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重返「五四」，釐清誤區

以往我們對「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誤區，比如：將「五四」單一化地理解成一個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將「五四」政治化，將「五四」狹隘化，純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學生上街遊行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和民眾運動。諸如此類，實際上跟「五四」的真實面貌都有差距。

觀照多元的「五四」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發生的那個「五四」，而是1919年前後那個時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也不是一個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而是一個社會的「五四」、經濟的「五四」，是一個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我留意過「五四」時代的經濟史，發現今天講的民營經濟、發展經濟，在「五四」那個時代是天經地義的，人生下來就擁有那些權利。我們今天老百姓要創辦一家私營銀行，恐怕還有制度上的障礙。但在「五四」時代，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氣，甚至不需要巨額的資本，就可以去註冊一家民營的銀行。最早的海歸派之一陳光甫就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這家銀行為標誌，當時中國從南到北有很多類似的民營銀行。

「五四」時代不僅可以隨便辦銀行，更可以隨意創立自己的企業。另一個海歸派，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回國以後就創辦了一系列的紡織企業。榮德生、榮宗敬號稱「紡織大王」、「麵粉大王」，儘管他們創業的起點是1900年，但是他們的企業真正做大、起飛也是在「五四」時代。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幾乎都是在「五四」時代發揚光大，成為各自領域大佬的。其實，什麼私有制、股份制、民營企業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個時代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願意、有機會，你都可以這麼干。談論「五四」是不能離開這個經濟背景的。

現在提起「五四」時代，往往只看到學生、知識分子，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那個時代企業家的聲音恐怕一點都不亞於知識分子，甚至更有實力。那個時代的企業家本質上還是讀書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國家和故土都懷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這種情感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對這塊土地的連帶感，他們跟這塊土地之間有一種神秘的聯繫，他們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塊土地，他們的業餘時間都愛看書，特別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我們不能只看那個時代北大的教授們怎麼想、怎麼做，而應該把那個時代企業家想什麼、做什麼和北大的師生做什麼聯繫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們不能只看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在做什麼，還要看看其他省會城市，甚至更偏遠地方的人在做什麼。「文學研究會」是在北大發起的，但當時在江蘇蘇州一個叫甪直的小鎮上教書的葉聖陶也是「文學研究會」的11個發起人之一。北大學生絕對不會認為葉聖陶是個小學老師，沒有讀過大學，只是個中學生跟我們混在一起做發起人有什麼不得體。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論自由對「五四」時代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創辦報紙、刊物，你就可以創辦，當然那個時代也有壓制言論自由、關閉報刊的事，但是關了報館你可以再開，在法律上沒有限制你。結社自由在那時也是稀鬆平常的，如果你們三個人喜歡談論某方面的事想結個社，就可以宣布結社。如果我們過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時代軍閥統治的維度上，只看到軍閥混戰，只說外國壓迫中國，這樣看問題就簡單化了。

傳統並未被切斷

美國的林毓生有個著名觀點，認為「五四」是全盤的反傳統，是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隻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表述，比如說魯迅講的「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胡適講的「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講的「廢除漢字」……這是老師一輩的一些言論，學生一輩的傅斯年、羅家倫也有類似說法，但在這些片言隻語後面，我們仔細去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師一輩的胡適，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他們恰恰都是熟悉傳統文化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沒有離開傳統文化。我們知道胡適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版本研究。魯迅雖然叫別人不要讀中國書，盡量讀外國書，但是他自己讀的還是中國書多，代表他學術建樹的是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我們不能只看這些人說過幾句貌似很激烈的話，然後就憑這幾句話來論斷他們都是全盤反傳統的。

後世的人們回眸那個時代總感覺隱藏著什麼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不同就是中國文化的根還沒有被切斷。胡適他們雖然在美國留學多年，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中國人，他們身上有非常中國文化的一面。我們不能狹隘地把中國文化理解為儒家文化、四書五經那一套。中國文化有很多的側面，比如說中國文化中非常強調地域文化。胡適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產兒，魯迅身上帶有江浙文化，特別是紹興文化給他的影響，包括一些負面的因素，也是紹興文化帶給他的。地域文化中恰恰包含了一個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東西。

整個「五四」時代，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說1917年創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雜誌。這個雜誌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來不亞於《新青年》。以往講到「五四」時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討論制度性的大問題，只關注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討論為主要內容的一本政論性雜誌，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周鯁生、楊端六、李大釗、胡適、李四光以及李劍農等人。1919年之後，特別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走什麼道路的文章，尤為突出的是關於聯省自治的討論，聯省自治簡單地說就是聯邦制，當時在中國已成了一個熱潮。《太平洋》討論的問題恰好可以補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隨感，那些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和《太平洋》雜誌上關於制度的討論放在一起才構成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圖景。如果我們單獨把《新青年》拿出來說這就是「五四」，「五四」一切的資源都在這裡了，那我們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還原歷史真相，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讓它不同的側面都呈現出來，而不僅僅刻意地強調某一個側面。

21世紀：胡適的世紀？

歷史留下的遺憾是，「五四」時代那種多元的、各種思潮並存的社會氣氛，在「五卅」之後激蕩的民族浪潮中並沒能倖存下來，一種比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漸佔了上風。對中國來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佔據青島起，在這樣一種民族危機的壓力下面，「五四」那種生活方式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適在學生當中的影響大，而「九·一八」之後魯迅受到的歡迎就日趨上升。慢慢地在民族危亡當中，「五四」那種多元的、開放的、試圖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路徑就慢慢處於了下風。

李慎之曾說過一句話：「21世紀將是胡適的世紀」。這個時代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我想這個時代應該比「五四」時代更好，當然，更好的前提是我們願意付出多少的努力。這裡，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兩個說法，他說「我們不是為美好的明天而奮鬥，就是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在九十年前，他們「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早就是一個現實。第二句話，米奇尼克說「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奮鬥，不是為一個完美的社會而奮鬥！」烏托邦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東西，但完美的蒼蠅也只是蒼蠅。寧願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奮鬥，也要比為一個虛無縹緲的完美的天堂而奮鬥更好。「五四」的那一代人他們沒有為天堂而奮鬥，他們只是在實踐他們自己的人間。【文章來源：時代周報 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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