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野中的「永曆西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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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伯重（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永曆政權歷史：一個微不足道的話題？
南明永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他是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之孫，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禎年間受封為永明王。1646年11月，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呂大器、陳子壯等人擁戴為監國，接著稱帝於廣東肇慶，年號永曆。依照習慣，本文也將其簡稱為永曆。他在位15年，後被清兵追逼，逃入緬甸，為吳三桂索回，絞殺於昆明。在中國古代，因為有「為尊者諱」的傳統，皇帝流亡不說是逃亡，而說是「巡狩」。因此永曆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曆西狩」了。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屢見不鮮。有些「巡狩」是皇帝為避「外」敵而流亡，像唐玄宗避安祿山、史思明而「西狩」四川，南宋恭帝避蒙古人而「南狩」嶺南，清德宗（光緒帝）避八國聯軍而「西狩」陝西，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有些則是中國皇帝去到外「國」，不過不是被邀請去做「國事訪問」，而是作為階下之囚而被押解去的。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南宋帝昺、明英宗之「北狩」，都是眾所周知的例子。不過，像永曆這樣從華南「西狩」到貴州，再到雲南，最後到了真正的外國緬甸，則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
1911年雲南都督蔡鍔以「三迤士民」名義豎立的「明永曆帝殉國處碑」。
為什麼永曆政權會做出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西狩」？學界似乎從未做過認真的思考。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不成其問題的問題，因為永曆政權自始至終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空頭小朝廷，在清軍強大的武力面前，這個小朝廷除了逃亡，別無選擇。到了1647年，清軍奪取廣東、湖南後，永曆政權更是山窮水盡，走投無路，只有西南的貴州、雲南地區尚可逃亡，因此當然只能「西狩」了。然而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嗎？
中國人向來以成敗論英雄，永曆政權因為未能統治全國，又是失敗者，因此在大眾的眼中，也是一個沒有什麼意義的空頭小朝廷。永曆政權的歷史，也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話題。
從一個方面來看，情況確實如此。1652年（南明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正月初一，永曆帝和他手下為數不多的臣子、眷屬在雲南省最東邊一個名叫皈朝的村子裡度過了新年。在孫可望的安排下，搬到了安隆千戶所，為了使名字好聽一些，改為安龍府。據江之春記載，「壬辰（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餘人」，加上少數兵丁、隨從人員和家屬眷口也不過二千九百餘人。《殘明紀事》中說：「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處於如此可憐的境地，說它是一個空頭小朝廷也不為過。
南明控制地區
然而，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大一些來看，情況又不同了。在1646年永曆政權建立之時，在明朝旗號下的各種勢力還控制著中國西南的廣大地域，並且在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地方（特別是台海地區）也處於強勢地位。雖然這些勢力並無統一指揮，甚至彼此爭鬥不已，但是它們中的大多數至少在口頭上是擁護永曆政權的。早在前一年（1645年），就已在浙東自稱監國的魯王朱以海也宣布臣服於永曆政權。魯王於1653年死後，該政權的禮部議謚號時說：「今聖天子遠在滇雲，道路阻梗，末繇上請，姑同島上諸文武敘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諸壙中，指日中興，特旨賜諡改葬也。」（《監國魯王壙志》）
在明朝殘餘勢力在永曆的旗號下整合的時候，一些原來與明朝敵對的力量也紛紛加入以永曆為旗幟的抗清事業。張獻忠的大西軍本是明朝的死敵。到了1647年正月，張獻忠被清軍擊斃，大西軍余部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率領下急速南撤，進入貴州，佔領貴陽。豪格統率清軍追至遵義，因地方殘破荒蕪，糧草不濟，只得由四川撤回，清軍只在川北據有保寧一隅之地。該年九月，大西軍余部與明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沐天波達成協議，決定「共扶明後，恢復江山」。在此時，一些投降清朝的明朝將領也紛紛倒戈，歸順明朝。
1648年正月，清朝的江西總兵金聲桓在南昌宣布反清復明， 除廣信﹑贛州二城外， 江西全省皆反清歸明。四月，清朝的兩廣提督李成棟也在廣東宣布反清歸明，領兵北攻贛州。在湖南，清軍得知江西反叛退保岳陽，明軍趁機反攻，先後收復常德、辰州、靖州、黎平﹑武岡﹑寶慶等地；督師閣部何騰蛟則收復了全州，進攻永州。十一月，攻下永州，重占寶慶，清軍不敵，棄衡州而走。長沙府屬十二州縣已被明軍攻陷九座。至此，明軍已收復湖南大部，清兵僅保據長沙﹑岳陽兩城而已。十二月，清朝的大同總兵姜瓖也在山西反清，蒞年四五月，山西除省會太原及平陽外，都被複明義軍佔據，反清起義擴展到北方。在東南沿海，鄭成功軍也於四月攻佔福建同安。
其次，永曆政權建立後，得到廣泛的「國際承認」。清朝定鼎北京後，中國各主要鄰邦都表示繼續承認明朝，不承認清朝。
南明隆武帝自立於福建後，遣指揮閔邦基詔諭琉球，琉球繼續遣使向明朝朝貢。隆武政權為清朝所滅後，琉球仍然向監國魯王朝貢，並且同支持魯王的建國公鄭彩關係密切。魯王政權和鄭彩通過琉球的朝貢貿易獲得抗擊清軍所需的硫黃，並希望通過琉球從日本購買武器。琉球一直拒絕同清朝建立關係，直到1653年（南明永曆七年），琉球中山王尚質才遣使前往清朝，同清朝建立朝貢關係。
朝鮮是明朝最親密的鄰國。清朝興起後，通過兩次對朝鮮半島的征伐，確立了朝鮮與清朝之間的宗藩關係。雖然朝鮮屈服於清朝，但朝鮮人對清朝非常反感，稱之為「胡虜」。這種敵對的稱呼和態度在朝鮮的《李朝實錄》中比比皆是。朝鮮方面僅僅在外交上使用清朝年號，在國內仍使用「崇禎」年號，致使「崇禎」這個年號被朝鮮士人沿用數百年。
南明諸政權作為明朝的延續，受到朝鮮朝野的強烈關注。由於山海阻隔，朝鮮對於南明消息的直接獲得十分艱難。李朝君臣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相關信息，以此了解了南明抗清的概況，並希望尋求與南方南明政權建立聯繫。朝鮮君臣認為：
「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即萬曆時期明朝出兵朝鮮，將征服了朝鮮全國的日本軍隊趕出朝鮮），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
朝鮮國王孝宗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對大臣說：
「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回應者！」
為了北伐，孝宗採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人，御營廳軍增加20000人。但因財政困難，他的計劃未能實現。
安南：連續多個世紀的持續擴張
安南（今越南）和明朝的關係頗為複雜，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好的時候居多。明朝滅亡後，安南與南明政權保持較好的關係。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安南後黎朝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錦、陳概、阮滾等，同明朝都督林參航海往福建求封於隆武政權。時值清兵攻佔福建，部分安南使者被俘至北京。永曆政權建立後，安南使臣阮仁政往廣西，拜見新即位的永曆帝。永曆遣翰林潘琦齎敕書、誥命、塗金銀印與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冊封后黎政權的太上皇為安南國王。永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鎮南關，後黎朝派禮部尚書阮宜、戶部侍郎阮壽春等接至升龍（今河內），明使行頒封禮。永曆二年（1648年）三月，永曆駐蹕南寧，安南至南寧入貢。永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廣州，永曆自肇慶逃至南寧。永曆五年（1651年）二月永曆從南寧遣使敕諭後黎朝，令其資矢、象、糧、銃，以助恢剿。該年十月，永曆使臣再至冊封后黎實權派鄭氏清王為安南副國王。
永曆西遷路線
日本是明朝最重要的鄰國。萬曆時期的朝鮮戰爭後，中日兩國之間基本上沒有了官方往來。不過，由於文化上的親緣關係，中日朝野依然懷有親近感。明朝滅亡後，浙東沿海抗清力量曾8次派人到日本，請求日本派兵幫助抗擊清軍（即「乞師」）。大儒黃宗羲力主「乞師」，當然魯監國政權內部在向日「乞師」問題上出現了大爭論，兵部尚書余煌指責此乃「為吳三桂乞師之續」。但黃宗羲等則斥余之見為「書生之見」。黃宗羲說：「盡忠義士，苦思窮計，俱出於萬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行朝錄》卷八《日本乞師記》）全祖望認為黃氏參與其中一次「乞師」之行：「是年（順治六年），監國由健逃至翁洲，復召公（黃宗羲）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為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其中最後一次，是1659年（清順治十六年，南明永曆十三年，日本萬治二年）愛國志士、大儒朱舜水（即朱之瑜）東渡「乞師」。在此之前，他曾7次渡海到日本「乞師」。
鄭芝龍向日本「乞師」始於隆武元年（1645年），他曾派部下崔芝到日本求援，但未得到日本響應。次年，他又派部下黃征明、康永寧帶去自己的親筆信件8封，請求日本派兵3000人、鎧甲200領，並允許讓其次子七左衛門回到中國故鄉，但均未能實現。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繼續向日本求援，他先後曾5次派使臣鄭彩（鄭成功的堂兄）、張光啟等人，到日本「乞師」，但除了得到一些物資上的援助外，日本並未直接派兵援助。鄭成功去世後，由其子鄭經繼承他未竟的事業，堅持抗清復明活動。他也如其父、祖一樣，繼續派使臣赴日本，要求日本給予軍事援助。康熙二年（1663年）鄭經派遣蔡政、洪未舍等人帶著《致長崎王殿下書》去長崎，取回鄭氏家族在日本的存款，以供應軍用。在此之後，鄭經又先後於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十三年（1674年）派人到日本「乞師」。對於鄭氏的求援，日本當局沒有積極響應。
朱舜水六十歲時，子死軍破，他也留居日本長崎不返。之後，據說鄭成功曾有信給他，托他代向日本乞師求援。那封有名的《鄭成功贈歸化舜水書》（先被收輯在日本的《通航一覽》中，原板保藏在板倉氏家中）中一段話說：
「今欲遠憑日本諸國侯假多少之兵，恭望台下代森（成功名）乞之諸國侯……台下今效採薇之客，莫忘國恩，懇懇。若托諸庇得復運之勢，森之功均出於台下手裡者。黃泉朽骨，不敢空忘。」
南明政權也得到葡萄牙澳門當局的承認和支持。後者通過耶穌會士，與南明政權展開了相當密切的軍事政治合作關係。南明隆武政權建立後，向澳葡當局求援。葡澳當局命尼古拉·費雷拉（Nicolau Ferreiria）率領300葡萄牙士兵北上援明抗清。1646年十二月，清將佟養甲、李成棟攻佔廣州，隆武政權覆亡，清軍繼而轉攻肇慶，威脅永曆政權。永曆出逃廣西，被瞿式耜接到桂林安頓，清軍隨即攻擊桂林。明清兩軍在桂林展開戰鬥，明軍大勝，從而穩定了初建的永曆政權，並使得金聲桓、李成棟等明朝叛將也都見勢反正，從而大大加強了永曆政權的聲勢。而南明軍在桂林守衛戰中取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費雷拉率領的300名葡萄牙士兵的幫助。
因此，永曆政權並非一個無足輕重的空頭小朝廷。相反，在一段時期內，它是爭取明朝復興的旗幟，在國內外擁有眾多的擁護者。在眾多人的心目中，永曆就如同日本戰國時代的天皇一樣，雖然沒有多少實力，但仍然被公認為國家或者正統王朝的代表。因此，永曆政權的命運在中國乃至東亞歷史上，並非微不足道的話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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