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勇：站在虹口的「橋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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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勇,1947年生。現任上海市規劃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會專家、上海市地名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非物質文化委員會專家等。著作有《上海閑話》《閑話上海》《外灘歷史與建築》《上海租界史話》《薛理勇說老上海叢書》等50餘種；主編《上海掌故大辭典》、《上海文化源流辭典》等。
舊虹口港位置圖
◆電燈橋的西堍南側是電廠——斐倫路（九龍路）電廠
牛群從「橋下頭」通過 圖片均由 薛理勇提供
■本報記者 沈軼倫
上個世紀中葉以前，上海的內部，曾經如一個個獨立的「小世界」，裡面的居民只在自己的天地活動。
而對於薛理勇來說，他的童年卻始終橫穿兩個「世界」——居住生活在提籃橋區，讀書上學在虹口區。1960年1月，上海調整市區行政區劃，將14個區合并為10個區，並新建閔行吳淞兩區。其中，虹口區和提籃橋區合并為虹口區，撤銷提籃橋區的建制。
薛理勇童年回憶里的兩個區域，從此融為一體，成為了一段完整的虹口記憶。
提籃橋的確曾有座橋
虹口港是黃浦江的支流，「虹口」地名就是以虹口港得名。
今虹口區境域原為唐代東海捍海塘內灘地。明初上海浦北段(今虹口港)流入吳淞江的出口處被稱為「黃浦口」、「洪口」。清順治年間(1644-1661年),「洪口」改稱為「虹口」，原上海浦北段遂稱為「虹口港」。之後沿虹口港一帶(包括今楊浦區、閘北區的部分地區)，均泛稱為「虹口」。
虹口區志顯示：上海開埠後，光緒二十六年，公共租界當局將整個橫跨今閘北、楊浦、虹口3個區的南部的美租界境域劃為北、東、西、中4個區。境內的租界部分以虹口港為界，虹口港以東部分屬公共租界東區，虹口港以西部分屬公共租界北區。光緒二十九年，租界當局越過今武進路稍北地段，將北四川路延伸至江灣的金家厙，並擅自修築靶子場和江灣路，後又設北四川路捕房。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市政府將原屬公共租界北區部分和閘北區的淞滬鐵路東、俞涇浦南一段劃為十六區。將閘北區的另一部分和江灣區的水電路、柳營路以北與方家浜、南王家浜以南一段和引翔區的沙涇港以西部分劃為十七區，將原公共租界東區一部分和引翔區的另一部分劃為十八區。1947年，十六區改稱為虹口區，十七區改稱為北四川路區，十八區改稱為提籃橋區。
上海解放後，1956年3月，北四川路區與虹口區合并，並將原屬北四川路區的談家宅一帶農田劃歸北郊區。1958年，原榆林區的大連路和大連西路以南包括和平公園、四平中學、郵電新村和原北郊區的大連西路以南包括大連新村、顏家窪等地區劃歸提籃橋區。
至於提籃橋區域，的確曾經有一座橋。資料顯示，提籃橋的橋址在今東長治路東面、海門路西首，系下海浦上的一座木橋，橋寬約2米，長約10米。據傳當年木橋附近有爿竹器店，專營提籃、淘籮而聞名，故人們稱該地區為提籃橋，橋周邊逐漸形成集市，而橋本身約於民國初年廢掉。1903年在此啟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監獄，至今這裡仍作為監獄使用，使得上海人在提起「進提籃橋」四個字時又有了另一層含義。
依水而興的區域內有不少橋，由南向北依次有外虹橋（今大名路橋）、中虹橋（今長治路橋）、里虹橋（今漢陽路橋）、電燈橋（今餘杭路橋）、四卡子橋（今海寧路橋）等，薛理勇的家就在電燈橋的東堍，在橋的西堍南側是電廠——斐倫路（九龍路）電廠。對老百姓來講，當時發電的唯一用途就是電燈照明，於是就把發電廠叫做「電燈廠」，那座位於電燈廠邊上的橋就被叫做「電燈橋」。薛理勇的鄰居小朋友中，有好幾個人的父親是電燈廠的員工。電燈廠的福利很好，洗澡免費，理髮價廉，孩子們經常跟著大人跨過橋，到電燈廠汰浴、剃頭。
「橋下頭」打「康郎球」
在兩區合并之前，虹口港的東面是提籃橋區，西面是虹口區，薛理勇的家屬於提籃橋區。
薛理勇的祖籍在福建福清。他的父親是一名出生在日本的華僑，畢業於日本的一所商業專科學校。1945年後，大批在日華僑紛紛選擇離開日本回到祖國。薛理勇的父親當年也決定回到祖國，但沒有選擇回到家鄉，而是選擇了上海。當時，婦女一般不就業，俗稱「家庭婦女」，所以，沒有多少家庭會把小孩送到幼稚園去。童年的薛理勇特別頑皮，母親管不了，就把他送到河浜對過屬於虹口區的幼稚園。後來，薛理勇的鄰居小夥伴都在提籃橋區讀書，只有薛理勇成了在虹口區讀書的小孩。
薛理勇家當時位於的電燈橋的東堍有一個三角形的空地，人們叫做「橋下頭」。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沒有機動車從「橋下頭」通過，就自然成了一個「小八勒子」的娛樂新天地。
上世紀50年代初，上海盛行「康樂球」活動，不過，當時叫做「康郎球」，是一種正方形，四周有高出的邊框的盤，方盤的四角開有圓洞，並配有16-32顆扁圓形的球子，使用「槍棒」擊打「母球」，「母球」再撞擊「的子」，將「的子」打進洞里，與斯諾克的玩法相似。那時，薛理勇還沒有讀小學，人還沒有康郎球的球台高，只能圍著球盤轉。一次，他突然撿到一張10萬元（相當於後來的10元）紙幣。這筆飛來橫財，成為他童年時擁有的最大一筆財富。
牛群經過「橋下頭」
過去，中國是農業國，視牛為耕牛，許多地方禁止屠宰耕牛，但西方國家起源於游牧民族，肉食以牛羊肉為主。
1843年上海開埠後，進入上海的僑民日益增加。上海地方政府允許僑民到上海周邊地區採購活牛，運到上海後屠宰，租界工部局在虹口建立「S.M.C.Abattoir」，即「工部局宰牲場」，民間習慣叫做「殺業公司」或「殺牛公司」。
早期的殺業公司就設在離薛理勇家不遠的電燈橋的西堍，與電燈廠相鄰。上世紀20年代，一場火災把這個殺牛公司燒毀了，而這裡的地塊逼仄，於是工部局決定將殺牛公司遷往「四卡子橋」（今海寧路橋）重建，並於1933年正式投產，於是「四卡子橋」也被叫做「殺業公司橋」或「殺牛公司橋」。牛大多是通過火車或水路進入上海的，一部分用卡車直接運到殺牛公司屠宰，一部分在虹口碼頭上岸的牛，就採取驅趕的方式送到殺牛公司。
在薛理勇童年的時候，經常看見牛群經過「橋下頭」。有的牛走到「橋下頭」時就不肯繼續前進，牛的力氣很大，它不肯前進，靠人力硬拽是沒用的，於是只能從殺業公司調來「橡皮塌車」（一種使用汽車輪盤的板車），把牛捆綁起來，抬上「橡皮塌車」後運到殺業公司。
大人們告訴孩子：牛是通靈性的，它們知道馬上會被屠宰，所以就不肯前行了。過去在上海城裡見不到牛，有時小朋友真的會等在「橋下頭」看牛群通過。
如今，殺業公司早已經遷出虹口港，原來的廠房也成了時尚地標——1933老場房。牛不見了，車變多了，橋也老了。
上個世紀80年代初，薛理勇在上海博物館上班時，不知道是誰在博物館的舊物倉庫找到一隻康郎球盤，中午休息時薛理勇就又玩起了康郎球。
童年，在虹口「橋下頭」度過的歲月隨著球杆撞擊的聲音，一一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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