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為何背負如此多冤屈？

秦始皇嬴政是中國歷史上很冤的皇帝，統一中國後，知識階層的謾罵、詛咒就開始了，他的墳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場，任何人都可以把個人的怨氣和社會弊端傾倒在上面。

帝制社會兩千多年，對嬴政的控訴沒什麼創意，翻來覆去都是盜版賈誼的《過秦論》，士大夫們並非不了解嬴政的功過是非，為了殺雞給猴看，讓當政的皇帝更寬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聳聽，睜眼說瞎話。當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兩，貶低嬴政也就等於抬高自己，所以睜一眼閉一眼，樂得其果。君臣雙方對嬴政的話語權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會結束後，嚮往民主制度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們又發明了一個新罪名：「專制主義的祖師爺」。把中國十八世紀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認為嬴政是限制中國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這個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被反馬克思主義的人高舉起來，怎麼看都滑稽。

看來哲學也好，歷史也罷，在功利主義者手裡都是隨意掀動的門帘。

先說焚書，按司馬遷的「《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皆燒之」記載，嬴政不是把《詩》《書》百家語等竹簡全部燒掉，而是燒毀非博士以外的人擁有的這些書籍；事實也應該如此，倘若全部燒毀，今天的《詩》《書》以及百家語從何而來？很多學者認為今天的《詩》《書》是漢初文人憑記憶或口傳再創作的，學術上不應過分重視。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幾次大考古證明，漢代的《詩》《書》與先秦的《詩》《書》是一脈相承的。這等於直接否定了所謂「焚書」造成了文明斷代的猜疑。司馬遷在《六國年表》中嘆息：「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國歷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問題是誰能否定這些失蹤的六國史籍不是楚霸王這個縱火犯的傑作呢？再看看嬴政保護的「醫藥、卜筮、種樹等技術書籍」命運，有幾部流傳到今天？一部沒有，最早的技術類典籍是《漢書?藝文志》。為什麼嬴政焚毀的書大多傳承下來，而他保護的卻一本也沒發現。這說明文明傳承與斷裂並非嬴政一人之功過。

再說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頒布法規，嚴禁厚古薄今，嚴禁背後誹謗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騙失敗後大罵嬴政並相約逃跑，這不是藐視法律嗎？活埋四百多名知識分子是事實，依法處罰也是事實，這與後來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羅織罪名迫害忠臣枉殺無辜完全是兩種性質。再說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嗎？後世學者以扶蘇勸誡嬴政「諸生皆誦法孔子」為儒生依據，怎麼又忽視了司馬遷「坑術士」的結論呢？嬴政聘用的儒學博士淳于越、伏勝、叔孫通、羊子、李克、圈公誰被活埋了？

與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個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敵視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記載了嬴政兩次隨意殺人的經過。第一次是征服趙國後，他親自赴邯鄲將母親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對李斯奢靡的不滿言論被周圍人泄密，嬴政將身邊人處死。這兩次以外的殺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處罰依據。

萬里長城、驪山墓、阿房宮是指證嬴政大興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惡。大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認為嬴政動用了三百萬人力大興土木，其中戍邊的扶蘇、蒙恬大軍三十萬、建長城五十萬，驪山墓和阿房宮一百五十萬，鑿靈渠五十萬，加上其他雜役二十萬，勞工總數佔全國總人口15%。漢初的晁錯更認為「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勞工佔總人口40%。這個1+1=2的簡單計算足以把嬴政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但是事實絕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會知道，這些並非同一年開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邊移民被史學家們重複計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擊匈奴，南鑿靈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萬大軍打敗匈奴後開始修建長城，建設者還是北擊匈奴的三十萬大軍。《過秦論》說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難道秦朝時期中國軍隊已經職業化了？趕走匈奴後只負責站崗不搞建設？至於修建阿房宮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長城雖然不會完工，三十四公里長的靈渠經過近五年建設應該竣工了，勞工們自然去轉修驪山墓。驪山墓不假，阿房宮卻是謊言堆積出來的奢華宮殿。最新的考古證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個一千四百多米長五百米寬的大土堆，一個只建設了廣場和圍牆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燒了三個月的宮殿不是阿房宮而是咸陽宮。司馬遷敘述的阿房宮規模是嬴政的藍圖，後人卻把它變成了事實。怎麼連起碼的判斷都喪失了？不用說兩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時間建設的宮殿能豪華哪裡？長安街上的大貝殼？再說賈誼、司馬遷也沒說過用七十多萬勞工建阿房宮，更沒說過楚霸王焚毀了阿房宮。司馬遷的原話是「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歷史大學者們怎麼只記住了賈誼、司馬遷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視準確的記載去憑空想像呢？按《史記》敘述，即使在徭役最嚴重的嬴政去世當年，給嬴政干私活的勞工也沒有超過八十萬，加上長城等社會基礎工程建設，勞工總數應該是一百二十萬上下。晁錯的意思應該這樣理解：在秦朝十餘年的統治期間，一個五口之家先後有兩人服過勞役。按全國人口兩千萬計算，共有八百萬民眾服過勞役，平均每年六、七十萬。這個數字大體吻合《秦律》中每個公民六十歲前要服徭役兩年的規定，也符合「秦與漢初徭役大體相當」的結論。

相對公正的司馬遷對嬴政的評價也有商榷之處，行文前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蘇的勸諫，指出被坑殺的是孔子門生，後文又用「坑術」做結論，而且只記錄了被坑殺的人數卻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這既不符合邏輯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學精神。事實如果按司馬遷描繪得那樣嚴重，被坑殺的不可能都是無名之輩，嬴政為了「天下知之，以懲後。」怎麼會不通告天下被坑殺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後這些人的姓名遺失了，被坑殺的人數就準確嗎？姑且是事實，這就說明嬴政坑殺四百六十人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了。這個罪行與後來暴君枉殺成千上萬相比哪個更嚴重？再有，司馬遷認為嬴政心胸狹隘，殘暴酷虐，但是列舉的事實不充分且值得懷疑，比如為了泄憤調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樹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樹木？相反司馬遷的很多記錄反而證明嬴政是一個禮賢下士、不計前嫌、知錯就改的寬容皇帝，比如對客卿李斯的發現和使用，比如採納修建鄭國渠的水利工程師鄭國的建議，比如對商鞅的謙恭，再比重用公開或私下反對過自己的尉繚、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馬遷之所以刻意貶低嬴政，是為了譏諷宮刑自己的漢武帝。在東擴西征、不惜民意這一點上，劉徹確實是嬴政的嫡傳弟子，所以司馬遷借古諷今之論也不是沒有道理。

嬴政在賈誼、司馬遷、班固、妙筆生花的大文豪、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筆下一步步走上了斷頭台，他為後世開創的偉大福祉被唾液淹沒，成了一個很冤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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