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之際的巴蜀學術

漢晉之際的巴蜀學術，以地方志的撰述為洋洋大觀。據劉琳先生《華陽國志校注》的統計，在常璩之前，其成書者即達三十餘種。時全國方誌亦不過百餘種，巴蜀方誌（分屬歷史、地理、人物三類）就佔去約l/5的江山。其中有八種《蜀本紀》（作者分別為揚雄、司馬相如、嚴遵、陽城衡、鄭廑、尹貢、譙周、任熙），三種《巴蜀耆舊傳》，二種《益部耆舊傳》（陳術、陳壽），二種《蜀書》（陳壽、王崇）以及來敏《本蜀論》，李尤《蜀紀》，常寬《蜀後志》，譙周《益州記》《三巴記》，黃容《梁州巴記》，祝龜《漢中耆舊傳》。

迨常璩（系江原即今崇州人）《華陽國志》出，巴蜀地方志終成一時之盛。常璩在成漢政權時即掌著作，編纂有《梁益寧三州地誌》及《漢之書》（入晉後稱《蜀李書》或《蜀漢書》），時人孫盛譽之為「蜀史」。桓溫伐蜀後，常璩在東晉首都建康（今南京）為官，鬱郁不得志，遂以將近六年之功裒削舊作，改寫成十二卷本的《華陽國志》。其記自遠古到東晉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間的巴蜀事，創造出一種包含歷史、地理、人物三大內容，融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為一體的新體裁，為以後「千六百年來地方志所取則」（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任乃強先生還以中華文化大融合的眼光論之曰：

巴、蜀、南中，即今所謂大西南者，開化雖與中原同時，而以地形險阻，僻在邊方，文化發育則不與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獨特的經濟基礎，文物有獨具之特色，其與中原文化，尺短寸長，各有所適。漢魏以降，雖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異致，世亂則離。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為人類創造奇蹟，而馬、班之書僅在《河渠》《溝洫》篇中記以數言。天文曆數，《易》理醫方，從未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漢》諸書亦未明確萇弘、洛下閎、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見輕，述作亦遂罕能傳於中原者。相如、揚雄之賦，乃得狗監與侍臣推薦而顯。是故蜀士多懷寶自述，肥遁不出。此巴蜀與中原古代隔閡之實際情形也。常璩此書，純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馳騖於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暢其流灌，使中土不復以蜀士見輕，而蜀人亦不復以中土為遠。唐宋以降，蜀與中原融為一體，此書蓋有力焉。（《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

在常璩以外，以史學影響全國的學術大師還有陳壽（233－297，安漢即今南充人）。他於西晉初年在首都洛陽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先前在蜀漢時為史學家譙周弟子，蜀未亡時即留心蜀國史事，入晉後便撰成《蜀書》。至北宋，該書與他另撰的《魏書》《吳書》合為《三國志》。時人因其取材嚴謹、文筆簡潔、記事比較真實而譽為「良史」。以後將它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合稱為「四史」或「前四史」。漢晉之際的蜀中文學也很有名。文學史上所稱的「漢賦（大賦）四大家」，蜀中就佔了三家，即司馬相如（成都人）、王褒（資陽人）與楊雄。劉勰《文心雕龍·麗辭》以揚雄、司馬相如並稱「揚馬」。鍾嶸《詩品序》則以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並稱「王揚枚馬」。《文心雕龍·詮賦》還說：「漢初詞人，……陸賈叩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後人又將司馬相如和寫《史記》的司馬遷同頌為「文章西漢兩司馬」。

漢晉間，蜀中科學技術亦令人稱羨，成績最大者當數天文。其理論大家揚雄、譙周各有著述名世。揚雄的《太玄》不僅是哲學文本，同時也可視為天文學著作。揚雄原來相信蓋天論，後來成為渾天說的堅定擁護者。（《隋書·天文志》即有揚雄「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的記載。）東漢科學家張衡從《太玄》裡面學到天文、曆法、數學等方面的知識。他所著《太玄經註解》《太玄圖》，便是這方面的體會。

蜀漢時期的譙周（201－ 270，西充國即今閬中人）則撰有《天文志》《災異志》等著作，用天星講經緯度，還記錄了有關哈雷彗星和日中黑子的情況。這一時期在天文學方面貢獻最突出的是閬中人落下閎（公元前140—前87）。他在漢武帝時期由同鄉譙隆推薦進京（長安），參與對舊曆——自秦統一以來用至漢初的「顓頊歷」的改造，承擔新曆的運算工作。他創製出渾天儀來觀測天象，又造出渾天象（即天球儀）去再現天體的運行。（盛唐開元年間，蜀人梁令瓚與僧一行先鑄黃道游儀，繼而改進落下閎的渾天儀，造出「水運渾天俯視圖」。其中的計時機械，當是世界上最早的機械時鐘裝置。）經過長期的觀察測量，落下閎和鄧平、唐都等最終確定以「八十一寸」為「一日之分」，即所謂「八十一分律歷」。這個成果實際將一月的時間定為 29 43/81天，即 29.53086日，則一年為365.250162日；又以1539年為一統，4617年為一元（三統），以135個朔望月為交食周期；還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對二十四節氣的系統進行了改革。

由於新曆初用夏正，以正月朔日為歲首，漢武帝便將它定名為「太初曆」，並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這距離落下閎去蜀入京（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已有六個年頭。

以落下閎為代表的西漢初年的科學家創製的太初曆是中國曆法史上首部有完整文字和數字記載、比較系統科學的曆法。它以孟春正月為歲首，依春、夏、秋、冬順序至陰曆十二月為歲終，使農事與四季順序相吻合，從而方便了勞動人民安排生產和生活。

落下閎在創製太初曆過程中提出的渾天說，為他稍後的揚雄及東漢的張衡發明新說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綜觀漢晉間的哲學、史學、文學、科學諸大家（如揚雄、司馬相如、陳壽、常璩、落下閎），他們的最終成就雖然都在巴蜀之外的地方（中原和江左）完成，但是，其學術根基卻是在巴蜀地域奠定的。他們後來到中原、江左將巴蜀學術、巴蜀文化發揚光大，並與中原和江左的學術文化相結合，這才有了那些足以震爍千古的卓越成果。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些巴蜀學人之所以能勇敢地走出巴蜀，去放眼看外面的世界，則是與自秦漢三國兩晉間源源湧進的外鄉人及其學術文化的砥礪鼓動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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