親沈太后為「沈婆」,無禮之至。還有,當今皇上的貌美妃子陪他喝酒宴樂!雖然,他睡覺是漢朝的王昭君陪的。


這些,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誰讀到這本書,誰就會感覺相當地「令人骨戰」。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此書肯定不是牛僧孺本人寫的,他沒有這麼大的膽子。他就是有這麼大的膽子,他也沒有必要寫成書來公開宣布。除非他精神錯亂,自己做死。


那麼,這書是誰寫的呢?據北宋學者考證,此書可能是政敵李德裕的門人韋瓘所撰,以此誣陷和打擊牛僧孺。


但就算不是牛僧孺寫的,但將他的名字與對皇上母親不敬扯在了一起。皇上就算是心中明白,不追究此事,但畢竟心中不爽。這種不爽,對景了可能就是個事兒。


牛僧孺的政敵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唐朝的著名狀元宰相張說,著名書法家歐陽詢,也曾先後上過這種偽書的當。


張說的政敵崔隱甫、李林甫,用一本《疾邪篇》,將他踢出了政治舞台。


而攻擊歐陽詢的那本偽書,居然叫《白猿傳》: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指出,「《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托總為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


這個事件倒是難得地為我們今天的人提供了大書法家歐陽詢的長相:他長得瘦,有點白,可能也不帥,因為像只白猿。呵呵。


當然,用圖書來打擊政敵也不是百發百中的。


貞觀時期,監察御史陳師合創作《拔士論》,攻擊當時受到唐太宗李世民重用的宰相房玄齡、杜如晦。「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


李世民是明白人兒,說:「玄齡、如晦不以勛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結果,陳師合此招兒不靈,被李世民直接流放到了嶺南,自己反而倒了霉。


二、最常規的用法:教育教化


唐朝以孝治天下。圖書被用來作為重要載體,以貫徹這一大政方針,政府專門下令,「詔天下家藏《孝經》」。在傳播技術手段相對貧乏的封建社會,這種家藏一本的《孝經》,發揮了難以替代的教化作用。


不僅皇帝,大臣們在公務和私人生活中也注重發揮圖書這個載體的作用。為匡救太子,幫助唐太宗李世民教育繼承人,大臣李百葯見「太子數戲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


當然吶,招兒是好招兒,但不大靈光,這位太子李承乾最後還是沒有繼承帝位的福氣。


那位把孫女嫁給了大詩人李白的宰相許圉師,他的部下有人受賄,「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一本書使貪污之人變為廉潔之士,這次的教育效果,就比較神奇。


科舉考試也是圖書發揮作用的重要方面。


唐代科舉制規定五經等典籍作為主要的考試內容。唐太宗時,以經籍文字訛謬,命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撰成《五經定本》,又以儒學門戶眾多、章句繁多,命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定《五經正義》。書成之後,頒於天下。


此後,《五經定本》與《五經正義》成為官定教科書,成為學校教育的唯一依據,亦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學子入仕,必須以官定教科書為途。


而在唐朝與少數民族的交往中,圖書還可以充當結好的媒介。回鶻「嗢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為《異域歸忠傳》寵賜之」,這是希望以這三十個異城歸忠者為榜樣,加強對周邊少數民族的羈縻與統治。


當然,圖書作為政治教化的載體,不僅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負面的影響。


唐朝以孝治天下的氛圍中,「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贏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


以子女身上的肉,作為藥物來給父母治病,此舉今天來看,不僅於事無補,而且荒誕不經,但在當時卻蔚然成風,這其中圖書所起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三、最官方的用法:行政管理


唐時作為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是唐王朝治理天下、頒布政令的主要機關。有些圖書則被作為頒布政令的主要依據,如《十道圖》。唐朝一共有三種《十道圖》,即《長安四年十道圖》13卷、《開元三年十道圖》10卷、李吉甫《十道圖》10卷。


《十道圖》的編撰,顯然有掌握全國州郡疆域區劃、山川河流等的地理需要,更重要的還有為實施各項政令提供依據的政治需要,大凡考定俸料、土貢、戶口、賦役時都需要以它為依據。因此,《十道圖》受到了理所當然的重視。


李吉甫就曾以宰相之尊,親自主持編撰了10卷《十道圖》。另一大臣賈耽「尤悉地理」,先後撰寫了《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海內華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貞元十道錄》等圖書,這也是在為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提供最基本的依據。


皇帝也深感掌握基本情況才能更好治理天下。唐宣宗就曾要求大臣韋澳為此而專門著書。韋澳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剌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誌,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


其書修成後,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這說明皇帝由韋澳所編圖書了解了各州的民情風俗,任命州刺史、治理天下就更有了針對性。


談到圖書作為行政管理的依據,不能不提到唐朝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一部官修大型圖書——《唐六典》,「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

唐朝圖書不僅是用來讀的,還能幹啥,你絕對想不到!



關於《唐六典》的性質一直有爭論,大師陳寅恪先生認為「其書在唐代行政上遂成為一種便於徵引之類書」,甚有見地。


實際上,《唐六典》編成後,唐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雖不能說全然照此辦理,但的確不乏徵引的例子,因此說《唐六典》對唐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很大幫助,應是毫無疑義的。


四、最另類的用法:爭奪儲位


圖書在唐朝尤其是前期的儲位鬥爭中,也成為一種爭奪儲位的工具,見諸史籍的有李世民、李泰二人,其中李泰最為典型。


李泰之所以選擇圖書作為工具,其原因在於:


一是圖書提供了一種成就「名王」名聲的有效手段。「十二年,司馬蘇勖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為美,勸泰奏請撰《括地誌》」。圖書的編撰,至少可以為李泰帶來善文學、重儒雅的名聲,而這種名聲在儲位鬥爭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圖書的編撰活動為李泰提供了名正言順的與大臣聯絡交通的途徑,從而形成一股擁戴自己的政治勢力。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允許下,「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招引了一批大臣到自己的府第進行圖書的編撰工作。而這些人和李泰在一起,肯定不只是編撰圖書那麼簡單。


在整個唐代,皇子與大臣之間未經允許的聯絡是嚴厲禁止的,弄不好還要惹上殺身之禍。唐太宗在這個問題上對李泰如此寬容,實際上是在引導李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


三是圖書的編撰活動為唐太宗特殊寵愛李泰提供了理由。「十五年,泰撰《括地誌》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已有優厚的賞賜在前,「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逾於皇太子」。

唐朝圖書不僅是用來讀的,還能幹啥,你絕對想不到!



這裡特彆強調李泰的待遇超過了皇太子,說明他獲得了唐太宗的特殊寵愛,在爭奪儲位之路上又邁出了一大步。


只是可惜,這個李泰最後還是沒有實現夢想,登上皇位。


五、最功利的用法:謀取官位


書寫得好,還可以為個人謀取官位。唐朝這樣的例子,倒是很多。


岑文本於貞觀元年「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於帝,擢中書舍人」,一躍進入政府機樞中心。


房琯於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為自己一生仕途贏得了一個良好的開頭。


韋弘機、李憲分別出使西突厥、回鶻,就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分別寫出《西征記》《回鶻道里記》,結果一個「擢朝散大夫」,一個「遷太府卿」。


寫書,畢竟是好事兒,即使不為謀取官位,至少也可以為自己謀取一個良好的聲譽。


武則天覺得她小情人張昌宗的名聲太壞,就想利用圖書編撰為他賺點好名聲。「以昌宗醜聲聞於外,欲以美事掩其跡,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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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張昌宗作為男人,卻以色事人,這是寫多少本都掩蓋不了的醜事。所以,他的《三教珠英》白寫了。


此事雖然武則天未能如願,至少也能證明,她很重視利用圖書來謀求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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