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法家及蜀漢的權力分配

講到諸葛亮，我們應該先講劉備，不過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很難見的一個典型。諸葛亮運氣說好，也好，說不好，也不好。運氣不好的是，活得不夠長；運氣好的是，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甚至包括西洋歷史上都難得有的這麼一個幾乎沒有貶語的人物，歷史上幾乎都是說他好話，這是他的幸運。而到底諸葛亮的人資源在哪裡呢?

大家曉得隆中對策，曉得三顧茅廬，諸葛亮曾在今天的襄陽、樊城一帶(當日叫做南陽)，參加了劉備的集團。有一批荊襄的知識分子，那時身處中原附近的邊緣。中原混亂，他們逃難到安全地帶，第一個落腳點便是漢水流域。這裡地方不錯，人口不太擁擠，諸葛一族也是一個流亡到那裡去的知識分子家族之一。這一批流亡的知識分子，在當地構成了一個新的集團，他們跟當時首都洛陽的知識分子心態想法不同，他們遠離了中央，不必要做官，他們有很多自由的討論，於是構成這一批人活潑的學風，也構成這一批人不去管儒家經典，自由追尋學問的特點。在三國演義里，可以看到諸葛亮的一大堆朋友，龐統、司馬德超、徐庶等都是這一群人中的俊傑。老實講，三顧茅廬是他這一個集團共同計劃出來的一個策略，推出朋友中一個人，就是諸葛亮，拿這個人先打廣告，打得很響。作出廣告，將他當做一個領袖，打入劉備的陣容。用這批知識分子的文才，配合上劉備的武力。劉備當時無家可歸，入川後才有發展空間，等到荊襄集團進入四川時，劉備便依仗這些當時全國人才的精華，這是作風很特殊的一群。

四川本身當然也有一批地方人物，四川地方辦學，從西漢就開始了，並且做得很成功。四川的經濟資源好，所以四川本地也有一批地方性的學術精英。雖然人數與水平跟荊襄比要稍微差點，但是佔了土著的地利。為什麼差一點?因為它地方性太強，不像荊襄集團，是來自各方的人物，都在那兒聚合，互相交換心得、互相影響，其成員強、智識範圍廣、知識水平高。而四川地方教育眼界比較小，想到的是地方利益，同質性非常高。但巴蜀人物是土著，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及社會基礎，不像荊襄來的一批是流民，是沒有地盤的。諸葛亮就靠這兩批人物構成了他的一個人資源，他將這批外來知識分子跟當地知識分子相結合，結果結合出一個非常巧妙的格局：自己是丞相，代表蜀漢的中央；他又是益州牧，代表地方，好比是行政院長兼台灣省政府主席。於是，在州郡的體系里，是地方知識分子掌實權，親民，直接管理動員及支援的工作。中央政府，丞相府里荊襄人士最多，他們是諸葛亮的輔佐。而諸葛亮自己就擔任了荊襄人士和地方人士的協調者。

諸葛亮對地方人士給予極大的尊重，因為地方人士有實力，他給地方人士兩個極大的權利，一個用地方人士來作糾察，糾察不僅糾察政府，連劉備都在糾察之列。法正諫劉備，劉備不敢不聽，這是個很巧妙的運作。一方面使得劉備有點約束，另外一方面使得地方權利有充分加入政治的機會。

至於對魏作戰，他是用劉備帶來的兵，以及馬超的涼州兵。馬超在三國演義裡面是一員猛將，馬超的重要性在他代表涼州的兵源，兵強馬壯，是蜀漢的主要武力。劉備和諸葛亮有一批武裝力量是靠北方來的雍涼地區的人。可是雍涼地區的武裝部隊，和荊襄與益州的文官體系要結合的話，諸葛亮本身要作協調者。他的作法，跟曹操作協調者身分完全不一樣，曹操是用權術，諸葛亮則以恩義相結，以公平待人。公平待人必需要有個明確的標準，所以他又是法家了。他將他的標準公開地、明確地交待給大家，他還有一套非常公平的考核制度，使大家都知道：違背了約定的話，就要受懲罰。所以諸葛亮用刑相當嚴，懲罰相當凶，可誰也沒有怨言，因為被罰的人自己知道是該罰的。別人不能說，你諸葛亮存心整我益州人，你在歧視我們地方力量。因為諸葛亮一樣懲罰荊襄人士，一樣懲罰涼州兵，他拿出來的條文是一致的，規定一致，懲罰過程一致，考核過程一致。

一方面公平，另外一方面對人有恩有義，才使得諸葛亮的核心協調功能非常成功。他動員這三群有限的資源，結合成一個非常靈活的組織體。此外，他的政府裡面，分成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政務官，另一個是常任文官系統，各位如果看「前出師表」，你可以看到推薦給朝廷的，沒有大將，沒有高官，沒有做州郡長官的人，也沒有朝里作丞相的。他推薦了蔣宛，董允，這些人可以輔佐皇帝；另外一位是將軍向寵，他做的是管理軍隊的後勤補給，升遷調派……，不是軍令系統，而是軍政系統，叫做「督」，他委任將軍向寵作軍中的督，是經過眾人的推薦，他諮詢了大家的意見，說這個人公平，他才用這個人作督。向寵不指揮作戰，只做軍隊的行政後勤工作。

從上述可知，除了通常我們看得見的官員、執行者和決策者以外，他還有這麼一批專門做管理事務的人。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國內還治理得很好，就是因為有這麼一批常任事務官在那兒。我們今天總是忽視常任官，每一個常任官做得好了，就向上升遷，永遠沒留在那兒專門管事情的人，這個是很大的錯誤。而諸葛亮所做的這些也是靠著法家的理論。諸葛亮自己註解申、韓，可是他不像曹操將才與性分開，他是才性相合的，也是儒法兩家合起來的理論。所以諸葛亮輔助劉阿斗，總是勸他「近賢臣，遠小人」，他是注重品德的，不是只注重才能。諸葛亮的法家，是儒法相摻的一個理論，可說是真正直接銜接，繼承漢朝的一個思想體系。

不過他沒有拿漢朝舉孝廉那個制度在四川徹底執行，因為他不想因為舉孝廉的制度顛覆了他三批人才的平衡合作體制。如果又用察舉，地方力量一定會將荊襄力量跟涼州力量排掉，而且地方力量是不能單獨支撐大局的。這兩大力量，一批涼州力量，一批荊襄文人，不能完全從地方上出來，因此他不採用漢朝長久執行的地方選才的制度，而是用這三種力量相摻的制度。

當然，假如說諸葛亮活得更長，或者蜀漢維持更長久，我想他必定要改變荊襄人士子孫，也必定要慢慢建立地方基礎，涼州武力必定也會產生文才。但是蜀漢沒有維持太長久，第二代基本上沒有出現，所以就沒有發生中間要轉形變成另外一種更適合地方性的制度。如果到了那個階段，就必須轉換出一個新的體制，要有良好的人才來源及人才培育制度，重要的是怎樣落實本土化，卻又不將外來人才投閑置散。

（選自 許倬雲 著《從歷史看領導》，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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