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與陳布雷：蔣介石也稱他倆「國士完人譽滿四海」

文史 05-08

文/李滿星

張季鸞與陳布雷：蔣介石也稱他倆「國士完人譽滿四海」陳布雷

民國時期《大公報》首任總編輯張季鸞，與蔣介石秘書陳佈雷，有二十年交情，可謂文字至交。兩知己互相欣賞，堪比瑜亮，生逢亂世以文章報國，成就一段佳話。

兩支筆聞名天下

民國誕生，張季鸞以秘書身份執筆起草了孫中山的《就職宣言》，陳布雷以報人身份翻譯了孫中山的《告友邦人士書》。大時代的兩支筆，參與民國創世，聞名天下。

張季鸞，名熾章，字季鸞，後來以字聞名天下，他的本名反而少有人知曉。張祖籍陝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於山東鄒平。陳布雷比張季鸞小兩歲，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筆名佈雷，浙江省慈溪縣西鄉官橋人。

兩人都上過當地有名的學堂，熟讀經史，受新文化、新思想影響很大。張季鸞在1906年年初留學日本，在東京見過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當面聆聽其教誨，還協助創辦同盟會陝西分會，主編《夏聲》雜誌，初顯才名；陳訓恩在浙江高等學堂讀書時，從國文教師那裡飽覽了《復報》、《民報》、《新世紀》等禁書，議論風發，有時在作文中竟毫無顧忌地把「光復漢物，驅逐胡虜」也寫了進去。清末「浙路案」起後，陳訓恩被推為浙江高等學堂的學生代表之一，撰寫一篇關於「鐵道國有」的文章寄給楊度，又寄一份給上海《天鐸報》的洪佛矢先生。洪佛矢將陳訓恩的來書在《天鐸報》上刊出，並回信勉勵陳訓恩常撰文投寄該報。這就是陳訓恩與新聞界發生關係的開始。

辛亥革命前夕，一大批熱血青年陸續回國報效，張季鸞回國，出任《民立報》編輯。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于右任保薦張季鸞為總統府秘書。同時的秘書中有康心孚、楊杏佛、任鴻雋、林伯渠等青年才俊。

張季鸞曾執筆起草孫中山的就職宣言。

孫中山的就職宣言，高屋建瓴，氣勢雄健，思想邃密，文采璀璨，通過電波，傳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在經過了近百年的今天來看，依然給人以熱血沸騰之感。

張季鸞的才華，也為內行人所欽佩。

就在這一天，張季鸞及時向位於上海的《民立報》拍發新聞電，報道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和大總統就職的盛況。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拍發的新聞專電。熟悉新聞史的後起之秀徐鑄成評價：「中國報紙之自有新聞電，確以季鸞先生一電為嚆矢。」從政而不忘新聞報國，難怪張季鸞後來要以報紙作為他終生事業。

陳訓恩也在1911年走上新聞報國之路。這年春，陳訓恩由家鄉過上海赴杭入學，暫住在天鐸報社。他的堂兄陳屺懷任社長，總編輯戴天仇，即戴季陶，因結婚請假，請陳訓恩代編報紙。陳每日撰短論兩則，有時也代撰論說。他撰寫的短論，文筆洗鍊，字句鏗鏘，頗能吸引讀者。在當年秋「浙高」畢業後，陳即被吸收進《天鐸報》工作。報社的胡飄瓦要陳起個筆名。陳想起在浙高讀書時，因為長得面頰圓滿，胖乎乎的，被同學們戲稱為「麵包孩兒」，麵包的英文為bread，譯音為佈雷，於是就用起了「布雷」的筆名。大家都知道布雷姓陳，都以陳布雷稱之，漸漸陳訓恩已不大為人知曉。

武昌起義時，陳布雷在《天鐸報》上以布雷筆名，設《談鄂》專題，按日連載，共寫十篇專論，滬杭各地競相傳閱，從此布雷之名響徹滬、寧、杭等地。

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發表《告友邦人士書》，稿子是英文寫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帶到上海，想在報紙上發表，一時找不到翻譯，結果陳布雷以古文試譯一段，他的譯文典雅傳神、準確。王看了大為滿意。於是這篇《告友邦人士書》成了《天鐸報》的獨家新聞。第二天《民立報》同人知道後，不無遺憾地對於右任說：「此文《天鐸報》搶先發表，可惜可惜。」

4月1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張季鸞亦隨之離開臨時政府，投身民主革命的激流中。

陳布雷也因與《天鐸報》總編輯李懷霜意見不合，遂辭職回寧波任教，但民主革命的激情未減，並於1912年3月在寧波參加同盟會。

畏壘、一葦齊名

張季鸞與陳布雷始識，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

張季鸞離開臨時政府回到上海，輾轉京滬辦報，開始報人生涯。

1913年年初，張與曹成甫創辦北京《民立報》，同時兼任上海《民立報》駐京記者。發生了宋教仁案後，張季鸞挺身而出，在北京《民立報》與于右任南北遙相呼應，以鮮明的立場，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痛斥袁世凱的野蠻暴行。後來，張季鸞得知了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內幕，立即撰文在上海《民立報》披露，震動全國，掀起倒袁浪潮，並成為討袁「二次革命」的導火線。

袁死黎繼，張季鸞任《新聞報》北京特約記者，以「一葦」通信膾炙人口。後，張為《中華新報》總編輯，因披露段祺瑞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被捕。

陳布雷於1920年到上海再次踏入報界，任《商報》編輯部主任。陳布雷執筆的那些時評，議論透闢，文筆犀利，深得讀者喜歡，被報界譽為「突起之異軍」。1923年，評論改署名制，陳布雷開始使用「畏壘」的筆名，他不畏懼軍閥的強勢，這一年發生的大事，如曹錕賄選、孫傳芳舉兵入浙江等，他都曾發表旗幟鮮明的反對文章。孫中山對《商報》也非常賞識，說「等報，雖屬黨員辦的報紙，可是為黨宣傳最得力的成績，遠不及《商報》；《商報》只是幾個同志在那裡苦撐，可稱為忠實的黨報」。蔣介石這時在上海訂閱《商報》，經常讀署名佈雷的文章，也常聽戴季陶等稱讚陳佈雷的文筆流暢犀利。在上海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商報》亦很注意，在自己辦的刊物上常轉載《商報》的社論。郭沫若推崇這一時期的陳佈雷，「如椽大筆，橫掃千軍，令人傾慕」。

這時主筆《中華新報》的張季鸞稱讚說，《商報》社論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輾轉探詢，始知著論者為陳、潘二人」。

陳布雷與張季鸞訂交，也是在這時。

陳布雷在《商報》，因為與張季鸞主持的《中華新報》打起了筆墨官司，往複論辯七八次，可謂不打不相識。陳布雷過後認為，他們論辯的論據，實際上未必強於張季鸞所持者。而正在這時，張季鸞卻在《中華新報》發表一短評：「余在報界十年，感寂寞與痛苦久矣。最近商報與本報之辯論，其主張且不論，然其攻擊之猛，筆鋒之銳，令為讀之先自感一種愉快，甚喜我報界之有進步也。國事待討論者正多，如吾兩報，不宜為一個問題，辯難不已，宜自此結束論爭，不必定孰為得失。」

張季鸞在《中華新報》表現出的雅量和深情，為陳布雷所敬佩。

自此，兩人訂交，互為伯仲。第二年，因為《中華新報》停刊，張季鸞離開上海走北方。陳布雷急忙寫信敦勸，說：「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輿論界萬不可無先生，援招隱之義，敢以重回故業為請。」張季鸞回信，寫道：「且請拭目俟之，中國必須有終身之新聞記者，舍我輩其誰。」

1926年秋，是陳佈雷、張季鸞二人人生的轉折點。

當年9月1日，張季鸞擔任總編輯的《大公報》，以新姿態與讀者相見。自主持新記《大公報》筆政後十五年間，張季鸞如魚得水，龍飛九天，意氣風發，馳騁報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朝野一致景仰，聲名遠播海外。其影響之大，享譽之高，不惟國內罕有其匹，就是在歐美新聞人中，也不多見。

經過具有帝師之稱的張靜江推薦，陳布雷1926年冬天來到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後，蔣介石就請他寫一篇《告黃埔同學書》。陳布雷奮筆直書，把歷年對北洋軍閥的憤恨和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義憤一齊傾瀉在紙上，義正詞嚴，擲地有聲，一個晚上一揮而就。此文文白兼用，情理並茂，有的地方還運用四六對仗文句，讀起來鏗鏘有聲，成為北伐時的一篇名文。

張季鸞主持新記《大公報》筆政後，論事析理，能夠時時處處出以公心，超越黨派私利，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曾以「三罵」膾炙人口，以直聲、文名而使天下皆知。

「三罵」其一為罵軍閥吳佩孚。1926年12月4日發表社評《跌霸》，對曾「獨霸一時」而今大勢已去的吳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結局進行了精闢的分析，該文也成為為吳氏及直系軍閥的送終之作。

其二為罵汪精衛。1927年11月4日，張季鸞在《嗚呼領袖慾之罪惡》中，點破汪氏政客本來面目，對忽而「聯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衛之反覆無常進行了無情的揭露，並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十餘年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的原因，是「領袖慾與支配欲為之祟耳」。

其三為罵炙手可熱的蔣介石。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大革命失敗。4月29日，張季鸞寫出社評《黨禍》，抨擊蔣介石殺戮青年、殘害進步人士。1927年12月2日，張季鸞在蔣介石宋美齡新婚次日，發表傳誦一時的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文章縱橫捭闔，嬉笑怒罵，冷嘲熱諷，指控「不學無術」的蔣「自誤而復誤青年」，淋漓盡致，邏輯謹嚴，文采出眾，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

1928年7月，在河南鄭州，經陳布雷引薦，張季鸞初次採訪蔣介石。七個月前曾被張季鸞痛罵過的蔣介石不計前嫌，反而視張為國士諍友。蔣介石深知，古往今來，得天下者，要動刀槍，還要動筆桿。他感到急需一位能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大文士、大手筆，作為在新聞界的代言人。因此，蔣對張禮敬有加，言必稱先生。

攜手輔佐蔣介石

1928年後至抗戰前期，張季鸞、陳布雷共事一主，攜手輔佐蔣介石。張充當新聞界的代言人，陳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文稿。

陳布雷充當蔣介石幕僚，頗受器重。他為蔣介石捉刀，起草各種文告、文件，甚至代筆寫《西安半月記》之類的私人文字，深得蔣的心意。蔣介石一改對部屬「張參謀長」、「李軍長」之類的稱呼，尊陳布雷為「布雷先生」。

而對張季鸞，作為獨裁者的蔣介石同樣禮敬有加。國民黨的輿論宣傳總是不能適應其要求，這令蔣深為不滿，也是國民黨的輿論宣傳機構屢屢挨罵的主要原因。這也就難怪始終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黨派的張季鸞及其主持筆政的《大公報》，受到蔣介石重視，脫穎而出，並成為一代論宗和全國的輿論重鎮。

1931年5月2日，在紀念《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送來親筆題寫的「收穫與耕耘」賀詞，稱該報「改組以來，賴今社中諸君之不斷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

張季鸞其人欣然為政府所用，蔣介石常通過陳布雷約其晤談，討論時事，並時常電話諮詢，稱其「季鸞先生」，可見蔣對他的尊敬。

《大公報》重心南移、出版上海版以後，他們的往來更加頻繁。張季鸞通過陳布雷深知蔣的為人和想法，在腦中將它推前一步，寫為社評，蔣覺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實行。

《大公報》所以常常得風氣之先，蔣也因此收「尊重輿論」之譽。

充當戰時精神長城

抗日戰爭時期，張季鸞、陳布雷和蔣介石的關係，達到了密切無間的頂峰。張主筆的《大公報》全力鼓吹抗戰，激勵民心士氣，而且參與蔣重大的決策和活動，演繹諤諤國士式故事。陳佈雷，充任蔣介石文膽及「軍機大臣」，為蔣介石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文稿，演繹出了一連串的「賢相」式的故事。張季鸞、陳布雷合作起草的文告和社論，被稱為「戰時精神長城」。

1937年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最後關頭》兩篇文章，其中「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為張季鸞的得意之筆。這種旗幟鮮明地宣揚國民政府決定犧牲到底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場，對全國軍民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對各黨派、社會各界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對引導全國各界的輿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功不可沒。

「八一三」淞滬戰起，蔣介石在武漢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表示:「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其實，這篇影響深遠的文告，是陳布雷起草、張季鸞參與了其中修改。張並在《大公報》發表社評《置之死地而後生》，振奮人心，影響極其深遠。

南京會戰時，和平謠言滿天飛。張季鸞和陳布雷商量後，寫下了《最低調的和戰論》。文章指出，只要大家「不分黨派，同心奮鬥」「中國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力言和局之不可保，只有繼續抗戰之一途」。這篇社論一發表，瀰漫南京、武漢的「和謠」就為之一掃，「空氣澄清」，在當時影響很大。

在武漢期間，國家局勢最為動蕩，不僅張季鸞在《大公報》的言論最為社會所關注，其為蔣所撰寫的重要文稿，也在國內外引起重要反響。陳布雷1938年在武漢，在日機轟炸下，為蔣介石起草最著名的六千字的文告《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也傾注了張季鸞的心血。張季鸞評論該文謂：「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告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徵。」

這篇文告用五種語言，向國內外廣播。海內外各報，一律在頭版頭條刊出。這對堅定全民抗戰的信心，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有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1940年日本對大西南抗戰後方進行狂轟濫炸之際，蔣介石決定，發布《告日本國民書》，警告日本當局。

《告日本國民書》，本是蔣介石命陳布雷寫，陳則推薦張季鸞執筆。當時，張季鸞因為肺病卧於病榻。但他欣然受命，以日本風格及日文寫成，洋洋洒洒近萬言，蔣介石閱後一字未改，印刷後用飛機撒向日本主要城市。

抗戰期間，張季鸞、陳布雷兩人關係更加密切，談論世界局勢，論敵情，論戰局……畏壘一葦，一時瑜亮。陳布雷日記中隔三兩天都有記載。在對外宣傳方面，張出了很多主意，陳布雷常常把張的長信和建議幾千字幾千字摘錄在日記中。

國士完人譽滿四海

1941年8月31日，張季鸞病重住進中央醫院治療，陳布雷到醫院探訪達三次，可見交情之深。9月6日凌晨5時，陳布雷得知張季鸞去世了，6時30分就趕到中央醫院，為民國失去一國士，同仁失去一摯友，不勝欷歔。直到9時，陳布雷目睹裝殮蓋棺，才離開回去，但他依然不願相信知己摯友已經去世。午後，為委員長起草哀悼張季鸞唁電，經過蔣介石過目後立即致大公報社。

下午4時，陳布雷再次至中央醫院幫助辦理成殮事宜。直到晚上8時，陳布雷才歸到寓所。晚上，陳布雷在日記中詳細記下了張季鸞之死。陳布雷在日記中也有記友人或親人之死，但從未這樣詳細和充滿感情，而且對張的評價也遠遠超過其所記之任何人。

陪都新聞界和各界人士為張季鸞隆重舉行了追悼會。國共兩黨領袖蔣、毛諸公同聲哀悼。蔣介石、周恩來都親自參加公祭並致送輓聯。

蔣的輓聯是：

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

1948年11月13日，追隨蔣介石二十年的幕僚、「文膽」陳布雷黯然自盡，終年五十九歲，一生清廉、人品高潔的他在留給蔣的遺書中說：「自問平生實無始終貢獻可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蔣則稱譽他為「當代完人」。

本文摘選自《名流滄桑》（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張季鸞與陳布雷：蔣介石也稱他倆「國士完人譽滿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