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澤雄：市場太多只會尖叫的膚淺學者

在股票市場傳道的人，不怕沒人聽他講話。

——塞繆爾·約翰遜

他(泰戈爾)一生志在只創造美的事物，只說真話。這需要自律和異乎尋常的耐心與正直。在寫下他的社會、文化、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的時候，他努力不過分簡單化地講出複雜的真理，也許正是如此，聽從他的人比較少。

——以撒亞·伯林

一

「簡潔是智慧的靈魂，冗長是膚淺的藻飾。」這是經常為人引用的莎士比亞格言，但引用者可能忽略了以下因素：格言出自《哈姆雷特》里著名的婆婆嘴、老滑頭波洛涅斯之口，並且，當波洛涅斯接著表示「我還是把話說得簡單一些吧，你們的那位殿下是瘋了」時，讀者知道，老滑頭看走眼了，哈姆雷特王子沒瘋。所以王后聽完他嘮叨後，當場教訓他「多談些實際，少弄些玄虛」。——結合劇情我們發現，無論「簡潔是智慧的靈魂」含有多少至理，以此聲稱的那個傢伙，恰恰距這種「靈魂」最遠，他每個毛孔里都翻飛著「膚淺的藻飾」。——只要想到波洛涅斯，我就會警惕簡單(或簡潔)與智慧的關係。我相信，那不是一個簡單的等式。

通常，提供一個觀點，必須輔以相應論據和論證。論據論證之於觀點，好比橋樑的設計載重量之於通行車輛。老派嚴謹的學者，即使提供了足以承重30噸的論據論證，也只敢在上面通行10噸重量的見解。相較於觀點的醒豁，他們更在乎結論的牢靠，惟恐貽笑大方。在公共世界混個臉熟的尋常知識分子，就不願採納這種做法了，他們是文字效益的追求者，深諳影響力的生成法則，有時只要在水面上隨意鋪設幾塊紙板，就敢在上面飆車;甚至，見到幾片浮萍，也敢於驅動一支摩托化文字大軍，在水面上隆隆疾行。換在現實的物理世界，此法將使觀點脫軌，製造出一場思想車禍，但文字世界具有虛擬性，一篇題旨宏大、語句優美卻骨質疏鬆的文章，未必不會帶來喝彩，作者還可能認為自己展示了一種「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超級技藝。反正，只要觀點無需像股評家那樣次日接受檢驗，他就不必擔心什麼。一般說來，立意高遠，且短期內不會被證偽穿幫的觀點，特別招某些人士喜愛，比如，侈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儒學將復興中華文明」，就是件回報率很高的思想投資：零風險，且能令說者豪情萬丈，作睥睨天下狀。

我以為，漢語中某些套語，如「一言九鼎」「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四兩撥千斤」等等，智性功能被高估了，它們常常起到酒精作用，慫恿作者放膽胡來。

分清一個觀點算簡單、簡潔還是簡明，並不容易，但無論看上去多簡單，作者都希望被解讀成簡潔和簡明。「知識就是力量」固然不等於「力量就是知識」，但萬一讀者不計較，「有力量」就有望冒充「有知識」和「有思想」了。英國小說家毛姆晚年嘗如此自嘲：「那個時候警句流行，我也喜歡用警句，我把我的信念寫成了一個句子，默默念誦：『隨心所欲，可要注意街角的警察。』我到24歲時，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它以兩條規律為基礎，事物的相對性和人類的圓周率。後來我知道，這兩條中的前一條並不是什麼獨創的發現，後一條也許含有深奧的道理，可是我絞盡了腦汁，這一輩子再也記不起我當時究竟說的是什麼意思。」

說到簡單句式中的力學軌跡，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常常比知識分子拿捏得更准。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何等雄強有力!即使不夠嚴謹，誰在乎呢?當務之急是展示帝國首相的民主意志，讓民眾認同自己的主張。一句雖有破綻但能讓大眾產生鼓掌慾望的靚語，效果遠在讓人提不起精神的萬言陳述之上，愛默生是怎麼說的：「有時候，一聲尖叫勝過一篇論文。」英國學者朱利安·巴吉尼曾如此質疑布萊爾：

這個語錄體說得太簡單化了——例如，新生兒就只有權利而不需承擔責任。即使是把這種明顯的特例拋諸腦後，我們也可以更鄭重其事地對此進行討論。如果我們在一個社會中享有權利的話，那就意味著人們有責任來維持或是不侵犯這些權利。權利的普遍存在，並不必然伴隨著責任。

說得正確，但因此懷疑布萊爾先生不明事理，似大可不必，他想必就是明知故犯。同樣，奧巴馬2008年競選美國總統時，用鏗鏘有力的身體語言和迷人的微笑，反覆強調一個口號：「我們需要改變。」以奧巴馬的學養(有美國學者認為，奧巴馬更適合的工作不是總統，而是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當然知道這句口號指向茫然，缺乏明確的政策指導性，因為「改變」是個中性詞，窮人變成富人是一種改變，富人淪為窮人也未始不是一種改變。但在面對選民時，他相信，憑藉自己富有磁性的嗓音，「改變」會生出一種巫術般的蠱惑力，足以讓選民相信，他舌尖上的「改變」，不多不少正是選民內心期待的那個「改善」。面向公眾的奧巴馬不必一五一十地縷述「改變」的具體內容，否則，他說得越多，遺漏得就更多。簡潔陳述里的無窮破綻，正好構成修辭術里的無限玄機，以便誘使每個人以為，改變將無所不在，且正好如我所願。

「9.11」之後，小布希總統說過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每個國家都必須馬上做出決定：要麼站在我們這邊，要麼站在恐怖分子那邊。」其實，這是一種常見的濫用修辭術，即，當存在多種可能時，只提供兩個選項，假裝它已窮盡了一切。朱利安·巴吉尼指出：「對於小布希提供的選項，至少還有一個很明顯的選擇，那就是在反對恐怖主義的同時，也反對美國人最擅長的這種處理恐怖主義的方式。」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假定小布希沒有研修過基礎邏輯課程，他多半知道這個表述有欠斟酌，但他更在乎該表述擁有的超凡力量。既然魚和熊掌不可得兼，那就先挑狠的說，至於嚴謹的步驟和方略，不妨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里，與自己的高級同僚細細參詳。

有意思的是，朱利安·巴吉尼在《大論戰中常見的思維陷阱》一書里，還聳了聳肩，說出如下事實：

如果對於這種錯誤的二分法太過嚴苛，就可能會失去很多偉大的格言。「生活要麼是一場偉大的冒險，要麼什麼也不是」——語出海倫·凱勒。嗯，雖然實際並非如此，但是我能理解她的意思，並且這話說得很在理。安東尼·羅賓斯的格言與此相似：「生活中你需要的不是靈感就是絕望。」馬克斯·勒納說得更好：「人類將要麼學會像兄弟一樣活著，要麼像野獸一樣死去。」這句話即便從字面上講是錯的，但仍然很有說服力。

我們還知道，美國獨立戰爭的偉大鼓吹者托馬斯·潘恩也擅長這種文字魔術：「政府要麼產生於人民，要麼就是騎在人民的頭上。」乍聞之下沒啥問題，還特別提氣，但正是在潘恩矛頭指向的那個國家——他的祖國大英帝國，這句話難以成立：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政府非但沒有「騎在人民的頭上」，還成了現代代議制民主的源頭。再想，美國獨立戰爭前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本也誇張過度，當年的英國統治者並沒有置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於死地的意願，但不可否認，這句話華麗麗地推動了歷史。「一聲尖叫」擁有無窮法力。

二

明知簡單表述不等於智慧，卻仍然痴迷於簡單，這是因為表述者面向公共世界，他們的見解無需接受學界精英的質疑，衡量他們成功的指標，不是學術界的內部評議，而是投票箱、書籍銷量和網頁上的點擊率。所以，他們必須學會普通人喜聞樂見的表達。沃爾特·李普曼在《公眾輿論》里，曾如此概括民眾的愛好：

我們顯得那麼愛好絕對。因為我們不喜歡修飾性的副詞，嫌它們會把句子堆砌得亂七八糟，干擾不可抗拒的情感。我們更喜歡的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我們厭惡有點、大概、如果、或許、接近、差不多、幾乎、一時、部分等等詞語。在我們無拘無束的時候，我們會把一切前景都說得那麼絕對——百分之百、到處，永遠。

參照這份愛好，必須承認，潘恩、布萊爾、奧巴馬、小布希等人那麼講話，並非不學無術，而是因為洞悉人心的奧秘。李普曼還認為，「人群越龐大、越複雜，最終的統一意見就會越模糊、越簡單。」這個指點，簡直構成了政客和普通知識分子的速效還魂丹。指揮二戰走向勝利的英國首相丘吉爾說過：「戰爭的情形總是這樣的，不論指揮戰局的最高領導有什麼疑慮，戰場上的將軍無需了解，他們只應當接受簡單明確的指示。」大概，一個人對自己的地位和特殊性擁有充分自信，就會傾向於把話說得簡單;唯其簡單，聽上去才更像一道命令和指示，或，一種巫師的預言，一道光輝的神諭。

學者指出，盧梭的思想當年顛倒眾生，不是因為其內在深刻性，而是因為該思想得到全面簡化，可以像乘法口訣表那樣指引社會。我們聽說，盧梭名著《社會契約論》當年乏人問津，銷量寥寥，但沒關係，以羅伯斯庇爾等人為代表的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自認是盧梭的學生)，成功地把盧梭思想濃縮為一組等式。法國學者雷蒙·布東在《為何知識分子不熱衷自由主義》一書里寫道：「盧梭和其他的啟蒙思想家所獲得成就的關鍵在於那些傳播者成功地將他們的思想概括為了一系列概念關聯的形式：傳統=不公正=不平等=專制=停滯=壓迫;理性=公正=平等=人權=進步=自由。」

看上去很幼稚不是?但一場充滿血腥的大革命，就此被引發了。思想被簡化為一組尖叫，遂無往而不勝。

約翰·洛克厚厚兩大卷著作《政府論》，緣起於當時一篇為世襲君主制辯護的霸道論文，洛克表示：

當我細心讀了這篇論文以後，發現一個那麼大的結構卻建立在這樣一個簡單假設的基礎之上時，我幾乎不能夠相信我自己;因為在他那篇以駁倒人類的「天賦自由」這一「謬誤原則」自許的論文中，他只以(人類始祖)「亞當的威權」這一簡單的假設來立論，而沒有對這個「威權」提出任何證據，這就令人難以相信了。

幸運的是，這一「簡單的假設」引出了洛克的長篇大論，現代公民政府的理論基石，由此奠定。試想，假如那個「簡單的假設」當真不值一駁，洛克就不必如臨大敵，他鄭重執筆，顯然意識到了簡單中的陷阱和漩渦。簡單也許意味著愚蠢，搔到癢處的愚蠢卻不見得缺乏力量。再想，托馬斯·潘恩針對君主世襲制的那個著名批評，論證方式同樣失之簡單。他在《常識》里寫道：

無數個萬分有力的確證表明，國王享有世襲權是荒謬的;這個證據就是：天意並不贊成這種辦法，否則它就不會常常把蠢驢而不是雄獅給予人類，從而使得該項制度成為笑柄了。

的確，讀到令我們欣喜的結論時，哪怕失之簡單，我們也會加以肯定。而在洛克奮筆批評前，世襲君主制的贊同者，八成也會把那個強調「亞當的威權」的蠢貨，視為思想英雄。這說明，簡單表述即使不等於真理，也常會被誤認為真理，只要它正中下懷。

三

長遠來看，擁有最出色頭腦、最縝密思想、最犀利洞察力的人，將享有盛名，但在知識的短期市場，目光如豆、思維憊懶卻又熟諳尖叫美學的人，照樣可以分享知識人的榮耀。

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里提到一位貝塔君，「他越是寫得過火，越是受到讚揚。人們期待他的作品具有吶喊、狂熱、明白易懂、有傾向性的特點。那些黨員作家之間(貝塔那時已經入黨了)展開了競賽，看誰寫的東西更能令人理解、更簡單明了——這樣一來，也就抹掉了文學和宣傳之間的界限。」寫作之於貝塔，「就像是成癮者服用麻醉劑一樣，當他放下筆時，他就覺得自己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儘管實際上，他的文章中沒有一句出自他本人的思想，……他所從事的活動就像士兵在列隊行進一樣。」

記憶中，上世紀80年代初，一批歐美高等院校的學者來到中國，與中國的電影工作者進行學術交流。令中國同行驚掉下巴的是，這些學者有本事從任何影像里挖掘出連該片導演都不曾設想過的神秘含義，主要是各種性象徵。事後回想，他們將所有洞狀物視為女性暗示、所有柱狀物視為男性象徵的做法，像粗淺的填空遊戲，不值一哂，但關鍵不在這裡，關鍵在於他們使用了一些時人莫測高深的字眼，如「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結」、「肛門期」。

當時我正在某大學中文系就讀，之前聽過一個關於弗洛伊德的講座，好像還讀過幾本小冊子，如《少女杜拉的故事》，總之，我知道這些新名詞的厲害。與人交流時，如能從嘴裡不時吐出「潛意識」和「戀母情結」，就會產生一種令人自愧不如的魔力，自己也彷彿喝高了，好像學問大有長進。當然，這是一種病，但該病的疑難處在於，分明說者有病，卻能讓無辜的聽者以為自己病得不輕。

讀西方有識之士的文字，我發現，這種病症極為常見，且盛行於高等學府和知識分子中間。蘇珊·桑塔格早就指出，「那些想從(伯格曼電影里的)坦克意象中獲得一種弗洛伊德主義闡釋的人，只不過顯露出他們對銀幕上的東西缺乏反應。」耶魯大學文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里，曾將那些僅憑几個學術流派的術語就在高校里招搖撞騙的學者，一概歸為「憎恨學派」，即，他們研討學術的方式，恰恰表明他們憎恨文學、憎惡真理。而布魯姆教授之所以滿腔悲憤，則是出於如下事實：這些只此一招的高校笨伯，在知識界取得了過於廣大的成功。

有本有趣的學者小說叫《哈姆雷特謀殺案》，作者阿瑟·伯格顯然是布魯姆教授的同道，在該書第一頁，主人公——一家學術刊物的主編——惡狠狠地寫到：

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腦袋瓜——那個視男人如寇讎的婊子、女性主義評論家娜斯塔西婭·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是我用槍殺了他——那個偽馬克思主義的騙子、評論家鮑里斯·傑姆遜-凱爾涅洛夫;……上帝保佑，我還同時幹掉了那個白痴變態者——弗洛伊德的徒孫美蘭妮·榮格弗洛伊德，還有社會學評論家萊弗·巴克。

被作者用想像中的兇殺方式除掉的，都是讓他厭惡的新潮學術明星，他們最大的本領就是「一招鮮，吃遍天」，可以藉助幾條左右逢源的解釋圖式，獲得學術盛名，然後整天打著「波音的」，在學術的「小世界」(戴維·洛奇語)里風光無限。比如弗洛伊德的忠實信徒美蘭妮，其能耐在於：「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文學批評生涯里，她總能在別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徵。」另一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職業批評者凱爾涅洛夫，則只需記住哈姆雷特說過「丹麥是一座監獄」，就可以證明丹麥王子「深受人民愛戴」，從而自如地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來解剖莎士比亞了。

雖然知識分子的原初涵義里包括著智慧，人們也一直將最高的頌讚給予那些擁有深刻見解的偉人，但在公共的思想市場上，思維簡單且擅長尖叫的人物，往往成為知識時尚的弄潮兒。「為巴勒斯坦的事業孤身一人奮戰」的著名知識分子愛德華·薩義德抱怨道：

伊斯蘭世界有十億人，數十種不同的文化，六七種主要的語言(包括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伊朗文)，這些都散播到三分之一個地球上——但是英美的學院知識分子卻只把它們稱作「伊斯蘭」，這種說法不但太過化約，而且在我看來不負責任。他們借著單單一個字眼似乎就把伊斯蘭當成一個簡單的客體，對於上下1500年的伊斯蘭歷史提出概括的看法，大談伊斯蘭教與民主、伊斯蘭與人權、伊斯蘭與進步是否相容，並妄加論斷。

我們往往喜歡投己所好的觀點，我們肯定一種看法，未必因為對方高明，而是對方恰好說出了符合我們預期的內容;肯定對方其實是變相安撫自身。有人曾評論托馬斯·麥考萊的《英國史》：「一般大眾和麥考萊的想法相同，用買書的方式與他彼此呼應。麥考萊受同代讀者的歡迎，原來不是因為他比讀者高明多少，而是因為他並不比讀者高明多少。」我沒有讀過《英國史》，不敢置評，但這種現象的確存在。

成功學大師拿破崙·希爾在其名著《成功素質訓練教程》里，曾指導人們學會使用「自我暗示」，他開出的藥方，似乎揭示了「簡單」的秘鑰——位居第一的秘方就是：「簡潔：你的句子要簡單有力，例如『我越來越富有了』。」倘此法有效，我猜，它也同樣有助於給他人催眠，有助於解釋「簡單」在公共世界的神奇力量。當然，秘方之妙，在乎秘而不宣，所以，沒有哪位知識分子樂於承認自己觀點簡單(他只會強調簡潔或簡明)，而一旦他想批評什麼人，最可能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是強調對手觀點簡單且不值一駁。潛台詞是：我可以簡單，你不能。我的簡單直指心源，具有牛頓力學般的超級簡明，你的簡單只不過證明了你頭腦失靈、思維低下。一個令人喪氣的公共討論現象是，任何觀點，只要遇到決意與他為敵的人，幾乎一次不曾得到善待，它們必然會被簡單對待，並被冠以「簡單化」的惡名，哪怕雙方彼此彼此。

總之，在理當富含智性教益的知識分子世界，那些乍看之下應該遭到淘汰的簡陋觀點，事實上卻有著蓬勃生命力。雷蒙·布東認為：「很多知識分子專心於創立一些過於簡化的理論，不過這些理論在思想市場上並沒有遭遇到太明顯的困境。」這正是思想市場的困境，我們無法躲避簡化的理論四處擴張，理論越是簡單，越會懷抱不切實際的雄心，試圖解釋一切。換言之，每一種擁有簡單圖式的學說，都懷有一種神聖羅馬帝國的野心，結果卻如伏爾泰所嘲：既不神聖，也無關羅馬，更非帝國。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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