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製造了「八國聯軍」
文/楊東曉
1900年，八國聯軍軍隊與義和團激戰
公使團5月20日聯席會充滿火藥味，金髮藍眼的德國公使克林德釋放了他致命的爆脾氣，這個具有日爾曼血統的47歲男子，再也不想聽公使們發動海軍示威、派海軍陸戰隊護館之事爭論了。
他站起來號召另外10個國家「大家都把底牌亮出來吧，我們談些實質的問題，中華帝國行將崩潰，我們把中國瓜分了算了——你們都想得到多大地盤？」
克林德以為自己說出了各國公使在心中盤桓多時而沒敢說的話，時至1900年5月20日，駐進北京東交民巷的11個國家，雖然都在中國各劃地盤，但還真的沒有人在言語或文字中明目張胆地提出「瓜分」一詞。
他們對中國時局各有自己一套盤算，既得利益在眼前，誰也不想一下子打破這個格局，所以，面對起事數月的義和團運動，公使團內部仍然是一盤散沙。
摸不透的底牌
德國外交大臣發來電報，嚴厲批評了克林德。英公使竇納樂注意到，此後一段時間，克林德一直很抑鬱，幾次聚會他都不再多言。
這段時間竇納樂話也不多，他曾經想面見慈禧，跟中國太后陳述變法與否的利害，被英國外交部阻止了。
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次官伯蒂在6月初和德國駐英大使哈茨菲爾德的密談中透露了英國政府的擔憂：法國和俄國對中國有著更大的企圖。
但伯蒂並沒有告訴哈茨菲爾德，他自己正處在猶豫之中，要不要向英國政府提出改變對華政策呢？公開支持光緒的維新？反正他本人對慈禧不抱信心了。在他看來，直接干涉中國內政，除掉已經當國40年的老太后才是英國利益所在。
從竇納樂的英館往南兩三百米，就是俄館，俄駐華公使格爾思是私下裡與中國政府和官員接觸最多的人，竇納樂知道這位鄰居是個兩面派。
拳亂以來，公使團就已經相約，不再單獨與中國官方聯繫，要麼就以公使團全體成員的名義照會或溝通，但是格爾思不怕惹眾怒，經常秘密約會中國總署大臣。公使團里幾乎所有人都對格爾思和他的國家存有疑心。
而俄國人眼裡中國東北廣大地帶，同時也一直存放在日本人的心中，儘管這塊土地的面積遠遠大於日本國土。這就使得日本人更不敢掉以輕心，俄國的下一個目標會不會是日本？
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是公使團中少有的研究中亞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的專家，曾經考察中亞地區和中國的新疆。他一直按兵不動，相機行事。
武官柴五郎是日本最早的中國通，他曾經分析過：中國國勢衰微，西方以租借的名義或乾脆掠奪走一部分土地，加之大批傳教士湧入，對教民實行法外保護，從而使教民有外國勢力可倚，為所欲為，肆無忌憚。
西德二郎和柴五郎很清楚，同為在華既得利益者，西方人並不把他們當回事兒。雖然在戰略上沒把日本人看在眼裡，但是公使團卻在任何「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盯死了日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甲午戰爭後，俄、德、法這些老牌得利者為了遏制日本在華勢力的發展，曾聯合迫使日本放棄了《馬關條約》中規定的中國割讓遼東半島，這件記入歷史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以俄、德「勸說」日本有功，漁利膠東半島而結束。
英館離其他幾個館有著一條御河的間隔，英館能看到另外10個國家，相互眼睜睜地瞅著，誰也不想讓別人多咬中國一口，要咬，大家一起咬。要攻，群起而攻之。這就是1900年的列強與中國的關係。
在竇納樂看來，中國的利益就是英國的。沙俄在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清政府，而是佔有長江流域的英國人。深得中國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一直想聯手英國對付俄國，看起來很像三十六計中的第二十三計「遠交近攻」。
除了俄國，竇納樂眼中還有一個敵人，就是德國。德國強租膠州灣時，英國無法像迫使日本「還遼」那樣強迫德國，但他也不甘「落後」，馬上借了威海衛才覺得不致於失衡。
正是這種相互鉗制，限制了任何一強在中國的肆意妄為，並促成了他們在重重矛盾中尋求統一。
錯把中國當非洲
在對20世紀初中國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強很快就得到了統一：中國和當時的非洲一樣落後，跟中國人說話可以直接用大炮。
1861年自英法和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後，各國開始向中國派駐領事機構，後來逐步升級為公使館。
在此後30年的國際政治風雲中，世界經濟的格局發生著重要的變化，資本投資代替了貿易，在中國經商被投資能源業、鐵路並從中國抽血所代替。
最終打破遠東平衡的，是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結果，給西方列強打了一劑強心針，他們對華政策從此變得激進起來。
最直接的表現是，甲午戰爭前後在華工作數十年被稱為「中國通」的第一批各國公使，相繼調離中國，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對中國當時的國情不甚了了的新公使。這些對中國一無所知的公使，都有一個職業愛好，就是相互琢磨，在提交給本國的報告中，對他國的分析比對中國的分析多得多。
在面對共同的敵人義和團時，竇納樂很快就找到了與美、法、德、意四國的另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保護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民教衝突剛開始時，公使們並不認為事態真像傳教士們呼籲得那麼嚴重，竇納樂也覺得主教們過於誇張了。
法國人樊國梁是天主教北京教區的大主教，執掌北京西什庫教堂30多年。西方要員來京，都會因其對中國事務的了解而去拜訪。樊國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頗為顯赫，他還跟清廷要到了二品頂戴。
竇納樂從3月以來，鬱悶了一陣子，3月10日公使團揚言聯合海軍示威，倫敦得知後，批評竇納樂擅自任公使同盟領導很不當，倫敦不願意在傳教問題上和中國動武。
但是在兗州傳教的德國人安治泰和北京的樊國梁不斷向公使團和政府上報各種民教糾紛和教民死傷情況。他們上報的數字，總是以一當十，以一當百地肆意誇張。
用義和拳備戰
直隸淶水縣高洛村5月12日又發生教案。教民遇難5人，樊國梁先是稱68名教民遇難，後稱「被殺無數」，他還說拳民高舉「奉旨作戰」的旗幟。
這句話消除了公使團在召護衛隊進京問題上的心理障礙，它說明抗洋是有政府支持的。為平息「高洛大屠殺」，清政府派練軍分統楊福同前去增援，沒想到22日楊福同就被拳民殺死，還傷亡十數士兵。
公使團的關注點不在楊福同被殺上，也看不到官逼民反。他們揪住高洛村傳說中的死傷無數和「奉旨作戰」。認定清政府是拳民的後台，要驅逐傳教國。
5月20日聯席會議終於召開，而討論的結果是需要護衛隊進京「自保」。
在5月26日的第二次聯席會議上，法使再度用樊國梁的消息提醒洋人將要面臨的滅頂之災，克林德說期望清政府採取行動或調兵進京護館，只能基於清政府還能繼續存在這個前提。
竇納樂對此話的理解是，瓜分中國的時機已經到來。最後這次聯席會終於達成協議，不再舉行海軍示威，直接調兵進京。
從後來發生的一切來看，局面就從這裡開始，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進京的衛隊使得清廷高層更加不安寧，繼續增援的西摩將軍又受到了義和團的抵抗。為了西摩安全撤退，海軍又攻打了大沽炮台，清廷被迫只能宣戰。
在北京領著公使團出頭露面的竇納樂，根本不知道女王並不想讓他留在北京冒險，81歲的女王6月9日寫信給首相，說既然聯軍要進北京了，公使就沒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留守北京。
但首相明確告訴女王，竇納樂如果回英國，那北京就成了俄國人和法國人的天下了，所以竇納樂就必須堅守北京。
西摩當然知道津京一帶地面上不好走，但是他必須先帶1000多人火速趕到北京，否則就會被俄國分遣隊人高馬大地佔了先機。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早就強調，絕不能讓俄國人佔了華北。而法德分遣隊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讓俄國人搶頭功。
竇納樂沒有料到，6月10日，由於拳民奮力地扒鐵道，西摩那五列長龍般的火車氣宇軒昂地擱淺在距北京20公里以外的廊坊，最後就連退回天津都需要海軍通過攻佔大沽炮台的戰役來助其完成。
正是西摩遠征軍這次失敗，加強了清廷必勝的信心。他們沒有算一下，廊坊一役的代價是，西摩聯軍死10人，而拳民加官軍共死400多人。
挑起戰火的通牒
德國海軍上將班德曼首先指出了控制天津和大沽的必要性，但俄國對此很憂慮：如果不對中國宣戰，此類行動在國際法上無法解釋。但是第二天在俄領事館召開的聯席會上，各國只討論軍事取勝的問題，國際法不再有人提及。
窗外，天津望海樓教堂剛剛被焚毀。法國一改此前的猶豫，支持了德國對大沽炮台動武的提案。最後為了證明是集體決議，大家按官階高低一一簽字。時間是16日上午9時。
一個幾能推翻清王朝的軍事行動，以最後通牒的方式通過了，為了繞過國際法的制約，最後通牒用領事團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的名義發出。該通牒要求中國在6月17日子夜之前正式回復。凌晨兩點之前撤出大沽炮台。
歷史在這裡又拋下一個迷團，這份要求17日子夜前給出答覆的通牒，直到17日凌晨5點才送到直隸總督府。此時大沽炮台已打響了幾個小時。這顯然是外交欺詐。
儘管俄國在16日晚9點曾遞交過一份通諜，在聯軍布置妥當艦艇布局之前，幾乎不給中國留出備戰時間。大沽炮台在幾個小時後的早上8點失守。
誰殺了克林德？
公使團的強硬、大沽炮台危在旦夕（其實17日已陷落，只是還沒報給朝廷）、義和團火燒大柵欄惹了民憤，清廷在維持和平的前提下，準備遣散拳民，確實孔武有力者招入部隊。
但也就在剛剛要解散拳民的這個午夜，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洋人要向其逼宮的假情報，於是，「朝令夕改」，義和團不散解了。使出了還算克制的最後一步棋——19日下午5時，竇納樂、其他公使以及赫德都收到了驅逐照會，他們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24小時內離開北京，最後時限是20日下午4時整。
第二天，在長達6個多小時的辯論之後，竇納樂在中國最艱難的一次會議終於在推翻了各種方案後定局：各公使館分別向總署提交內容相同的照會，在延長離京期限的條件下接受最後通諜。另外，20日公使們要會晤總署的主要大臣，要求派幾位大臣親自護送公使團出京。
有10個國家的照會都遵照以上原則統一書寫，唯一不同的是德使克林德，別人是要求中國迅速做出答覆——不敢再刺激中國，只有他寫明，20日上午9點到總署會晤大臣。
20日上午8點竇納樂來到法使館參加聯席會，一個小時後中方無反應，公使們又開始怒氣衝天，竇納樂向他們解釋說，中國官員沒有晚上加班的習慣，昨天的照會，他們可能還沒看到。
克林德發了他此生最後一次脾氣，要求大家跟他一道去集體抗議。9點半聯席會休會期間，克林德怒氣沖沖地跑回法使館斜對面他的德館，帶上他的已裝上6發子彈的左輪手槍，拉上翻譯柯達士，各乘一頂紅綠呢子的外交人員小轎，衝出東交民巷。
十多分鐘後，轎子里的克林德在東單被一槍斃命。此地離他要去的東堂子胡同總署還有幾百米。他自己的左輪手槍中還剩5發子彈，誰先開槍至今是迷。
克林德之死令公使團堅定了以下想法：他們從北京撤天津的路途充滿謀殺，他們不離開北京了，各國一定要派大兵壓境才是解決之道。這一判斷成為整個義和團戰爭的拐點。
克林德死後，竇納樂和公使團成員很快就得到答覆，同意延期離京，但是由於京城已不太平，公使就不要到總署來商談了。竇納樂甚至來慶幸了一下「德使被戕一事迫使中國政府提高警惕，將政策向和平方向引導」。
正如清廷中的溫和派無法改變自己被推到菜市口處死的命運一樣，總署對於公使團延期離京的回復無法改變主戰派的決定，按照驅逐照會中的最後時限，20日下午4時，圍攻東交民巷的戰鬥正式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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