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經費從何而來？

共識君按

本文為共識網獨家策劃專題欄目「識見」第33期。

「幹革命是需要錢的，在強調「自力更生」的同時不能忽視中共革命經費來源的多樣化。」

革命經費從何而來

共識網

1966年10月，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詢問革命成功的經驗。毛總結了三條，第一條就是"有飯吃"。那麼，作為共產黨，是如何解決革命吃飯問題的呢？

一、中共早期，不應否認共產國際援助

不可否認，早期的革命家參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帶著理想主義的激情的投入革命事業中的，甚至願意毀家紓難投入革命中，比如彭湃在廣東海陸豐發動農民起義，第一個舉措就是沒收自家的全部田產。抗戰期間，陸定一父親去世，家庭分割財產，陸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銀元交了黨費。在更早期，中共領導人並沒有完全從事革命工作，個別還有很高的收入，比如李大釗、陳獨秀。但總的來說，這部分「有錢」的革命家只是很少一部分，隨著共產黨的成立，越來越多人成了黨多數人成了職業革命家，多數成了職業革命家，旅行、開會、辦刊、辦外國語學校、辦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和傳單等，處處都需要錢，這個黨如何能夠不要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而生存和活動呢？

維經斯基，原名格里格里·納烏莫維奇·札爾欣(沃依琴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

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雄心壯志是「將紅色旗幟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範圍內推進共產主義革命大業。而中共作為國產國際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對象。不妨看看中共早期領導人的自述：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政治報告中：「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

更翔實的考據，出自於黨史專家楊奎松，不僅在中共，在共產國際均有相關記錄。在中共中央檔案館裡，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1957年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保存於莫斯科的近10萬件檔案資料。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而在共產國際工作相關的檔案中，也有不少關於蘇聯對中共援助的記錄，比如：季米特洛夫檔案、共產國際聯絡局檔案、以及中共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

根據楊奎松的考證：來自莫斯科的財政援助對中共歷史成長過程的影響極大。以1927年為例，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國黨史上有名的大行動均獲其資助，如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開辦黨校、湖南農運、秋收暴動、建立軍隊、南昌起義、京漢粵漢鐵路罷工、廣州暴動等均有詳細數額列載。南昌起義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送30萬美元到中國做起義資金。南昌起義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馬上就決定撥出1.5萬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2000發炮彈，緊急海運廣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義南下的軍隊。

共產國際的影響不僅僅來自於金錢，更在於因為把控了「錢袋子」，蘇聯對中共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顧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釋。

二、蘇區：打土豪、做生意

一九二七年七月寧漢合流，國共關係徹底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中共對俄援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握撥款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嚴厲批評中共不斷要錢。為了生存，共產黨必須得抓起槍杆子，抓槍杆子就得用錢，不能總是指望外援。負責組織武裝起義的軍委書記周恩來，1927年5月秘密組建軍委特務工作科，特別任務之一就是籌款。

紅軍時期，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一直是中共的三大任務。對紅軍如何籌款，陳毅曾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說明紅軍籌款的方法。陳毅寫道：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時可以叨光敵人輸送一部分來。籌款的秘訣有以下幾種：

1.城市籌款。紅軍在城市，在扶助工商業發展之條件下不舉行經濟的沒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絕與商會接洽)，參加當地革命同志或機關的意見，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此款項由商人代表自行攤派，但須依照累進的辦法，對於千元以下商店不籌款，如發現包辦強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損害人用書面及當面報告，再去查明處罰。這個辦法十分得著商人擁護，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紅軍的購買力超過了許多，於他們是沒有什麼大的損失，同時紅軍買賣公平，是任何軍隊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歡迎。每每紅軍寫信到鄰縣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

2.對豪紳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紳家裡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一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一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一萬元則貼一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3.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一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牆壁內、室內之低洼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一下。有時用一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裡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

4.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額的百分比例獎勵他們。他們很踴躍來幫助紅軍。

當然，要維持蘇區的開支並鞏固根據地的發展，僅僅靠籌款還是不夠的。1930年5月，毛澤東從閩西回到江西，到尋烏調查。尋烏之行，使毛澤東的觀念和思路發生了很大變化。使他從打土豪籌款轉到注重經濟工作，學會如何掌握財政收入，使蘇區有固定的收入。毛澤東對贛南經濟的重視，引出了一個重大商機，這就是鎢礦經營：毛澤東在江西創建紅色政權，打下漳州，意外繳獲105萬大洋。但毛澤東把錢部交給中央銀行。這銀行的首任行長是毛澤民。毛主席和毛行長千方百計發展對外貿易，把蘇區出產的桐油和鎢砂走私到國統區賺錢。

三、抗戰期間：經費來源多樣化

1937年後，國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變前後，國民政府曾撥發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相當數量的軍餉。實際上，早在1937年初，蔣介石就開始向紅軍提供軍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經國共雙方反覆協商，蔣介石同意向紅軍提供軍費。1937年1月31日，蔣介石電告顧祝同：「在政府立場，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萬元軍費，由楊虎城間接領發，共軍番號暫且照舊。」此後至1937年7月，國民政府每月向紅軍撥款約30萬元。但此時的經費還不是由國民政府按照軍隊編製和統一規定正式撥發的，而是實際由國民政府提供、形式上從地方領取的帶有臨時性質的「暗中接濟」。

楊虎城在西班牙馬德里與西班牙軍人合影。

1937年8月，隨著國共兩黨就合作抗日達成協議，國民政府開始正式向中共軍隊提供經費。國民政府的軍餉實際發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變前後。八路軍每月領取軍費數額不少於60萬元，新四軍軍費每月最初約為7萬元，後為13萬元。除常規性經費外，國民政府還曾根據中共要求和作戰需要撥發給中共一些臨時性補助、善後費和獎勵。據1938年7月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指出，蔣介石每月撥給八路軍60萬，新四軍13萬。據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指出，蔣介石每月撥給中共73萬元，八路60萬，新四軍13萬。

除國民政府發放的薪餉外，中共的另一經費來源即為對控制地區的徵發。抗戰初期，中共實行合理負擔政策按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原則，一般狀況下，將錢糧徵發對象鎖定為富裕階層。這一政策改變此前按照田畝納稅的慣例，減輕大部分普通農民負擔，受到民眾歡迎。不過戰爭狀態下，這一政策的執行效果難以完全保證。中共方面承認：我們從老百姓那裡得到的錢也有限。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資金支持是中共抗戰之初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期待。中共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不僅一次提出財政援助的要求，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於援助款的一系列電文看，中共每年都從共產國際得到援助。除此之外，蘇俄方面還間歇性地給予中共物資援助。曉理在《蘇聯經濟援助是邊區收入的五倍》中寫道：在1934年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失去電訊聯繫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援助停止過一段時期，到1936年又恢復了對中共的小額經費援助。1937年11月以後則是大額經費援助，如1937年蘇聯資金援助是陝甘寧邊區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還是1.5倍。

當然，除以上三種主要來源外，還有一些別的途徑。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中央停發軍餉，繼而對邊區進行封鎖，從而使邊區的財政經濟陷入了極大困難。毛澤東不得不號召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謝覺哉日記里提到的「特貨」貿易即是其中之一。情報系統的支援也極大緩和了邊區經濟困難：特科老將南漢宸曾截獲國民黨二十二軍偷運鴉片的馱隊，山東根據地有個招遠金礦，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而早期就重視籌款的周恩來，更通過黨產公司「以錢生錢」，上海赫赫有名的廣大華行就是黨產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報部長劉少文等人創辦了一批黨產公司，一邊收集情報，一邊賺錢。這些黨產公司就是黨的提款機，組織上要多少給多少，不打收條不記賬。

四、國共內戰：來自蘇聯的大額援助

國共內戰期間，最重大的一項支出無疑是軍費以及軍事物資的支出。而這部分多來自於蘇聯的援助，根據騰訊今日話題的一個專題統計：在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槍支30萬，輕重機槍2萬挺，各種炮1500門，彈藥無數；僅1945年中共最少獲得了140架飛機，完好的100架左右；運往關內的武器則有：2萬支槍，2000萬發子彈，4.5萬發炮彈，22萬斤炸藥。除此，蘇軍控制下的大連成了解放軍部隊的後方基地——這些都成為與國民黨一決高下的重要保障。

更穩定的收入來自於解放區稅收系統的完善。財政稅收體系是一個集財稅方針政策、財稅管理組織及各種財稅制度等內容於一體的綜合性系統。邊區的財稅體系形成於抗戰時期，完善於國共內戰期間。

以陝甘寧邊區為例，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主要包括稅收、公營經濟收入、外援收入及其他行政規費收入等。1941年皖南事變後，稅收受到了邊區政府的高度重視，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大，成為邊區最穩定的財政收入形式之一。如1941年稅收、公鹽代金占財政收入的58.5%，1945年更達到了83%，陝甘寧邊區的稅收種類主要有農業稅和工商稅。工商稅包括貨物稅、營業稅、牲畜買賣手續費及斗佣、鹽稅及公鹽代金等其他稅收。

除此以外，來自情報系統的黨產、海外紅色僑胞的捐款、土改所得等均是中共內戰期間經費的來源渠道。

結語：幹革命是需要錢的，在強調「自力更生」的同時不能忽視中共革命經費來源的多樣化。

參考資料：

尹鈦：中共黨產問題：缺了「錢袋子」，難舉「槍杆子」

裴毅然：中共初期經費來源

楊奎松：中共建黨初期職業革命家活動經費從哪來

孫艷玲：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為中共軍隊提供軍費數額考

黃道炫：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在華北的進人和發展——兼談抗戰初期的中共財政

郝在今：革命用錢何處來

曉理：抗戰時期中共經費來源

騰訊：解放戰爭中蘇聯給了中共多少軍事援助

雷志成：陝甘寧邊區的財政與稅收體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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