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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國家的右翼勢力為何崛起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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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攀


2016-05-03 16:55 來自 思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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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國家的右翼勢力為何崛起如此之快?

當地時間2014年4月6日,維克多·歐爾班領導的右翼執政聯盟在匈牙利國會選舉中獲勝。


近年來,中東歐各國右翼的崛起頗為引人注目,匈牙利的右翼已經上台執政,並且執行了相關措施。不僅匈牙利如此,波蘭的右翼也在加緊步伐。其它國家的右翼勢力也是咄咄逼人,比如在今年3月的斯洛伐克議會選舉中,斯洛伐克的新納粹政黨第一次進入了議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東歐各國右翼的滋生成長無疑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那麼我們就來簡要地回溯這個過程。大家都知道,中東歐各國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終取得政治獨立,並建立了民族國家的。因此本文從這個時期寫起。中東歐各國雖然獲得了政治獨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各國都是由舊式權貴進行統治,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時期是一個政治與社會都極為動蕩的時期。中東歐各國也不例外。在這個時期,匈牙利爆發了革命並且短暫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23年底,波蘭的克拉科夫也發生了工人起義。其它國家也發生了政變等事件。這樣一種狀況下,中東歐各國舊式權貴的「正常」統治也就難以維持了。匈牙利蘇維埃政權被外國干涉扼殺之後,匈牙利就由霍爾蒂政權統治。不僅匈牙利如此,在兩次大戰之間,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中東歐各國都無一例外地由右翼獨裁政權進行統治。波蘭是畢蘇茨基,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則是國王的獨裁統治和法西斯組織的結合。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中東歐右翼自然獲得了發展良機。這個時期內,中東歐各國右翼都取得了長足發展。這些國家的右翼不僅有諸如匈牙利的箭十字黨和羅馬尼亞的鐵衛隊,也有「民間」的右翼組織(例如克羅埃西亞的烏斯塔沙)。

中東歐國家的右翼勢力為何崛起如此之快?

雖然中東歐的一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了納粹侵略(比如波蘭),但是這不妨礙這些國家的右翼提出和納粹相似的或者相同的主張。和納粹一樣,中東歐右翼的基本主張也是基於一個有機的「共同體」而提出的。毫無疑問,這個「共同體」的構成是血統意義上的「民族」或「種族」(個別的比如斯洛伐克以蒂索為代表的右翼則是強調宗教即天主教)。還是和納粹一樣,這個「共同體」奉行的是赤裸裸的等級制,並且公開地排斥和歧視包括猶太人等少數民族,甚至主張進行殺戮。毫無疑問,中東歐右翼也是把這些國家的「傳統價值觀」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以所謂「民族」的名義把各種「外來」價值觀(包括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視若寇讎的(當然,和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一樣,這樣一種「文化」是為赤裸裸的等級制服務的)。例如這個時期波蘭右翼的代表人物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就是仰慕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其它國家的右翼及其代表人物,例如匈牙利的貢貝什(Goemboes)和紹洛西(Szalasi),羅馬尼亞的安東內斯庫(Antonescu),克羅埃西亞的弗蘭切蒂奇(Francetic),塞爾維亞的利約蒂奇(Ljotic)也是如此。相關右翼組織,比如克羅埃西亞的烏斯塔沙亦然。也就是說,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東歐右翼就是法西斯、納粹在當地的版本。雖然在二戰中,中東歐各國和納粹的具體關係不同,例如二戰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成了納粹的僕從國,波蘭等國遭到了納粹的侵略,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中東歐各國右翼的性質。相反,這樣一種情況甚至成了當代中東歐右翼的借口,因為這些國家被納粹侵略之後,這些國家的右翼就可以據此把自己和納粹撇清關係,甚至將自己打扮成「反極權」人士,讓自己的主張更有迷惑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歐國家相繼加入了蘇聯陣營。在這個過程中,中東歐各國的右翼受到了一些抑制,例如匈牙利的安托爾就轉入「地下」活動。但是,由於東歐國家這個時期自身存在的問題,使得東歐國家出現了不少反對派。尤其是1968年之後,東歐反對派主體的構成發生了變化,自由主義和右翼民族主義逐漸取得了優勢(前者如捷克的克勞斯,後者如匈牙利的安托爾)。與此同時,蘇聯當局的霸權主義行徑也刺激了東歐右翼民族主義的發展,東歐國家(民主德國除外)試圖通過民族主義強調「獨立性」的努力也對東歐右翼民族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在東歐劇變之後,自由主義和右翼民族主義聯袂登場,取得了中東歐劇變之後政治的主導權。


當然,中東歐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例如在塞爾維亞(米洛舍維奇)、克羅埃西亞(圖季曼)、匈牙利(安托爾)等國,右翼民族主義率先取得優勢。例如,斯洛伐克的梅恰爾(Meciar)政府就採取了不少波蘭目前的卡欽斯基政府採取的措施。這些活動還包括了諸如要求「歷史領土」,恢復中東歐各國的「傳統文化」亦即前資本主義文化(含基督教),以及光頭黨等。在波蘭等國,則是自由主義率先取得優勢。但是無論哪種情況,在東歐劇變之後20多年之後的今天,中東歐右翼的全面崛起已經是事實。同時,如前所述,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傳統的右翼權貴日漸「激進化」、「群眾化」,從舊式保守主義轉向右翼民粹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當代的中東歐右翼更是沒有經歷過「權貴」時代,原先的中東歐各國權貴也不真的可能復辟,這些右翼勢力從一開始就轉向右翼民粹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比如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就是通過「發動群眾」奪權的。不過,中東歐右翼的意識形態和他們的前輩相比並未發生變化。不僅中東歐當代右翼的意識形態直接繼承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中東歐右翼,這兩個時期的中東歐右翼在人員上也有直接的繼承關係。二戰後中東歐各國的右翼組織紛紛流亡到西方國家,東歐劇變之後,這些右翼組織就紛紛回國「咸與維新」。前述匈牙利的安托爾等也擺脫了「潛伏」狀態而公開轉向右翼。波蘭的天主教會也成了該國右翼的主要推手。


中東歐右翼也十分清楚他們的「先輩」是誰,除了米洛舍維奇與切特尼克(切特尼克的當代繼承人是舍舍利和塞爾維亞激進黨),圖季曼和烏斯塔沙之外,波蘭的卡欽斯基兄弟就是直接把上文提及的德莫夫斯基視為自己的先輩的,斯洛伐克的當代右翼也對二戰期間納粹扶持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權乃至蒂索本人大力讚揚。此外比較著名的例子就是烏克蘭的尤先科等和彼得留拉甚至班德拉之間的關係。捷克斯洛伐克的右翼也從新自由主義轉向了民族主義。當然,這種民族主義不再是,不可能是左翼意義上的「民族解放」,而是右翼的強化民族壓迫。總之,這些右翼人物在當代中東歐各國都成了「民族英雄」,官方和「民間」的紀念活動以及建築等成了標準的配備。而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雖然極力撇清他們和納粹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們最主要的反對對象還是各國的左翼,包括這些國家二戰中共產黨的游擊隊組織。毫無疑問,這樣做恰恰暴露了他們和納粹之間的曖昧關係。為了做到這一點,個別二戰中遭受納粹侵略的中東歐國家甚至不惜美化二戰中和納粹「合作」的當地人士。

中東歐國家的右翼勢力為何崛起如此之快?

當地時間2014年11月17日,匈牙利布達佩斯,上萬匈牙利人聚集議會大樓前,組織名為「憤怒之日」遊行,抗議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右翼政府。 視覺中國 資料


當然,中東歐各國右翼的發展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真的對他們的過去有特別的興趣,或者「思古幽情」特彆強烈。當代中東歐右翼發展的原因還是要在中東歐各國的現實經濟社會中尋找。大家都知道,中東歐各國先後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間發生了政治劇變。在那之後,中東歐各國普遍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和其它所有國家的市場化「改革」一樣,中東歐國家的「改革」大大加劇了中東歐各國的社會分化。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諸如吉普賽人這樣的少數民族不僅在經濟「改革」中受到的衝擊特別大,而且成了中東歐社會不滿情緒的替罪羊。

這並不是偶然的。眾所周知,從意識形態上說,東歐劇變前的自由主義反對派在經濟上鼓吹的是市場經濟。而且,東歐劇變前,東歐自由主義反對派鼓吹的並不是改良主義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而是受到哈耶克等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市場經濟」(這樣一種市場經濟的模範是皮諾切特時期的智利),即使是二戰前有過改良主義實踐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派也轉向對二戰前的改良主義實踐採取批判和反對態度。東歐自由主義在總結「教訓」的時候恰恰是認為劇變前中東歐的問題在於追求「社會公正」(大家都知道,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比如哈耶克的標準論調),而且東歐自由主義反對派提出的「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he truth)也不僅僅是國內一些人士認為的「說真話」的涵義:根據學者的研究,這個概念還有把市場經濟及其造成的一切結果認為是「真實」,因此任何改良主義措施都是扭曲市場因而都不是「真實」這個涵義。也就是說,東歐自由主義反對派從一開始就是有意識地追求一個以劇烈的社會分化為其根本特質的社會經濟制度。


如果說東歐劇變初期的社會分化加劇有些人還能歸咎於所謂「過渡」和「轉軌」的話,那麼東歐經濟恢復增長之後,中東歐各國的社會分化並沒有因為經濟增長而得到實質性改善。相反,大量研究已經證明,中東歐各國的社會分化程度仍然維持很高的水平,有些國家甚至還在惡化、加劇。同時,和這個時期的世界其它國家與地區一樣,這種社會分化不僅是階級分化,而且還有性別與民族的分化。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前文提出的少數民族之外,中東歐各國的女性受害尤其深刻。一方面,世界各國的女性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打擊都比同樣階層的男性更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東歐各國的右翼一般來說更加接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右翼。這個時期的右翼從意識形態上說還帶有很多前資本主義的家長制、等級制特徵(有些國家比如波蘭還有天主教的影響),很明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只會進一步惡化女性的地位。例如中東歐有些國家的福利從絕對水平上看似乎不低,但是這些福利從設計的時候開始就有意識地以維護甚至女性對男性家長的從屬地位為目的。換言之,在中東歐右翼的作用下,即使社會福利也成了維護乃至強化既有的權力關係的手段與途徑。中東歐各國不僅社會分化嚴重,而中東歐各國在劇變後普遍依附於西方資本,這無疑使得中東歐各國的經濟特別脆弱。事實上除了波蘭等個別國家,中東歐各國的經濟增長狀況並不良好,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中東歐各國也成了第一批受害者。當然這也是一個歷史問題,在歷史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中東歐各國的資本主義相對於西歐而言也特別弱一些。

中東歐國家的右翼勢力為何崛起如此之快?

活躍在各國政壇的新右翼代表人物:埃爾多安、特朗普、貝盧斯科尼。


在這樣一種狀況下,原先東歐自由主義反對派提出的為市場經濟進行辯護和論證的觀念就成了為現實社會經濟體制辯護的意識形態,甚至成了阻止人們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障礙。總之,東歐的市場經濟並沒有真的像東歐劇變前自由主義反對派所認為的那樣成為「理性」的象徵與化身,而是成了現實社會分化加劇、惡化的機制。中東歐各國的人們對這樣一種狀況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根據學者的研究,在中東歐各國,社會不滿都在滋長。即使是科爾奈(Janos Kornai)這樣的自由主義擁躉也承認,在匈牙利,自由主義本身已經成了一個負面的範疇。一般地說,在市場經濟中,這樣一種不滿本來應該導向的是左翼的抗爭,例如新自由主義的模範智利,就誕生了「世界上最美麗的革命者」卡米拉·巴列霍(Camila Vallejo),但是在東歐,這樣一種途徑卻被東歐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記憶政治」封閉了。中東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也和他們的西歐同儕一樣,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先鋒。


不僅市場經濟如此,東歐自由主義反對派在劇變前提出的另一個口號,即所謂「公民社會」在現實中並沒有真正發揮作用。東歐自由主義反對派在劇變前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能夠克服官僚等強制,實現公民自願結合的團體。東歐的自由主義反對派認為,「公民社會」能夠對「國家」進行有效的監督,建構「公共領域」。但是東歐劇變之後,除了很短的一個瞬間之外,這種狀況並沒有真的發生。例如,東歐的工人組織在劇變之後總的來說處於不斷衰退和退化狀態——這既有市場化「改革」本身對工人階級的碎片化效應,也有中東歐「改革」對各國工業的削弱。東歐的其它類似社會組織也處於相似的狀況。相反,所謂的「非公民」組織,亦即各路右翼組織在東歐倒是甚囂塵上,以至於有的學者把劇變若干年之後的東歐國家直接稱為「非公民社會」(Uncivil Society)。前述斯洛伐克的梅恰爾,波蘭的卡欽斯基等也是直接針對「公民社會」進行攻擊的。這樣一種狀況顯然也不能促進中東歐各國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真正抗爭。

既然東歐劇變之後的主導意識形態已經把中東歐社會不滿的根源從現實的社會經濟體制中轉移開,人們的不滿就無法針對造成各種社會問題的原因,而是只能針對各種各樣的「替罪羊」。對於中東歐各國流行的右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族主義來說,這個替罪羊就是各種各樣的「外國人」。這裡的「外國人」可以是歷史上和中東歐各國恩怨極多的例如俄羅斯(當然現在的俄羅斯也確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可以是中東歐各國國內的各個少數民族,特別是吉普賽人。如前所述,中東歐各國的右翼把二戰後東歐的問題解釋為蘇聯的「民族壓迫」,而且這裡的蘇聯又和俄羅斯乃至沙俄划了等號,那麼中東歐各國右翼的結論就是,只有反對(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俄羅斯,中東歐各國才能獲得「解放」。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指導下,中東歐各國就成了新的爭霸遊戲的馬前卒。同時,由於中東歐各國在經濟上普遍依附於西方資本(匈牙利尤其突出),中東歐市場經濟造成的問題也被解釋成了(或者說扭曲成了)一個「外國人」問題,或者說「西方」問題。匈牙利的右翼政權正是在經濟危機高潮的2010年上台執政的,這不是偶然的。當然,這也使得中東歐右翼自身內部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


中東歐各國的右翼正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不斷滋長,不斷壯大的。需要指出的是,並不是只有中東歐各國出現了這種狀況,事實上,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可以說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例如奧地利的海德爾甚至已經上台執政過,法國的勒龐勢力也有了很大增長。在正在進行的美國大選中,這種思潮的代表特朗普則在共和黨內勢不可擋。而且,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又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思潮互相激蕩,互相「證明」對方的正當性。這樣一種狀況將持續多久?這將會造成怎樣的結果?這是人們應該密切注意的。


關鍵詞 >> 中東歐,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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