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驍驥：被平台綁架的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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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被不少互聯網觀察者認為是自媒體爆發的一年。從寫作的角度來講，確實如此。每一個寫作者似乎都開足了馬力，開啟了每天寫一篇，甚至每天好幾篇的寫作「魔鬼模式」。前些年，有一些相識的作者還對我拿腔拿調地說，哎呀寫作是要惜字如金的，文字是要用時間來養的。所以，他每周只寫一篇東西，其餘時間找靈感。誰料幾年一過，新媒體排山倒海呼嘯而來，我發現當年提倡「文字要時間來養」的那傢伙現在自媒體號更新得比誰都勤。我對他說，你看你也扛不住了吧，背叛了你自己的主張。對方回了我兩個字：呵呵。

我認識的寫作者分兩類：認同新媒體的和不認同新媒體的，不過現在似乎這兩類越走越近，難以區別，大部分人已改變了當初的立場，紛紛湧向原本已經擁擠不堪的新媒體寫作平台。作者的趨之若鶩有一個大的行業背景是，2016年的整個傳媒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媒體的寫作平台集中湧現，以至於有人說：平台太多，作者都不夠用了。與前些年的微博、微信、今日頭條等等單一平台不同，今年的自媒體寫作平台數量已經井噴到讓人眼花繚亂的地步。

四大門戶都建設了各自的自媒體平台，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也在開始運營自媒體平台。在這類大型自媒體平台之外，眾多細分行業的大大小小的自媒體平台多如蟻穴內密密麻麻的螻蟻攢動。經常，我會在微信和微博收到陌生人發來的信息：老師，我們是XXX自媒體平台的，誠摯邀請您入駐。我打聽了一下這類平台的背景都是啥。原來，他們的背景是從賣煙、賣酒到賣理財產品的公司，以及連自己都說不清自己賣啥的公司。總之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們不敢做的平台。還記不記得經濟學管這一窩蜂的現象叫啥？泡沫啊。我可以大膽地預測，媒體行業下一個「產能過剩」最嚴重的領域必將在自媒體平台出現。

只要你不是團隊化內容產出（據我所知，至少一半以上作者並非團隊化寫作），那就意味著你得一個人每天花大量時間盯在辦公桌前寫寫寫，寫到天昏地暗。我不知道90後作者是否會有困難，但就我的年齡層而言，每天幾篇稿的直接結果就是稿件質量呈自由落體下降，並且，寫作套路和我們之前受訓練的那套嚴格的寫作方法也基本不挨邊。

但也有不少作者轉念一想：既然現在的江湖信奉「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咱就採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一篇內容，多處發表。於是，我看見很多作者每天花時間最多的事情不是讀書寫作，而是把文章拷貝複製到n個不同的平台，然後根據不同平台的特點修改標題、導語和配圖，然後看著手錶點擊發送按鈕。這一圈發布下來，一兩個小時時間說沒就沒。接下來，開始忐忑地盯著各個平台的後台統計——多少讀者閱讀，多少人點贊，多少人打賞。這一套監控流程走下來，半天的時間就沒了，然後作者又得花好幾小時時間構思寫作第二天的內容……如果我們再把一天中其他零碎的時間，諸如吃飯、上廁所、出門、睡覺等等算上，24小時基本排得滿滿當當。我想，那些自媒體人是根本抽不出時間看書的。其實也沒那個必要，產量的重要性永遠是第一，質量與呵呵是近義詞。我想，我們今天至少已經在寫作的層面成功實現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其中，「快」字排在最醒目的位置。

以上的描述，看起來有些搞笑，甚至帶有點漫畫性質。確實，我是綜合了自己的所見所聞，也包括個人的一些體會，描述了以上的寫作場景。但這個場景卻不是起到逗人一樂的作用那麼簡單。我其實想借這個話題表達自己的一個體會：寫作的某一個時代已大致結束了，今天的寫作發生了質的變化。作者，實際上已經被平台綁架了，成為了寫作的反義詞。

讓我們把話題扯遠點先。縱觀人類寫作的整個歷史，拋開結繩記事的史前時代不說，從文化昌明的時代開始算起，大概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神性寫作、知識精英寫作、大眾傳媒寫作、互聯網寫作，以及今天這種「不是寫作的寫作」。

神權時代的寫作，知識均被教會壟斷，掌握知識的人幾乎都是神職人員，他們寫稿子就跟寫福音似的，一動筆就大有「代表上帝說話」的勢頭。那個時候，老百姓也傻的可以，識字率極低，書籍並不普及。各位還記得英式英語裡邊「教授」的單詞怎麼拼寫吧，寫做「Reader」。為什麼教授的字面意思是讀者呢？原因在於當時老百姓不識字，書籍也很少，只有神學院的教授才有書。於是，向無知的群眾大聲宣讀書中的文字成了教授們的工作。這應該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自媒體式熟人傳播吧——聲音是媒介，無知的群眾就是粉絲。

轉眼歐洲宗教改革來臨，之後的啟蒙主義思想成為主流，這套舊的規則漸漸玩不轉了，新的知識傳播體系取而代之。這套體系是由知識精英掌控世界上的主要知識，同時他們也負責傳播這些知識給群眾，但這時的知識已經不具有宗教神性，而瀰漫著一股精英主義的氣息。托印刷術的福，書籍的數量多起來了，文字傳播也遠比以前更廣，但寫作門檻依然是相當高的，新知識分子階層利用知識壟斷權加上用工業化印刷的新手段刷了大量粉絲。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臭脾氣，大概就是從此時養成並延續至今，已綿延有數百年歷史。

再後來，電報電話發明，新聞傳媒業進一步拉低了寫作門檻，有個叫做「專欄作家」的新物種出現了，他們搶了一些知識分子的風頭。這情況和今天有幾分類似，也是屬於平台多了，寫作者不夠用造成的。當時的平台，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還很落伍——報紙。

也就是在從知識分子的精英寫作到市場化的傳媒寫作這兩個歷史世代的過渡期，有一位偉大的讀書人對他所處的世代和寫作進行了啟人思考的剖析。此人名叫瓦爾特·本雅明，他寫過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作為生產者的作者》。在文章里他說到，機械大生產時代的寫作者，就好像流水生產線上的工人一樣，他們所進行的事業已經不再是寫作，而是「生產」，因為作品具有了時效性，或者叫保質期。一旦過期，就不再具有價值。

這種為了迎合讀者趣味的定時定量寫作和自動化工廠的機械大生產如出一轍。因此，報刊專欄作家被本雅明視為妓女一樣的存在，他們只是在定期出賣自己的文字，而文字本身從神權時代和知識分子精英時代繼承而來的神聖感和古典式美感已經破壞殆盡，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商品。

如果我們承認本雅明把報刊作者喻為妓女的比喻很恰當，那麼，在今天，寄生於移動端的自媒體作者又像是什麼呢？我認為，就從事寫作的人的具體表現和盈利模式來看，妓女的比喻確實有些不合時宜，那是上個世代發生的事。現在的媒體並不直接支付作者稿費，交易並不在媒體和寫作者之間直接發生。平台的作用是為作家導入流量，然後按廣告分成計費，並且還增加了讀者打賞功能。這時的作者收入，已經不是按交易次數計算，而是按圍觀的人數計算。這個模式更像是街頭表演賣藝的藝人，類似於《水滸傳》里打虎將李忠之流的角色，靠賺吆喝賺賞錢混生活。讀過水滸傳的朋友還會注意到，李忠除了賣藝之外，也向圍觀群眾兜售一些私家產品，例如跌打葯和狗皮膏藥等，這不就儼然是今天作者們在文章中植入的微商廣告和軟文嗎？

從被媒體包養的妓女，到行走江湖到處吆喝的藝人，寫作者在今天完成了個人身份的華麗轉身，我們必須大方承認這個事實，不要覺得有什麼難為情的。這不是寫作者的責任，而是因為時代變了，經濟環境變了，寫作這個工種的內涵也跟著變了。前段時間流行過一篇文章《為什麼寫作者應該告別微信公眾號》，但道理說破天，也完全不頂用，大夥還是一窩蜂往自媒體上撲。傳統媒體眼看著一個個倒了，廣告也在往自媒體上轉移。最近讀了Business Insider智庫的一個報告，說是原生廣告（Native Advertising）已經佔到全球社交媒體廣告總量的約40%，這些與文字內容緊密整合，更容易吸引用戶關注的原生廣告，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媒體的植入廣告。區別在於，誰植入得更自然一些。寫作者PK的技能是這個。

由於內容生產模式的轉變，今天的寫作者不得不在多個平台更新自己的文字。賣藝的地方多了，圍觀群眾打賞的機會自然更多，獲得原生廣告植入得機會也就更多。不過，照這趨勢發展下去何時是個頭呢？暢想一下，在遙遠的未來，歷史學家回顧我們這個時代大眾媒體上的經典文字時，肯定會莞爾一笑，覺得非常有趣。那會是一種什麼感覺？試想，我們的中學生在課堂上閱讀梁實秋、魯迅之類的作者文選時，卻在需要背誦的正文里讀到了植入廣告。比如《蒼蠅與戰士》里寫道：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終究不過是蒼蠅——請購買戰士牌蒼蠅拍。

這該是一種多麼酸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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