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東亞（二四）︱「鎖國」神話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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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講16到18世紀的歐亞交流，重點都是歐洲人以各種各樣的目的來到東方，而反向的遊歷則很少提及。這當然不是全景。

此時到訪歐洲和美洲的日本和中國人，雖然數量上相對不多，有官方記錄的也少，但歐亞往來絕不是單向的。其中兩次官方遣使值得特別提及：一是17世紀初日本派出的支倉常長使團，一是康熙年間的樊守義之旅。他們一個向西跨越太平洋，一個向東穿過印度洋，並都經由美洲殖民地而至歐洲。

支倉常長（1571—1622）出身本州東北，是仙台大名伊達政宗的家臣，早年曾參與豐臣入侵朝鮮的戰爭。他於1613年受命出訪歐洲，1620年返回日本。

這次出訪的背景，是當時日益密切的西班牙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相對於葡萄牙，西班牙是開拓日本市場的後來者，一開始自然掣肘不少。不過早期德川幕府為平衡葡萄牙和耶穌會士的勢力，同時也為開展和菲律賓及墨西哥（當時叫新西班牙）等西國殖民地的貿易，有意引入西班牙的力量。1611年，幕府任命一位方濟各會士帶領一些日本人出訪新西班牙，拜會當地總督。總督亦派使回訪，回訪的使節在回程中遭遇風暴被迫返日。為將他送回，幕府委託伊達政宗建造船隻，派使團隨往。此次遣使的目的地不但是新西班牙，而且還要去西班牙本土和羅馬。這項任務就落在伊達近臣支倉常長身上。

在1612年首次出海失敗後，翌年10月，支倉常長帶著約180人的使節團（22名日本武士、120名日本商人和船員，以及約40位西葡人士），經馬尼拉駛往美洲。宗教在此次使命中扮演重要的中介作用。伊達政宗在給教皇的信中，除了希望日本和墨西哥通商外，還許諾將在自己領地內為傳教提供方便。在擔任副使的西班牙方濟各會士索特洛（Luis Sotelo）看來，伊達雖未受洗卻已接受教義，遣使的目的甚至主要是為了宗教。

經過3個多月航行，支倉使團於1614年1月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在那裡停留了半年後再度出發，經近4個月的顛沛航行，到達西班牙。支倉向國王腓力二世遞交了伊達政宗請求貿易的書信。逗留期間，支倉接受洗禮，並得教名「菲利普?弗朗西斯科」。1615年11月，支倉經法國來到義大利，於羅馬拜見了當時的教皇保祿五世，再次傳達了希望通商和派遣傳教士的要求。使團所到之處，受到熱烈關注，一些在歐洲人看來新鮮的生活細節（比如使筷子和用紙擤鼻涕）也被津津樂道。

支倉在歐洲呆了兩年，1617年啟程，經由西班牙和墨西哥回國。等他到岸時，已經是1620年。此時的日本和7年前他離開時大不一樣了。就在他動身的第二年，幕府明令禁教，和西班牙的貿易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直至後來徹底斷絕。由於時勢變換，支倉沒能成為改變日本的人物，但他的出使畢竟讓歐洲面對面了解了日本，也充分體現近世日本對世界抱持的進取態度。

康熙皇帝遣使赴歐，發生在支倉使團近一個世紀之後。由於羅馬教廷和清廷在天主教能否容納儒家祭禮的問題上爭執不下，康熙先後派遣多名耶穌會士前往羅馬，希望與教廷溝通解釋。其中一位使臣，是法國耶穌會士艾若瑟（Joseph-Antonius Provana）。隨同艾若瑟赴歐的，有一位出生於山西平陽的中國天主教徒樊守義（1682—1753）。

他們一行1707年從澳門出發，先抵達葡萄牙佔領的婆羅洲、馬六甲、蘇門答臘等，然後一路西航三四個月，跨越印度洋到達好望角。在駛向歐洲途中，由於缺水，停靠巴西的巴以亞（薩爾瓦多）。樊守義在事後所寫的遊記中，描述了巴以亞當時的物產、建築和人文狀況。雖然不算是首位隨歐船到達美洲的中國人，但他的記錄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美洲文獻了。隨後，他們來到葡萄牙，受到國王若望五世熱情接待，又經西班牙和法國抵達義大利。

因為身負康熙使命，艾若瑟和樊守義得到教皇克雷門十一世接見。樊守義的記述是：「見教王，承優待，命閱宮殿，內外房宇幾萬所，高大奇異，尤難擬議。」但他沒有寫的是，向教皇解釋中國禮儀的使命，其實頗多坎坷。艾若瑟因攜帶的康熙書信沒有加蓋璽印而受到懷疑，被軟禁於羅馬兩年多，又困在米蘭和都靈各住三年。直到多年後康熙尋找使者的消息傳來，教皇才准許艾若瑟返回中國，並叮囑他只說是因病遲滯。在此期間，樊守義倒是遍游義大利名城，修習神學，加入耶穌會，並在畢業後晉身司鐸。

返程中，艾若瑟在好望角去世。樊守義一路護送遺體，於1720年登陸廣州。康熙對艾若瑟出使十分重視，命人厚葬這位神父，並令樊守義赴熱河覲見，詢問詳情。諸多王公大臣也對樊守義的遊歷見聞很感興趣，促成他撰寫了篇幅不長的遊記《身見錄》，這成為見證早期中歐交往的重要漢語文獻。

18世紀日本畫家哥川豐春繪製的法國教堂透視圖

支倉常長和樊守義，二人處身的時代，恰是天主教在兩國命運逆轉之時。從他們身上，很難看出東亞對外部世界的閉塞和排斥，反倒更多是主動溝通的努力。儘管如此，經由禁教而帶來的交流中斷，在19世紀以來的主流敘述中，仍然不斷地被描述成東亞國家單方面「閉關鎖國」。這種修辭究竟如何而來？

「鎖國」一詞起源於日本。自1633年起，德川幕府頒布一系列禁令，斷絕與西班牙、葡萄牙的關係，只准許荷蘭和中國的商船在長崎貿易。這些禁令一直維持到幕府後期。需要注意的是，除長崎之外，日本還通過對馬島、薩摩藩和松前藩，維持著和朝鮮、琉球及蝦夷的往來，並連接起東亞與東南亞的貿易圈。歐洲國家裡，除了荷蘭（和一段時期的英國），俄羅斯人也在東擴到太平洋後多次造訪日本。也就是說，禁令針對的，只是天主教以及其背後的西、葡兩國，不論目的還是實質，都非自我封閉。但這些針對特定對象的政策，卻被後人稱為「鎖國令」。

概念背後是意識形態。18世紀，德人堪弗爾（Engelbert Kaempfer）根據自己參加荷蘭東印度公司出訪日本的經歷，在歐洲出版了影響甚巨的三卷本《日本史》。他在其中斷言，日本是一個與外國交通隔絕的國家。19世紀初，日本蘭學者志築忠雄在翻譯這位歐洲人對日本的一知半解時，創製了「鎖國（sakoku）」一詞。到了美國以船堅炮利迫使日本「開放」後，「鎖國」這個從未在任何政令中出現過的辭彙，成了對江戶時代日本「自我封閉」的固定認知，後來更擴展到對整個前近代東亞世界的「常識性」描述。

日本當然未曾「鎖國」。斷絕與特定國家的關係，是面對安全威脅時的懲罰手段。說日本「鎖國」，無法解釋幕府對海外情報的強烈關注、對海外貿易的持續熱衷，以及後來被稱為「蘭學」的西學興起。但是，大概只有把「鎖國」神話化、認定東亞世界以前是封閉的，才能夠反襯出後來英美強行「打開」東亞的起點意義吧？東亞的歷史，便以「鎖國」、「開國」為基本邏輯，成了歐美主導的「現代」論述的附屬部分。

可以反問的是：如果反對天主教就意味著自我封閉，那麼歷史上到底誰對異文化更缺乏容忍？執行禁教的雍正皇帝，面對傳教士的懇求，曾反詰道：「如果朕派一隊和尚喇嘛到你們國家傳播他們的教義，你們該怎麼說呢？你們如何接待他們呢？」20世紀英國史學家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中有一段評語，恰構成對此問的回答：

「傳教士們在十七世紀最終獲得有限的容忍，這件事本身就證明中國比當時天主教的歐洲在宗教問題上更為自由；當時的西班牙、義大利或歐洲人和其他地區肯定都不會允許非基督教的傳教會的。當遠東的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為他們的傳教尋求容忍時，阿爾瓦卻奮力血洗荷蘭的新教徒，對異端的火刑在焚燒著由羅馬教廷『移交給』世俗人手中的受害者。1692年法國耶穌會士得到康熙皇帝聖旨允許信仰基督教的自由，而只不過在此之前的幾年，法國新教胡格諾派卻遭到龍騎兵的殘酷迫害而被驅逐出法國。一直到了19世紀，天主教會從未停止宣稱天主教國家的世俗當局的責任就是要在它們的領土之內破除異端。因此，天主教傳教士根據什麼原則要求對他們容忍是很不清楚的，但從他們的著述中看來，他們認為任何阻礙他們改宗的企圖都是惡意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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