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里波利到冬宮：全球史視角下的1916年

一戰真正開啟了現代史的進程，至今我們仍活在一戰的百年遺緒中，這些在近年來已成為耳熟能詳的的共識性新常識，卻並不為太多人知道。那些在一戰中發生的深刻影響到其後百年全球政治格局的事件，大多集中出現在 1916 年。1916 年發生的事件，或者通過影響一戰的結局進而影響了其後的歷史，或者當時並未對一戰的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然而卻對後來的全球政治格局演變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觸發作用。也因此，1916 年不僅僅是一戰史視域中的分割線，更是全球史視野中的關鍵年份。

在《1916：全球史》一書中，英國歷史學者基斯·傑弗里為人們重新勾勒了 1916 年的時間線和事件圖譜，並從全球視角賦予其新的意義，同時也充分展示了當初那些不太為人所關注的草蛇灰線，如何倔強地發展成此後世界形勢演進的主要推手。

畫卷從 1916 年初的加里波利撤退展開。一戰對中東局勢的影響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其中的加里波利推手卻長期為人們所忽視。撤退本身是一次完美的行動，英法在幾乎毫髮無損的情形下從曠日持久的加里波利半島戰事中全身而退。然而這無法掩蓋英法在付出沉重代價後師老無功的事實，而正是在加里波利的慘敗讓英國更深刻意識到自己在從埃及到印度的中東弧線的弱點，從而不得不投注更多的資源到中東戰事中來，並加大對阿拉伯勢力的動員，由此引發了此後圍繞「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劇目和一系列恩怨情仇。

加里波利戰事催生的另外一個當時不太為人所關注的後果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關於大英帝國的坍塌，人們更多關注的是同樣發生在 1916 年的愛爾蘭起義，認為那是吹響大英帝國衰亡奏鳴曲的序曲，但澳新軍團及其在加里波利的遭遇，和由此引發的對英帝國的疏離感，對大英帝國的分裂產生了不那麼喧囂但更為深遠的影響。澳新軍團在戰場上的突出表現和對自己同胞的狂熱忠誠，開啟了戰爭中的大英帝國的漸行性崩潰。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從「帝國什麼時候打仗，我們就什麼時候打仗」，轉變為更設身處地為自己著想，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國家不是另一個英國，而是一個有著自己命運和歷史的獨立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加里波利是一個民族的起源」。

接下來是關於凡爾登和索姆河戰事的剖析，此前人們都更多從戰事的曠日持久和無意義的殘酷等角度來詮釋這兩場典型的西線戰事給一代歐洲人帶來的心理創傷。基斯·傑弗里在這些老生常談之上添加了人力資源的角度。這兩場戰事帶來的人力消耗，令英法兩國更多依賴來自殖民地的人力資源來提供戰鬥和後勤人員，這自然在各個方面提升了殖民地民眾的自我認同、戰鬥技能和獨立意識。也就是說，反殖反帝事業在二戰後的勃興，其根源早在一戰期間即已潛伏。

歐洲戰場人力的匱乏同時也為中國方面「以工代兵」參與一戰提供了可能，而中國加入協約國陣營，得以成為戰勝國一員，又為日後中日之間圍繞德國在中國山東利權的歸屬糾紛埋下了伏筆。這又順帶引出日本在一戰中的角色，尤其在 1916 年機器後的海上戰事中所發揮的作用。冰冷的歷史事實表明，對於協約國而言，日本確實發揮了比中國大得多的作用，這也為他們一戰後在圍繞中國議題的博弈中佔據了有利地位。

此前日本已經協助英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事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日艦幫助英國人驅逐了德國東亞分遣隊，日本海軍還為將澳新軍隊送往加里波利的運兵船提供護航，同時也把法國在東南亞的駐軍送回歐洲。日本海軍還在新加坡設立基地，在中國南海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群島游弋，毫無疑問，這番歷練為他們二戰中在這些地區勢如破竹的攻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6 年初，英國要求日本採取更多協助，以對抗德國輔助驅逐艦鋪設魚雷日漸增多的威脅。日本派出一小隊驅逐艦到新加坡保護馬六甲海峽，又派出一艘巡洋艦進行護航，以防德國人在印度洋西邊的模里西斯、南非以及北面的紅海里搞商業襲擊。在他們游弋於菲律賓群島和南海的同時，還繼續為自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趕赴歐洲的船隻提供護航。

如果沒有日本的幫助，英國將不得不在東方水域中部署更多的海軍資源，而此時英國海軍已經感到捉襟見肘了。隨著與德國海上戰事的升級，英國還在 1916 年下半年和 1917 年初再次向日本請求援助，日本最終也同意在歐洲戰場部署戰艦，此前他們對此頗為猶疑。從 1917 年 4 月到一戰末期，由一艘巡洋艦和四艘驅逐艦組成的日本帝國海軍「第二別動隊」征戰馬爾他，為地中海的協約國海軍做出了重要貢獻，並為此付出了代價。1917 年 6 月，一艘德國潛艇發射魚雷擊中日本「樺」號驅逐艦，導致船首炸裂，68 名日本水手當場死亡。

英國馬爾他基地的海軍准將稱日本的支援「彌足珍貴」，認為法國海軍的聯合作戰效率不如英軍，義大利海軍比法國海軍更差，但日本海軍卻「與眾不同」。當然，英國人也要為日本所承擔的義務付出外交上的代價：英國人不得不在巴黎和會上為日本繼續佔有中國的山東半島及其於 1914 年所佔領的原屬德國的太平洋各島嶼進行背書。

正如日本軍政兩屆領袖所希望的那樣，參加一戰不但鞏固了日本在亞太的區域性大國的威望，也增強了日本要成為同美國和歐洲舊霸權平起平坐的野心。而感到被歐美列強背叛和辜負的中國精英階層，則放棄了全方位擁抱西方道路的迷思，其中一部分人更將目光投向了蘇俄經驗。

不過在 1916 年，俄羅斯帝國不僅沒有表現出要崩潰的態勢，反而貌似在給奧匈帝國造成巨大打擊的布魯西洛夫攻勢中重振了帝國雄風。然而後來的一系列事件證明，正是此一代價巨大的勝利，耗盡了俄羅斯的元氣，將其拖進了崩潰的陷阱中。布魯西洛夫攻勢的勝利，令羅馬尼亞不再猶豫，果斷加入到協約國陣營中。然而其接下來迅速的崩潰，給俄羅斯帶來沉重的戰略負擔，在削弱俄羅斯攻勢集中度和打擊力度的同時，還給德國和奧匈帝國帶來如釋重負之感，從而令他們不再急於實行在東線先與俄羅斯媾和的計劃。如果媾和行動能夠展開，或許俄羅斯帝國就能獲得寶貴的喘息之機，能夠避免竭澤而漁式的持續的戰爭動員，進而避免後來的國內動亂及中央權威的瓦解。1916 年的最後一幕以俄羅斯宮廷寵臣拉斯普京被謀害為核心劇目。在以人治為特色的俄羅斯專制帝國中，這一充滿戲劇性的個人暗殺，充分凸顯了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而這預示了即將到來的動蕩與騷亂。

在這本書的最後，基斯·傑弗里還在嘆息如果加里波利戰事順利，英法能夠掌控達達尼爾海峽，則俄羅斯在東線的態勢將大為改觀，一切的一切都將重寫。或許布爾什維克進軍冬宮之路，就是從加里波利的慘敗開啟的。

不管結論是否牽強，從全球視角觀看 1916 年的種種事件，確實有別開生面之感。在基斯·傑弗里的筆下，1916 年的歷史或環環相扣，舉一反三，或看似閑筆一抹，卻埋下歷史的驚雷，這無一不為人們提供了更為繁複多元的關照與理解歷史的層面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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