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憶當年：雖不掙錢 但被老鄉追著看病是最幸福的

核心提示：所以我上山下鄉最大的體會之一，人那時候活一種精神、活一種成就感。那時候我一分錢不掙，而且搭了好多錢，把家裡帶來的東西都搭進去，在農村被老鄉追著給他們看病，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孫立哲 男，1951年生於北京，清華附中67屆初中生。知青10年，他和關家莊醫療站的赤腳醫生們在窯洞里治好了上萬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術，成為全國醫療衛生界的先進典型和知青模範。現為出版人，往來美國、北京兩地。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報》2014年12月22日C02版，口述人：孫立哲，原題為：《「文革」把我們原來期望的未來路徑全打破了》

毛主席那指示發表的時候，我滿17歲。

我1951年生人，11月11號生日。我名字中的「哲」字是後來改的，原來是「喆」，裡面有「十一十一」，很吉祥的一個意思。原來鉛字字型檔里沒這個字。後來我成了知青典型，報紙要登我的文章，找不出這個字，就問我能不能改名兒。我說「改吧」。

很多人聽見消息就走了。我是1月6號走的。那時我在清華附中，初二。

我們家三個男孩兒。哥哥大我8歲，那年是科大的學生，差一年畢業。所以他是大學到東北，也下去了。我上陝北。弟弟比我小7歲，在北京留了一段時間，後來也下到農場，在江西那邊。

當時父親因為留學美國，被懷疑美國特務審問了好幾次，下放到江西的「五七幹校」勞動，在那兒染上了血吸蟲病。1949年他從美國麻省理工畢業後已經在通用電器工作了，為建設新中國選擇回來在清華當教授，清華電機系出來不少人，他學生里有一個朱鎔基。

媽媽給了我一個羊皮褥子，它救了我

回想起來，當時我們是處於非常壓抑的狀態。「文革」把我們原來期望的未來路徑完全打破了。

「文革」一開始，學校停課。我出身不好，「紅衛兵」吸收不了我，我感到很大壓力。後來武鬥開始更亂。人在批判自己，自己所有東西被否定的情況下，總要找一個東西來替代，需要一個新的出路——不是你做什麼的出路，而是你價值觀的出路，你重塑理想、對未來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和你在世界中的地位。那時候在世界中的地位等於零，甚至是負數，所以還是很不甘心。

在那種情況下聽到這個指示，感覺是一種比較高興的。人在受到壓抑、感覺迷茫的時候，這是一絲光亮，雖然並不明確，但至少是給了我們尋找、實現理想的一種可能，也是對自己一種試煉。另外因為大家都去，不再是自己一個人迷惘，而是一個集體在一起，集體中存在一種相互扶助的期望。

所以你要說有多少人哭啊、不想去，也可能有。但在我理解的這個，哭的可能更多是父母這一輩，因為裡邊有的是獨生兒女，也要走。

走的時候父親已經在幹校，母親還在北京。我媽媽給我帶了一個羊皮褥子，那個救了我了。到農村是1月9號，沒想到那麼冷，不太好思議的冷。剛去年齡小，自己還管理不了自己，不知道去省著柴禾燒，沒有柴禾你就把炕燒不熱。也不是多大一個羊皮褥子，但鋪在身子底下，現在回想起來起了大作用，不然的話冷得要凍死。史鐵生不是跟我們一個窯洞的嗎？我估計他原來身體不知道哪兒大概抵抗力比較差一點兒，他就是睡那個涼窯洞，加上後來他放牛看牛，夜裡邊起來要喂料，在山裡頭睡在涼地下。我覺得跟他最後癱瘓有很大關係。

給自己規定一天背250個英語單詞

一到村裡頭，發現好多老鄉躺在炕上，發燒四十多度，一燒就燒一個多月。小孩兒還有死的。死了以後就請巫醫叫魂兒，沒有任何的醫療。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一種斑疹傷寒，通過虱子傳染的一種流行病，所以全村的勞力一半都躺下了，還有一躺躺一家子。

那時我們知青自己從家帶了點感冒藥什麼的，我們就把大家的葯集中起來，翻著一本《赤腳醫生手冊》摸索著治。後來發現有一種治拉肚子抗菌素管事兒，叫氯黴素。就想辦法去買這種葯，結果把村裡這個問題大致給解決好了。這個是比較突破性的。

那方面知識其實那時候沒有。但至少你有一點兒基礎，能有點兒摸索。另外你還稍微把自己帶去的一些資源利用起來了。所以人特別有意思，在困境當中人有很多本能，這種克服困難的本能有時候挺強的。

後來人家立刻就覺得我們是大夫。史鐵生再教我些扎診（扎針灸）。我們還做了一些很基礎性的工作，比如說剛出生小孩兒那時候死亡率特別高，為什麼呢？就剪臍帶這件事，那剪子是發霉、有銹的，得破傷風。這事兒我們還可以，就告訴她們剪子一定要煮完以後再剪。就這一下救了不少人。

現在回想起來，人的適應性確實相當強。今天要再經歷那個確實有點兒受不了，幾乎是不可想像。但當時在那種政治壓力下，在一種自我發現、自我證明，證明自己不那麼差的願望下，沒有人叫苦，每個人都拚命念書。然後大家見了一個是談論國家大事、世界形勢，再一個就談看了什麼書。那時候風行看《資本論》、《反杜林論》。也看歷史、哲學、文學。我是把《古文觀止》給背下來的。另外給自己規定一天250個新單詞。我英語就是在那兒自學的，後來又學德語。

大部分人不願意一輩子當個農民

大概過了半年以後，對於未來是什麼樣，開始有想法了。到底這東西還會不會有一些變化，還是一輩子就這麼插隊、農民化了？大部分人是不願意一輩子當一個農民的，甚至打仗都是一個出路，哪怕犧牲了。1969年、1970年的時候正好有一個要跟蘇聯打仗，林彪一號令什麼的。還有一些知青越過國境到緬甸、柬埔寨、越南參加緬甸人民軍之類的。就是希望在新的變動中去找到一些機會，因為我們對於這個社會實在是無能為力的。

就是說，人總是需要建立理想化的一種價值觀。你每天做的事如果實現的結果就是吃飯，那至少對我們那批人，是不太好支撐我們活下來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解決生存問題，另一方面試圖找到一種新的「讓自己有用」的機會。

在我，就是迅速進入了一種和農民的需求結合的道路。我學醫很偶然。過去我們的學習模式是先學，再去想辦法用。而我們在農村，學是為了用。需要的東西先學，那個學習動力強到什麼程度？強到你要解決的這一個問題，它就是要命的問題，還是急性的，你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不管用書、用想還是跟誰討論，這問題你得解決。

比如生孩子生不出來，生孩子的事你沒地兒問；胎盤出不來，把我給叫去了，我還得把胎盤拔出來。不是敢不敢，而是你到時候必須得有一個辦法，你得自己想，想好了就做。所以我們當時經歷的好多事，現在回想起來都不太好想像。但那是沒辦法，就必須當地搶救。第二個，在沒有條件的時候，它不一定好多事它不能幹，它是可以有好多創新的辦法。

所以我上山下鄉最大的體會之一，人那時候活一種精神、活一種成就感。那時候我一分錢不掙，而且搭了好多錢，把家裡帶來的東西都搭進去，在農村被老鄉追著給他們看病，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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